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伋


孔伋(前483~前402),战国初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鲁国人,字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鲤的儿子。有“述圣”之称。他曾受业于曾子,孟子为其弟子。曾出仕于鲁穆公,传说四书之一的《中庸》是他所作,但此说难以证实。而他所著的《子思子》一书已经失传。

孔伋 - 简介

孔伋,字子思,战国初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之孙,孔鲤之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字子思,年六十二卒。尝困于宋,作《中庸》。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封为沂水侯,端平二年(1765)并列十哲之间,咸淳三年(1267)加封沂恩公,升列四配,元至顺二年(1332)加赠述圣。



 

孔伋 - 事迹

有关孔伋的事迹,较多地见于《孟子》  。《孟子》书中有多处提及孔伋。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臣。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字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谬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公孙丑下》)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离娄下》)

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

(孟子)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鬼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票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群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鬼也。(后略)”

(孟子)曰:“前略(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土,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仕?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奚可以与我友?”(后略)(《万章下》)

除此而外,明人陈镐作《阙里志》,清人孔继汾作《阙里文献考》。也都记载了一些有关孔及的事迹,概而言之,有如下几方面:
(1)孔伋幼时,见孔子独自喟叹,就上前拜而问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以其年幼,不屑一顾,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孔伋却一本正经答到:“仍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及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懈)也。”孔子听后,欣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也不废业,其克昌乎?”

(2)鲁缪公欲以孔伋为相,孔伋见时臣皆世袭,淫宠相顷,不以德训,叹曰:“若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拒而不受。临别,告戒缪公说:“臣闻君子犹风也,疑之则举。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窃谓君之言过矣。”

(3)鲁公卒,孔伋居卫,不为之服丧。有人问其故,孔伋答曰:“臣而去国君,不归其宗庙则不为之服,寓乎是国而为国服。吾既无列于鲁而祭在卫,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则旧君无服,明不二君之义也。”

( 4)孔伋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因言语冒犯,朔不悦,纵恿其徒围困孔及,宋君得闻,亲往救援,方得脱险。孔伋遂仿周文王困于羡里作《周易》,孔子陈蔡被围作《春秋》,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5)在卫,批评卫政“君尔君、臣不臣”,“国事将日非矣”。

(6)孔伋游齐,答陈庄伯问“圣帝明王巡狩之礼”,齐王问政等。

(7)居卫“贫基,尝温饱无裹,二旬九食,田子方遗以狐白裘,不受”。

(8)自卫归鲁,“教授其徒数百人,而道卒传孟子”。

以上材料说明,孔伋学识渊博,品行高洁,在各诸侯中享有较高声望 ,他一生到过卫、宋、齐等诸侯,旨在宣传,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其学术宗旨,政治主张与乃祖孔子一脉相承。其命运也颇为相似。

关于孔伋晚年教授生徒情况,由于史料阙如,已不能详。《韩非子·显学》云孔子卒后,儒分为八,其中就有子思之儒。这说明,孔伋是教出了一定数量生徒,在当时有相当影响。《史记·孟荀列传》云“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自己也称为孔伋的私淑弟子,则孟子和孔伋是有师承关系的。孔伋和孟子这一学派,在战国中晚期影响很大,后世称世“思孟学派”。

孔伋 - 著作与思想

孔伋的著作,司马迁云“子思子体(史记·孔子世家)《中庸》”,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子思子》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子思子》七卷,鲁穆公师孔及撰,已亡佚,班固所说的这二十三篇,与《阙里志》、《阙里文献考》所说的四十九篇是什么关系,已不可考。孔伋完整的传世著作。只有《中庸》和《坊记》等。其中《中庸》最为重要。《中庸》原存于《礼记》之中,是《礼记》的一篇,宋时才由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同《大学》  、  《论语》 、《孟子》合为《四书》。尽管自宋儒以来,有许多学者对《中庸》是否是孔伋所作提出过疑义,但一般认为,〈中庸〉的基本思想还是属于孔伋的。

《中庸》的基本思想,首先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视为人生之至德。但何为“中庸”,孔子并末阐发,在处世事中只强调“允执其中”,反对“过”和“不及”。〈中庸〉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规定了“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认为“中”与“和”是道德修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只有遵循这一准则,达到中庸的境界,才能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繁衍生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要达到中庸的境界,必须修身养性,达到“智、仁、勇”三德,成为有德之君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为政则“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为人则“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为治国齐家之根本。

其次,把“诚”作为世界的本原,当作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基础。“唯天下至诚,为能经论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之道,还可以预国家之兴亡等。总之,至诚是人生最高境界,“至诚如神”。

此外,《中庸》还提出了“博学之,审间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识过程和方法。

《中庸》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其中有关“诚”的论点,宋明时为周敦颐等理学家所接受和发挥,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朱熹将《中庸》抽出,编入《四书》,并为之作注,使之成为科举考试的书目之一,对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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