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君

沈默君,1924年生,安徽寿县人,中共党员,中国电影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194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一直在第三野战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曾任团文工队长,纵队文工团戏剧股长、艺术指导员,师宣传队长,野战军卫生部文工队长。1949年后历任第三野战军办事处文工团长、文艺科创作研究员、第三野战军解放军剧院编剧,总政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广播电影电视部专业作家,中国剧协第一届理事,中国影协第三届理事。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夫妻英雄的故事》、《荣军锄奸记》、《海魂》、《自有后来人》、《台岛遗恨》、《孙中山广州蒙难记》、《死亡集中营》等。

沈默君 - 个人简介

沈默君,笔名迟雨,生于江苏常州。小学时期开始对文艺发生兴趣,抗战爆发后,参加战地服务团,从事抗日宣传。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任火线剧社演员、导演、文化教员、股长、文教科长、宣传干事等职。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总后政治部文工团长,创作了歌剧《叶大嫂》,小说《夫妻英雄的故事》等作品,并获山东文艺创作乙等奖。1946年至1949年先后任文工团股长,副团长等职。1950年任第三野战军文化部创作员。

1951年在陈毅的支持和指导下,与沈西蒙、顾宝璋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生动地描绘了人民解放军运动战,歼灭敌人,取得胜利的过程。剧本情节紧凑,场面宏大,气氛浓烈,但人物形象的刻画缺乏深度。该剧本获华东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1952年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剧本在情节设置上,依据惊险片的特点,险情迭出,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同时又成功地塑造了李连长,吴老贵,小马等形象,对敌情报处长的刻画也有一定深度,摄成影片上映后颇受好评,为中国军事题材惊险影片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经验,该剧本再次获华东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拍片后又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故事片一等奖。

1954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组长,1957年与黄宗江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海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到长影厂任编剧,1978年任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创作组组长,创作了《台岛遗恨》、《自有后来人》、《孙中山与宋庆龄》等多部电影剧本,1984年出版了电影剧本集《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沈默君 - 创作风格

在创作上,沈默君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他的前期电影剧作,主要取材于他所熟悉或亲身参加过的部队战斗生活。对于自己尚未完全熟悉的题材,总是以各种方式认真地加以补充了解,力求做到驾轻就熟。多年来,他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不以表现真人真事为满足,不受生活中真实情况的局限,而是把历史的真实与审美的追求辩证统一起来,力求达到故事性与典型性的和谐一致。他的电影剧本,都有戏剧性很强的故事情节和构思巧妙的矛盾冲突,文学性较强。

沈默君的创作贯穿着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红线,保持着行云流水,基调明亮的风格。他不仅努力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善于借鉴古今中外,尤其是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艺术传统,以寻求与作品内容和谐统一的形式美。他的美学观,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认为,一个胸中没有阳光的人是不可能把光明布给别人的。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他都能够以清醒,乐观的眼光看待生活。他强调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和美育作用,认为艺术应该首先给人以美的享受,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教育。因此,他总是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写得很美,不仅灵魂美,道德美,形象也美。

沈默君 - 参与影片

1、《海上风暴》(1951年)                       郭连长
2、《台岛遗恨》(1982年)                       编剧
3、《自有后来人》(1963年)                     编剧
4、《死亡集中营》(1987年)                     编剧
5、《海魂》(1957年)                           编剧
6、《南征北战》(1952年)                       编剧
7、《渡江侦察记》(1954年)                     编剧

沈默君 - 与《红灯记》

50岁左右的人恐怕还记得,《红灯记》中第一场李玉和有个脍炙人口的唱段:“手提红灯四下看,北满派人到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等车就在这一班。”这说明《红灯记》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故事。然而在“文革”中,成为样板戏的《红灯记》故事却发生在华北。这里面隐含着一段需要加以澄清的历史。

交通员的故事

沈默君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原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电影编剧。他的电影作品《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海魂》早已被广大观众所熟悉。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1961年底,沈默君“摘帽”时,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他去哈尔滨搞创作。这时,沈默君收集到许多反映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故事。特别是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东北抗战时期,这位交通员从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到了规定的时间,接头的人却没来,他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不能擅自离开。于是,他装病卧床,硬饿了四天。到了第五天,接头的人才来,这位交通员几乎饿毙。北满抗联英烈的不朽业绩,在他心中涌起创作的冲动。

1962年5月,组织调他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电影导演苏里催促他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尹弋青导演对沈默君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本,那就有戏了。”一句话冲开了沈默君灵感的大门,他联系到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结合看戏曲《赵氏孤儿》的启发,构思了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

署名之谜

就在沈默君写作《红灯记》的过程中,曾与他同在850农场劳动的罗国士连连来信,要求来长影,在沈默君身边写作他的小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出于对罗国士的同情(沈默君与罗国士为患难之交,并共同筹划创作小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沈默君致信垦区宣传部,请求郑部长出面与长影协商。这样,罗国士就来到长影,与沈默君同住一室。沈默君创作电影剧本,罗国士改写小说。沈默君的创作习惯是一气呵成,由于时间紧迫,为了赶任务,沈默君写一场,罗国士帮助抄一场。在抄稿时,罗国士作了某些文字润色,如“李奶奶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叙述起她的辛酸”、“像投入母亲怀抱那样激动”等描写。

作品完成后,先取名《红灯记》,一考证与越剧《红灯记》撞车,改为《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打印本经厂艺委会审查要作重大修改。沈默君于八、九两月赴沈阳皇姑屯车辆厂、大连机车制造厂、哈尔滨铁路局补充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战士座谈,读剧本给他们听,征求意见。就这样沈默君边补充材料,边听意见,边修改拟就二稿。《电影文学》九月份要发表此稿,主编老唐是沈默君的老相识,他特地通知沈默君,说:“我们已经了解到罗国士的家庭及个人的政治面貌,按规定他必须化名。”付印在即,来不及去信与罗国士商量,沈默君替他起了笔名罗静。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剧本署名“沈默君和罗静”的来历。

二稿发表后,沈默君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一致要求李铁梅不死。沈默君认为李铁梅“刑场入学、高举红灯自投烈火、在她巨幅不屈的头像中叠印抗联骑兵踏过河水冲向镜头”,这是广义的后来人,但通不过。又经过两个月的修改,将结尾改成“李铁梅携密码、闯关突围”。第四稿送中央文化部审查才获批准投产。之后,导演踩景,筹备期间又作了第五次修改。五易其稿,历时9个月,《自有后来人》电影剧本才最后完成。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演,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1963年,哈尔滨市京剧院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为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由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

遭受迫害

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期间,江青把两个剧院的剧组人员召集在一起,提出共同改编这个戏,并建议把剧名确定为《红灯记》,以两个剧院的剧本为基础,进行再创作。江青还武断地决定:哈尔滨市京剧院排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巡回演出,唱片要停止发行,对外要停止辅导。”江青还说:“只能有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在研究如何改编《红灯记》时,江青还找云燕铭谈话说:“你(意指李铁梅)只能是二号人物,要给一号人物--李玉和让路。”由于艺术观点不同,云燕铭没有表示同意。江青还让林默涵(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任团长,组成一个考察团赴上海观摩沪剧《红灯记》,学习沪剧《红灯记》的优点,进行再创作。这就是《红旗》杂志1965年第二期发表的署名改编者是翁偶虹、阿甲,并注明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剧本的由来。

“文革”中江青抢夺《红灯记》创作成果,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在1980年审判江青时已有定论。“文革”初期,江青在杭州一次回答群众提问《红灯记》的原作者是谁时说:“是沈默君写的,他本人文化不高,是部队一手培养的。别人塑造一个英雄人物都困难,他一下塑造了三个,为党立了一功。但是,此人摘帽后政治表现很不好,大家不要再提他了。”另一次,某省军代表要沈默君写他所在的军渡江的故事,遭到拒绝,便向江青汇报说:“沈默君翘尾巴。”江青大发雷霆:“他翘尾巴,我们共产党就永远不用这样的人。”江青两次点名将沈默君打入另册。于是样板电影《南征北战》、样板戏《红灯记》,沈默君的名字均被抹掉。

如果说,“文革”前江青费尽心思地把《红灯记》紧紧抓在手中,窃为己有,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手”;那么,“文革”中江青处心积虑地修改《红灯记》故事的地点和背景(八个样板戏中惟《红灯记》遭此劫难),则是为了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打成“叛徒、内奸和工贼”。《红灯记》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刘少奇在东北的活动,但它是以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背景的,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从第一次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历史,人们很自然要联想到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领导铁路工人斗争的功绩。江青一伙出于政治野心家的敏感,是绝对不能允许她推崇的“样板戏”中有为刘少奇同志歌功颂德的痕迹的,这就是《红灯记》故事地点和背景遭到篡改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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