汝龙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文学翻译家。长篇小说《阿托莫诺夫一家》、《人间》、《复活》、《亚马》、《总督大人》等。汝龙于1991年7月13日去世。

汝龙 - 简介

汝龙(1916-1991),文学翻译家。江苏苏州人。1938—1945年先后在江北县立中学、重庆复兴中学、四川巴蜀中学、重庆复旦中学、四川涪陵中学任英语教师。建国后,历任江苏文教学院副教授、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译有〔苏〕高尔基《人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俄〕《契诃夫小说选集》(一至二十七册)等。 长篇小说《阿托莫诺夫一家》、《人间》、《复活》、《亚马》、《总督大人》等。

汝龙 - 文学道路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因是长孙,受祖母溺爱。他的父亲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北平平绥铁路局工作,他六岁时随母亲和姐姐一同来到北京。他的父亲看不惯他从小娇生惯养、顽皮任性,就严加管教,逼他学好数学,每星期日必须做应用题若干道,希望他长大也做工程师,接父亲的班。但他数学虽然学得很好,却不喜欢,他喜欢看古典小说,如《封神榜》等,看得入迷,受这些书的影响,讲哥们儿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上中学时,偶然看到姐姐从学校带回的新文学杂志,从此对新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用零花钱买了不少新小说,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与汝龙相识是由于双方家长是好友,七岁时我们就认识,青梅竹马,甚是友好。他常到我家来玩,看到别的孩子欺负我,他就护着我。后来他的父亲调大同铁路局工作,全家迁往大同,只把他留在北京上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巴金等作家的杂文和小说,这些作品使他觉悟到人活着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而应该“为人类献身”,应该对祖国对人民作出贡献,因为文学救了他,他就抱定宗旨从事文学工作,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以读者的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他在家的苦恼,想离家去从事文学工作。巴金回信说,专靠写小说没法维持生活,并举例说,有的青年贸然离家出走,后来迫于生计又回到家里,安于旧生活,所以要慎重考虑。从那时起巴金始终是我们的导师和挚友,我们素来尊称他为李先生,一直在他的指导下生活和翻译,在各个关键时刻都是他引导我们走上了正路。

汝龙全家迁大同后,他住在教会学校崇德中学(现在的三十一中)读初中,该校注重英语,上课用英语讲授,使他的英语打下初步基础。上高中的时候借住我家,我们常在一起谈理想,谈前途,感情很好,就订了婚。上高二时他不愿再连累家里,想自立,就辍学投考平绥铁路货运班见习生,考取第一名,到平地泉去上班。直到1936年,那时我已上大学三年级,我家要求他也上大学,于是他辞去工作,回北京重上华北中学高中三年级。1937年他中学毕业,正要报考大学,适逢“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北京,青年学生们都不愿做亡国奴,纷纷逃离北京,我们也一样,在8月10日第一天通火车时就逃离北京,从此过起逃亡生活,在四川各中学教书,直到抗战胜利。

汝龙 - 与巴金

在北京时,汝龙与巴金已有通信联系,我们逃到上海后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初次与巴金见面,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上海正值兵荒马乱,他也没法给我们找到工作。后来上海又遭日寇大轰炸,随后沦陷,我们只好再南下。沿途打听到我就读的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西安跟几个大学合并为西北联大,我们就辗转来到西安。我继续上学,想读完四年级,毕业后好找工作,汝龙在家写作。但日本兵又打过来,学校要迁城固,号召学生步行去城固,我因怀孕,不能远行,就没随学校去。

在西安汝龙曾用笔名及人写了第一篇——也是最后一个中篇小说《一日》,描写我们的流亡生活,投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杂志,寄出后渺无音讯,迟迟未见登载,但是他要实现理想的心迫切,就放弃写小说的打算,专攻英语,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这篇小说因重庆大轰炸而延误到第二年才发表。宋之的要把它改成活报剧,还在《新华日报》上登启事,找作者商量改编的事,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汝龙曾说,如果当初知道他的小说能刊出,也许就会继续写小说,不干翻译了。

汝龙是受巴金的引导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第一本译的是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的英译本(现改名《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对他的译作要求很严,认为不够好的就压着不给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译工作看得重要,很神圣,因为他要通过翻译工作实现他为人类献身的理想。

汝龙 - 翻译俄国文学

1949年全国解放,汝龙译的书陆续出版,受到文学界重视。他就更加努力地译书。从解放后到1952年,汝龙经老友冯老师介绍,曾任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

1952年到1953年,汝龙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编辑主任一年。他白天给社里看稿,晚上自己译书到深夜。每周还有两三天要到大学去教书,等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因为理想得以实现,译书都能出版,故而干劲十足。他为了给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赶译出苏联特里丰诺夫著的《大学生》。巴金知道后,说:“这些书应该由年轻人去译。”他希望汝龙译较难的古典文学,并劝导汝龙既然要专干翻译,就该有系统地译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样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风格。汝龙本想译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巴金则鼓励他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因为20年代虽然有人译过几本契诃夫的集子,但是并没受到重视。汝龙接受了巴金的建议,就开始译契诃夫的作品。由于那时汝龙对翻译已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译出了二十七卷《契诃夫小说选集》,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通过翻译契诃夫的作品,他了解契诃夫,热爱契诃夫。后来戈宝权从苏联买回新出版的契诃夫十二卷集送给他,鼓励他译出契诃夫全集,而这正是他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汝龙一心想多译书,把书译好,因此1953年辞去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回北京专干文学翻译工作,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汝龙译了大量的俄国进步作家的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上,如《契诃夫和他的小说》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大学也请他去讲契诃夫,他还在天桥剧场给文艺界人士分析契诃夫的作品。有一年波兰进步作家来华访问,作协还让他陪着去昆明等地参观游览。

1955年,汝龙经巴金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建国后文艺界要求翻译工作者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译出,汝龙也认为既然要译契诃夫的作品,就该把俄文学好,由原文译出,以便更忠实于原著。他就又自学俄文,每周还到一个俄国侨民那儿去一次,解决疑难问题。他学好俄文后把以前由英译本译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复活》等书又用俄文重译一遍,有的译稿重译过两三次,废稿都有近百万字。

汝龙 - 带病译完《契诃夫文集》

“四人帮”揪出后,文革中遗留的问题都落实了政策。我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存款,扣除几年中领取的生活费外,全部发还我们了。我们交派出所的衣物家具等也折价归还了。所交书籍也都发还,但当时我们祖孙三代住两间半房,哪儿有地方放那么多书。这时在商业部工作的汝龙的七妹分到房子,有两大间,我们就把书拉到她那儿去,堆放在地上,占满一堵墙,半间屋子。书在她那儿一放就是十年,直到分到了现在住的楼房,才把书拉回来。书大部分保存良好,但也丢了一些好书,如:鲁迅译文集、四本综合词典等。藏书发还,是汝龙最高兴的一件事了。

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实政策,但因已住进好几家人,故迟迟未能解决。巴金来北京开会,到家里来看望我们,看到我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就说一定要为我们的住房问题奔走,后来他托人给我们落实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间房换租了现在住的七层楼两套两居室的房屋,得以安静地搞翻译工作。我们搬来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拉回来,汝龙定做了十个书柜,进深比一般书柜厚一倍,一格同时可以前后放两排书。把书理清,放回书柜,这是他每天要干的乐事。这时他在屋里摆了两张书桌,在一张书桌上用俄文专心译《契诃夫文集》(此文集承巴金介绍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另一张桌子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中短篇《两个我》等三篇小说。他想约我和他一起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因我已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少年》,但是我已年老,没有精力再译大部头的书了,只能帮他校校稿子。

汝龙由于长年熬夜译书,抽烟过多,十几年前得了气管炎,年龄渐大,病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又因为神经衰弱,手抖得不能写字,改稿和朋友间书信往来都由我代笔。1985年巴金来京开会,特地到我们新居来看望我们,正巧那天电梯不运行。巴金就一步步爬上七楼,使我们又感动又歉然。汝龙见到巴金,惊喜万分。他对巴金说:“以前我总认为我比你年轻,能比你多活几年,打算把你没有译完的《赫尔岑回忆录》接着译下去。现在看来,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没想到,这竟是巴金与汝龙的最后一面,他们再也不能相聚畅谈了。

汝龙直到病重,行动不便,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为出《契诃夫文集》改稿,他说不经他再三校改过的稿子送出去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最后他勉为其难地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说。

汝龙译了近六百万字的《契诃夫文集》,占契诃夫全集的十分之九,故而对契诃夫有所了解,一直想写一篇论文抒发自己的看法,因为某国的权威把契诃夫说得太灰色,太消极悲观。汝龙则认为契诃夫是积极的,他爱美好的、新生的东西,憎恨当时社会上丑恶的、庸俗的、腐朽的东西,他揭露它们,抨击它们,要人们不再照那样活下去。契诃夫是向前看的,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由于病重,终于没有写成。他住院期间,仍惦记写论文的事,在昏迷中还喃喃自语,说他和他弟弟在林荫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写下来,听他这样说,真叫人痛心。我写信给巴金说,汝龙关于契诃夫的论文没写成,是他一生的遗憾。巴金却回信说:“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很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这是巴金对汝龙的翻译工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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