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现璠

黄现 黄现璠(1899-1982),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家。原名甘锦英,广西扶绥人,壮族。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从事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五十年,在通史、社会史、学运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贡献卓著,成为壮学开山祖师和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派领袖以及当代历史学界“无奴派”创始人。他在大学致力于教育事业近五十年,晚年又创办漓江业余大学,桃李满天下,影响深远。1999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办“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

黄现璠 - 生平简介

黄现璠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壮族,生于1899年11月1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渠思屯人,与清代延陵王吴凌云是同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受教于陈垣、陶希圣、邓之诚、萧一山、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9年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现东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东洋史和日本史,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教授与加藤繁教授。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1937年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成为中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49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继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并先后当选为广西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因此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九项任职被罢免,仅留任广西政协委员一职。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先后兼任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1月18日因脑溢血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桂林医专附属医院。黄现璠在中国通史、社会史、学运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方面学术造诣颇深,贡献卓著,成为壮学开山祖师和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派领袖以及当代历史学界“无奴派”创始人。鉴于黄现璠生前对民族文化教育事

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他的骨灰盒安置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第一室。1999年11月,“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在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

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师

国际著名出版发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于2010年5月5日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学者传记》(英文书名《Chinese Academic Biographies》)。汉学家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民族学家黄现璠(Huang Xianfan)、经济学家张风波(Fengho Zhang)、国学家余英时(Yu Ying-Shih)、科学家路甬祥(Lu Yongxiang)、《淮南子》作者刘安(Liu An)、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Yifu Lin)等一批为世界学术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按书封面英文名和收入内容先后顺序排名)被精选入书。

黄现璠 - 求学时期

黄现璠世代清贫,三岁丧母,由父亲帮工卖柴,节衣省食把他抚养成人。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因家境窘迫,衣食堪虞,无钱入学读书,常常倚私垫门外,窃听塾师授课.所听皆能背能解,令塾师惊奇,许以免费进塾学习。但他无钱买书,只能借而读之。1915年为求学入赘黄家,遵俗改姓黄,以“现”字辈取名现璠,后以“黄现璠”传世。他在渠黎小学,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小学的学业。接着,在短时间完成初中学业后,于1922年,在名额有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师范毕业后,回乡任教师,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国史。1926年,获悉北京师范大学在广西招生,告示连考三日,因师范学校有许多优惠,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对于像黄现璠

黄现

这样的贫困子弟,无疑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几天几夜不休息,应对考试,最后获得录取,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他常言:“余家道贫寒……生父送余读书,备极艰辛,余自读书以至教学,对于学问孜孜不倦,实感动于余父艰苦恩爱之心情也。”两年预科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尤对顾炎武所著《日知录》爱不释手,对全祖望的《鲒奇亭集》情有独钟,两书所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使他感染至深,立志治史济世,事教育为职,以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预科两年完成后,升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听陈垣“史学名著选读”课,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课、邓之诚“中国通史”课、陶希圣“中国社会史”课、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课、萧一山“清史”课。四年本科,他因生活困难,需课余时间去谋职助学,便在萧一山创办的私立“文史政治学院”以及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北平私立平中中学兼教历史、国文,持续三年。边学边教,文史学养根底自深益固。毕业时,他即有两篇元史论文及与同窗合著鸿章巨制《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因学有所成,特许免考升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读研究生,同时应北师大聘请,兼任研究所纂辑员及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以维生计。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名誉导师陈垣和主任导师钱玄同教授的严格指导下,专研考证学和说文音韵,文史知识更为扎实深厚,一生受益无穷。193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现东京大学大学院),同年秋赴日留学,在日本东洋史权威和田清与加藤繁两位教授门下当研究生,成为“东京文献学派”代表学者之一。初期赴日留学的旅费、学费和生活费来源于导师陈垣先生帮助联系的基金会支助的不多资金和黄现璠于1936年出版的两本专著所得稿费;1936年2月,经申请获得广西省政府公费留学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放弃学位攻读,返回故乡广西,终身从事教育。回顾黄现璠学生时代的求学生活,他的师友陶希圣先生用四个字做了中肯的概括:“苦读苦作”。

黄现璠 - 学术生涯

黄现璠的学术生涯,表现为三个时期和五个变化的特征。三个时期指早年侧重于中国古代史、中古史研究;中年转而从事民俗史研究;中晚年着重于少数民族史研究。五个变化是指他先治通史,一变为治断代史,二变为治文化史,三变为治社会生活史,四变为治语言学,五变为治壮学,一生凡五变。这样划分,严格地说是指各时期侧重点不同,亦表现出各个时期有着研究课题交叉的现象。早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期,受陈垣、邓之诚、陶希圣等名师的影响,黄现璠的研究侧重于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元代之农民生活》、《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上、中、下册)、《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唐代社会概略》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等。中年在广西大学教书时期,他的研究中心侧重在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方面,先后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论文。中晚年在广西师范学院教学时期,他的学问重心侧重于少数民族史的调查和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广西僮族简史》、《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侬智高》、《壮族通史》等。对于黄现璠的治学, 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名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的马克·本德尔博士有一个形象的概括:“黄老教授的学问就像一颗参天大树,民族思想是根,史学为干,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壮学为枝,生叶开花结果的是文章著作。由于树根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以至能根深干粗枝茁叶茂,硕果累累,其中尤以壮学独枝一秀,建树卓著……黄老教授治学看似庞杂多变,实为一颗主脉干枝清晰可辨的体系树。”中国晚清经学名家廖平说过一段名言:“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材,十年不变斯为弃材矣。”这或许是黄现璠治学多变思维的源流。

黄现璠 - 治史风格

黄现璠科学严密的史学体系的建立,首先与他的学术传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于1926年至1935年曾在北师大就学9年,相继师从名史家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王桐龄、陆懋德等人。陈垣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王桐龄利用边裔民族资料治中国民族史的实践;邓之诚提倡“以诗证史”的方法论(邓氏“以诗证史”法早于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陶希圣以“社会学”治史的实践;萧一山将民族观融于史学的思维;陆懋德强调治史“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宗旨以及重视将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治史法,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后流行于世的梁启超“新史学”和西方“鲁宾逊新史学”的研究法,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黄现璠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他的这种治学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史多重证法”、“新考据法”、“开拓性”等方面。

古史多重证法

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丰富史料及研究成果治史,堪谓黄现璠治史风格的突出表现。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甚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皆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现璠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以及邓之诚提倡的以诗证史法,并且还在这些治史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从黄现璠在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近现代史、文化学、生活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壮学等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中显而易见。以诗证史为其代表性特色之一。黄现璠在20世纪发表的大量论著,即运用了众多唐诗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证史的治史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诗参证“古礼节”。如:“古诗又有‘长跪问故夫’之句,亦足参证。”二是以诗考佛教坐俗。三是以诗考物。四是以诗考事。五是以诗考证职业区别。 六是以诗记唐代胡姬能歌善舞。七是考人物之神态。八是以诗证唐代之风俗。九是考古人吟诗佐酒的风俗。

新考据法

黄现璠在北师大求学9年期间,曾师从陈垣习史6年(本科三年,研究院三年)。陈垣在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两年前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这里所说的是一条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这就是当代学人认同的陈垣等人开创的“新考据学”。从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中显而易见,他的治史风格属清代朴学至陈垣考据学一路,重视考据是这一路史学家的传统。清代乾嘉学者专重考证,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黄现璠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和视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认识的。这是因为他求学时代一方面在接受考据学虚己求真贵疑严格训练的同时,又对清学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清学宗师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一直情有独钟。加之受到现代西方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目的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深厚影响,以致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明显体现出将清代考据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融会贯通的特征。从黄现璠于“新史学”建设上的一系列实践成果中显而易见:他对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弊端从而将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从旧史学系统中抽离出来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的新史学考证法显然克服了乾嘉考据学将考证当作史学本身和目的的毛病,他只是将考证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即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贵在求真”,顾炎武“经世致用学”与全祖望“重立大义”的合理要素,同时又兼收近代新史学理论的精粹。

开拓性

黄现璠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突出风格,表现为开拓性。这一风格体现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上,具体反映在他对学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中,而非理论建构的推群独步。从黄现璠一生在通史、社会史、学运史、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成果上可见这样一个事实:开拓性为他治学风格始终若一的集中体现。如他著的《唐代社会概略》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1936年出版,1937年再版。他著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1936年出版,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1版、再版,1996年上海书店复刻版),并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至于他开拓壮学,开创八桂学派的重要学术成果,学术界已有大量的介绍,于此不赘。

黄现璠 - “黄氏三重证据法”

在古史研究上,黄现璠是最早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建立“三重证据法”的学者之一。“黄氏三重证据法”,是指黄现璠将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这在他对民族史和壮学研究的大量论著中斑斑可考,尤以自著《广西僮族简史》和遗著《壮族通史》表现突出。

黄现璠 - 学术个性

黄现璠的学术个性,主要表现为“个性耿介”和“不避忌讳”。按他于书稿中自序言:“余为壮家‘窭人之子’,原姓甘,名锦英,幼时家贫,读书艰辛,稍长为能续学,过继富家黄氏,遵俗改姓黄,取名现璠,沿用至今。为报生父甘新昌含辛茹苦养育和恩爱之情,余自少嗜学如命,问学孜孜不倦,不敢丝毫懈怠。史载汉代‘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甚合余性,故平生聊以汉儒生自比。”“余为壮人,天性耿介,‘不识抬举’,拒上京师,不入主流,偏安八桂一隅不甘寂寞又无嫌鄙屑,只身闯禁区,跳火坑,勇于尝试百世不见之论,自不量力冒险治通史大业,由衷地感谢历史给予了余多次治史无前例通史的机遇。”黄现璠从饱读史书熏陶而来的“个性耿介”和“不避忌讳”的学术个性,进而在他的求学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从他于书稿中自序中所言可见一斑:“余之治学渊源,远受汉儒生为学性情之熏,近受顾亭林、钱竹汀‘经世致用学’和‘朴学’之染,当世受钱中季、陈援庵、邓文如‘实学’之益,旁受梁任公、鲁滨逊‘新史学’之惠,以致得窥史学门径,登堂入室迈进学问厅奥,北师大苦读苦作寒窗十年,终悟‘教无常师,道在则是’的学理,心领神会‘为学贵自辟’的精义,自拓蹊道:以开拓创新性研究为余平生治学之志;以‘学术自由’为终身信念;以‘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为问学宗旨;以学海‘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为座右铭;以‘走自己的路而不管他人说什么’为自勉。”而他的这种“不避忌讳”学术个性在学术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可以概况为三点,一是敢说敢言,二是不怕犯错,三是行文用语直言不讳。在史学方面,黄现璠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论著中最早主张“无奴论”及其开拓的“无奴派”等言行中已经作了充分说明;在民族学方面,正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原所长覃乃昌指出:黄现璠教授“维护民族平等原则,铮铮铁骨,敢讲真话,令后辈学者肃然起敬!”“不怕犯错”反映在他刚脱右派帽子不久便在报刊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向传统的“大民族主义正统史学”和“五种生产方式说”发起了挑战。“行文用语直言不讳”可说是黄现璠是贯作文的个性。正如他于文中自言:“余一生信奉‘学术自由’之理念,尤重‘立一家之言’,自然不善做四平八稳求中庸、人云亦云达无过、八面玲珑图功名、浮光掠影作笔戏之文之作。”这是他著述作文的真实写照。而他的“不避忌讳”学术个性当属这种写照的成像前提条件。

黄现璠 - 治学境界

具备“学术个性”,进而以此为基不懈努力,便会达到独具一格的治学境界。古代有孔子的治学三境界之论断,近代有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之词说。纵观黄现璠的一生,显而易见他的“治学三境界”之学术实践,表现在一为“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二为“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三为“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自不必说,他自少迷书,卷未一日离手,读书兴起时欣然忘食,至老依然如故。读书极丰造就了他的论著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资料翔实,磅礴引证。对于20世纪中国老一辈的学者而言,读万卷书并非奇事,但要做到“行万里路”,那就非凡人易成之事。黄现璠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一方面受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影响,开始民俗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他需回报广西省政府的公费留学资助,只能回到故乡广西工作。这为他开拓民族学研究创造了有力条件。在从事民俗学或民族学的研究过程中,黄现璠逐步认识到学界盛行的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在史料上充分说明民俗学或民族学研究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即历史留下的文献或近代流行的考古地下遗物挖掘史料依然有限,不足以解决一些新学术研究领域的新问题。于是,黄现璠开始了他的“行万里路”的田野学术考察,期望于学术实践中有所突破。从1943年到1979年的36年间,他曾领导组织了大小数十次的田野考察活动,以其中1951年和1956年的两次调查最为重要。1951年6月,黄现璠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收集到大量史料。1956年8月,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调查,足迹踏遍广西境内桂西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收集到大量的调查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和古代遗物),同时还获得了丰硕的第一手人物调查采访口述史料。这些为他在民俗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上能突破二重证据法而建立“黄氏三重证据法”创造了重要条件。他利用三重史料撰述的论著无疑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这一切充分说明“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为黄现璠达到的第一个治学境界。 

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副会长钱宗范教授说:“‘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黄现璠教授在治学上最值得称道之处。‘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孔子讲的至理名言,但是,试问已经成了名,有了地位的名教授真正能按孔子这句话做的人有多少?说实在话,黄现璠教授是真正做到了这几句话的名师。改革开放以后,八十高龄的黄老还拄着拐杖,深入到农村、城镇、工矿、学校、寨洞从事社会和民俗调查,向一切了解当地情况的群众请教学习,并认真地在笔记上记了下来。他的一生,可说做到了学到老,研究到老,没有固步自封,没有停滞不前……”钱宗范教授与黄现璠共事几十年,他的一席话,可说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黄现璠具有的第二个治学境界——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对于学者而言,没有虚心求教的精神和态度以及躬身实践和熟知当地语言,那“行万里路”的考察必然易流于走马观花的形式。

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会长钟文典教授说:“自从认识黄老以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勤奋,十分的勤奋!不论在家里,在系里,在开会,在听报告,或者外出参观,从事社会调查,黄老的手头必定有书、有笔、有记事本。只要和他同在一起,也就可以看见他在认真的读书,习惯地侧着脑袋在思考,而后用心地在记事本上书写。即许在‘整风反右’、‘文革十年’受到冲击的艰难时刻,他的这种手不释卷、笔不停写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此后几十年,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中做出大成绩,取得宏富的成果,应该说是和他一生勤奋、从不苟且分不开的。这种可贵的无声之教,对于我等晚辈后学,是受益至大至深的。”钟文典教授与黄现璠共事几十年,他的亲眼所见事实充分证明黄现璠具有第三个治学境界——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由此观之,黄现璠中、后期的学术研究注重运用“三重证据法”,同时能在学术上不断开创研究新领域和成就大事业,从而被学术界尊称为“学者中的学者”,这实与他达到的三个“治学境界”密切关联。

黄现璠 - 黄现璠史学

“黄现璠史学”的特质,概言之,即为“实践史学”。换言之,黄现璠史学又可称为“黄现璠实践史学”或“黄现璠新史学”。由前述黄现璠自序所言中可知,黄现璠于早年学术生涯中深受“梁任公、鲁滨逊‘新史学’之惠”,这在他早年的长篇论文《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中有着充分反映。有比较才有鉴别,相对而言,世称“梁启超史学”和“鲁滨逊新史学”的特质表现为思想观念上和理论上的推陈出新,开创了“新史学”思维之路。但他们在“新史学”面临的具体研究课题中并没作出多少实践贡献。正如识者指出: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先驱们大多没有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者”,可谓一语的中。而“黄现璠史学”与“梁启超史学”和“鲁滨逊新史学”的区别之处,主要在于他的“实践性”。即他勇于将前贤提出的“新史学”思想化为具体的学术实践研究课题。在20世纪新史学建设的过程中,黄现璠受到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的启发,史眼向下,在运用新观念,借助新方法,处理新材料,开拓新课题等方面勇于实践,从而成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过程中的“实践史学”先驱之一,由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黄现璠史学”。

如果说黄现璠早年治“中国通史”和“壮族通史”时的“新史学”指导思想还停留在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唯物主义新史学的一路的进化观念上,那么,他在苦治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以及前后两次出版皆因政治因素夭折的《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这部“中国食衣住行通史”大著的过程中,已经突破这种“新史学”思维,升华为了一种改革开放新时代下自觉意识的“新史学”多元进化观,自我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的新思维。正如他于《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言:“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化或进化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强化国人的社会、文明进化观,淡化以往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观,无疑有助于国人摆脱旧的单一定向思维方式,滋生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多元开放型思维。引导国民放眼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的物质生活,注意力转向休戚相关的日常食衣住行礼俗,以使自己的食衣住行尽可能符合‘礼仪’,尽可能符合现代文明化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以及法制约束,既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又有利于国民素质整体水平的向上,‘礼义之邦’的盛名重振,国家声誉的扶摇直上。因而引导国人在改革开放社会下的思维观念转型和‘知书达礼’、重‘礼’遵‘仪’,增强国民的‘荣耻’意识,增强当代人的人格国格观念,无疑为当代史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责务以及历史研究的课题和历史教育的功能之一,以此体现出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的效用和目的。当代史学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在于向人们客观阐述传播史事史识和为国为民的史学特别目的和效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内含意义的揭示来启迪民众的历史智慧,弘扬进化的多元人文观念,尽力改变以往长期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带给人们习惯成自然的定向思维模式,促进社会的人性化、多元化、法制化和文明化,以合当今改革开放新时代新社会的时势之需,同时由此彰显出历史作品的进步意义和实用借鉴价值,使它能更好地为现代化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是余撰著和坚持不断修改补充《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的动机与深意所在,亦为一名从事历史研究多年的老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使命。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余当初研究‘社会史’时‘史眼向下’的认识角度和实践立场的转变,而是前进了一步,从‘史眼向下’过渡到‘自下而上’看‘社会史’,脱离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以多元进化论思维重新审视和构筑‘新时代新史学’。当年梁任公等人倡导‘新史学’,高呼‘史界革命’的口号,余不仿东施效颦,于此发出‘史界改革’的倡议,愿更多有识之士响应,以造就符合改革开放新时代新社会发展要求的‘新时代新史学’。这种倡议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背景,只有改革开放新时代重建中国新史学的迫切意识。众所周知,当年‘新史 学’的重要理论背景之一是进化论思想,那么,余所倡导‘新时代新史学’的理论指导思想同样为多元进化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进化理论,毫无疑问属多元进化论之一。为此,作为‘史界改革’的最初实践,余对中国古代食衣住行通史的分期,不再采用摩尔根之流的古代社会分期模式以及中国史学界长期独尊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以免陷于社会形态说体系的思维陷井,错入扼杀学术自由的历史误区,而是突破中国传统泛政治化的单一思维模式,基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领域(例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社会、生活等)有着不同的时代演进发展过程这一多元史观,参照文明史、科技史、经济史、民俗史等领域的一些时代划分模式,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素材所反映出的中华民族食衣住行史事、变迁以及演进特征来进行分期,以便尽可能接近客观历史原貌,体现出本稿的多元进化史观和时代意义……余于稿中将‘食衣住行研究’视为一门新学问‘生活学’(见诸论),意欲为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构建新理论提供一点实践基础。这是余经过40余年来研究‘社会史’的一点心得和成果。”由此可见,“黄现璠史学”的形成具有一个逐步升华的特征,表现为思想观念上他原受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唯物主义新史学的进化观念影响,进而推陈出新,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下建立了“黄现璠新史学”的多元化新思维和学术实践,这就是呼吁“史界改革”以突破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的教条主义独霸史坛的藩篱以及将自己倡导的“史界改革”新思想化为具体实践而对“中国生活学”新课题进行全力研究,而非空泛议论。

黄现璠 - 热心教育

师范学校主要是培养教师的机构,黄现璠一生在师范学校受教13年(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4年、北京师范大学9年)又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工作近50年(其中在师范学院任教近30年)。早在1934年,黄现璠就随黎锦熙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会从事教育研究方面的工作。40年代中期,黄现璠到黔桂边区考察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状况,共历时近一年之久。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数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十分艰辛地收集到大量原始史料。将一部分调查资料整理成文,以《黔桂边民教育散记》连载于《广西日报》桂林版上。50年代中期,黄现璠曾建议广西人民政府筹建一所“壮族大学”。1980年,黄现璠开始筹办漓江业余大学。那时人们思想

还不大开放,要创办私立学校阻力很大,困难重重。为争取业余大学尽快得到备案,1980年8月他到北京开会时曾向有关方面和人员请求帮助,并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亲笔写的字条。那字条大意是:黄现璠教授筹办漓江业余大学,是件好事,希望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筹办人员就是凭这张字条与自治区教委和文教办打交道并顺利得到解决的。1981年漓江业系大学开学,先后办过历史、语文、中医、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土木建筑、新闻、法律等8种大学专科学习班;还办过好几期英语,地方志短期培训班。由正因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权威的中国《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教育大辞典》以及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师范群英 光跃中华》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编印的《广西古今教育人物》等书中,皆记有黄现璠长年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教书育人事迹。这说明他在教育事业上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为教育界所认同,故后人有诗颂曰:“教书育人五十载,桃李不言溪自成。”

黄现璠 - 诲人不倦

黄现璠的学生、广西师范大学张一民教授曾言:“黄教授对学生都是循循善诱,教而不倦。同时,他深明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十分注意以身作则,也很能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常常教育学生为人要正直,要勤奋,要艰苦朴素。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因此,学生们都很信服,对他都十分敬佩。黄教授在奖掖后学方面,更是费尽苦心,不遗余力。1956年他担任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负责人时,有意挑选那些有一定学识、愿意从事民族工作的青年,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作为组员。有的还被指定为调查小组的组长,以便在调查实践中进行培养。对于组员和小组长,除教以工作方法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外,还鼓励他们大胆去干,使他们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得到提高……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干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昭武等人,就是黄教授当年挑选为组员的。”“在他培养下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历史学专家和高校教授。”而“黄派”中的“黄门十八贤”弟子,则为黄现璠“教而不倦”或“诲人不倦”有方得法的成果证明。

黄现璠 - 史学贡献

传播新史学观念

黄现璠是20世纪较早在中国传播“新史学”观念的史学家之一。五·四运动前后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归国执教于各地大学,纷纷采用鲁滨逊(全名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派编著的教材,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炳松、徐则陵、黄文山、罗家伦等人,都曾留学美国,受到当时在美国史学界颇有声势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这些学人回国后都在不同程度上传播过该派的理论和学说。黄现璠同样不甘落后,他于1933年7月发表在《师大月刊》第五期上的长篇论文《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中多处引用鲁滨逊新史学,热心传播其新史学观念。黄现璠于文中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逐以加以点评的同时,明确指出:“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说:‘历史这种东西,好像一个果子园里面,种着不同的树木,而且生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我国史学家,直欲于果子园中种同一之树,生出味道长古不变的果子,无怪乎以发生最早之史学,今日反不能与外国并驾齐驱。时代环境不同,人类需要亦异,古人战争用戈矛,今人战争用枪炮,此时代变迁也。历史学科,甚至一切学问,亦莫不随时势之需要,而为时代之产物。我国具有数千年之历史,在此悠长历史过程中,尤其是自欧化东播后,一切文物制度,形式上或本质上,变化诸多。历史学家,自当具有严密的观察,进化的观念,以叙述之,方得其真实性,而合时势之需要。然而我国史家,多囿于狭隘见解,守旧精神,能作此想,准此行者,寥寥无几。以致如今问世的历史作品,多半‘闭门造车,出不合辙’。”继而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约翰·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补注1:见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由此可见黄现璠热心传播新史学观念的真心实意,旨在批判旧史家的守旧精神和狭隘见解以及党国史家张冠李戴混淆是非的“伪新史学”。从而体现出他对传播先进的新史学观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通史

正如陈吉生教授明确指出:“1934年黄现璠、刘镛完成的《中国通史纲要》(黄现璠独立上、中册,刘镛独立完成下册)于时间上属20世纪运用‘新史学’观念和体裁编著又冠名‘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新式中国通史。黄现璠等著《中国通史纲要》对20世纪新史学的开拓意义和学术价值体现在:它折拼正史资料和借鉴前贤研究成果,援用西方历史编纂方法,务求史事与文化论述平衡,试图构建新史大纲,为探索具有新史学意义的中国通史编著形式作出了有创新价值的尝试和贡献。”(补注2:见陈吉生撰《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先秦史

有关先秦史研究,黄现璠曾撰有《中国殷代社会史》(广西大学图书馆铅印版,1950年4月18日)、《中国封建社会史》(广西大学图书馆铅印版,1952年12月9日)、《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二、三期连载)、《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广西师范学院油印版,1981年10月)等论著。他于这些论著中依据大量先秦文献史料和民族学调查史料针对先秦社会形态提出了一个重要史学观点: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共鸣,形成了一个无奴派。由此反映出黄现璠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于先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特别是在30年余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界依然是“凡是派”和“风派”人物“当家作主”唯我独尊的时期,黄现璠的这种勇闯禁区的壮士精神和勇于探索真理的学术实践贡献尤为难能可贵,可说打破了官方史学或党义史学君临史坛称霸史林唯我独“革”的一统局面。诚如有识之士评曰:黄现璠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率先对先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一文和《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中,具体表现在五个“破除”和三个“建立”:一,破除教条主义的局限;二,破除“规律至上论”的主观论;三,破除学术研究“公式化”的格局;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一言堂”定式;五,破除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由此破旧立新,在这五个“破除”的基础上建立了三个崭新的学术思维体系:一,跳出教条主义思维的陷井,创建中国古代史新体系思维;二,走出“西方中心观”思维误区;树立学术研究“中国中心观”;三,摆脱“五种形态论”束缚,构建“社会形态发展跳跃论”或“跨越论”体系。(补注3:同补注2)

中古史

黄现璠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着重体现在他于唐宋史研究中推出的两部名著《唐代社会概略》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这两部书于新史学实践课题上的开拓性贡献,已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同。以致它们自1936年出版以来至今70余年多次被再版或重印,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非同一般。正如2009年11月吉林出版集团重印《唐代社会概略》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书时收录的“导读”所言:“《唐代社会概略》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出版,由于出版后普受好评,很快脱销,1937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予以了再版……它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唐代社会概略》与同年出版的陶希圣、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4月初版),被称为早期唐史研究双璧,似乎顺理成章。加上后来出版的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初版),三书可说是早期唐史研究的‘三经典’,绝非言过其实。《唐代社会概略》共分四章十二节,几乎书中每一章内容皆属领风气之先的成果。”“《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被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充分体现出20世纪‘新史学’实践开路先锋黄现璠‘致用新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在处理‘考据’与‘义理’辨证统一关系上具有独到之处。”“细阅《唐代社会概略》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可以从中看到两书具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两书的体例皆体现出了‘黄现璠史学’的理性意识和严谨治学态度。黄现璠于两书中着力于考证史事,而非议理。他将考证唐代社会制度以及宋代学运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这种注重考证而慎驰骋议论的治学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正因两书浸透了这种理性精神和蚀精剖微的考证,使得唐代社会制度的利弊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彰显,宋代轰轰烈烈的学运事件具有了借鉴和经世作用,表现出作者没有辜负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补注4:《〈唐代社会概略〉与〈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重印导读》,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11月。)

社会生活史

黄现璠早在1932年便开始了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他于同年相继发表的《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两文分别刊于1932年4、5月《社会杂志》第一、二期)论文以及陆续发表的《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第十三期,1934年8月)、《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等论文和出版的译著的《元代农民之生活》,皆为20世纪中国早期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先驱成果之一,正如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指出:“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上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1/1-2,1933年)、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1934年)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补注5:见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可见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黄现璠无疑属开路先锋之一,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

黄现璠 - 民族学贡献

思维观念

黄现璠是20世纪的中国民族学研究中最早主张和倡导“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便在一系列有关民族史研究的课题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主张“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倡导各民族文化平等说。黄现璠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观点为依据 ,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中国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长期存在的“正统史观”和“大民族主义观”。他明确指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根源于民族不平等。历史上的民族不平等是制造民族矛盾和影响民族团结的直接罪魁祸首。”“封建社会‘御用史家’一贯热心宣扬的那种所谓‘主体民族优等论’所体现出的‘狭隘大民族中心观’和‘专制话语霸权’,完全与‘西方中心观’如出一辙,同为一丘之貉,流毒至深至远,极大地有损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团结和谐,学术界应该齐心协力,彻底加以批判肃清。”(补注6:见黄现璠遗作:《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下),《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在这里,黄现璠从中得出的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思索”,而是尝试借助于论述壮族历史和人物时所汇集而来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等零散的素材,重新建立一种科学化的思维体系——壮人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学观念,以解脱中国民族学长期背负着20世纪上半期那些偏见构成的沉重包袱,让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民族学研究“轻装上阵”。换言之,这种观念便是壮人重新认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观念。这种民族自觉意识意味着黄现璠发现了“自我”,进而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确立了一个历史“起点”,为传统的“文化”或“文明”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为一种民族精神升华创造了无限的历史“机遇”。而任何“发现自我”的民族意识和思维,无疑为构筑本土化民族学理论提供了最高智慧的思想启迪,显然超越了那些沉迷和醉心于不断引进和喜言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又顶礼膜拜的思想观念体系。反映出黄现璠是一位在自己的时代唤醒壮人觉醒和使命感的启蒙智者,为壮族“发现自我”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同时,黄现璠还于论著中反复强调:评价民族历史人物“要勇敢地破除正统的历史观和大民族主义观点,把历史上各个民族置于平等的地位来看待,我们才能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黄现璠立足于这种思想观点和立场上展开的民族学研究,排除了传统封建意识的大民族主义中心思想的干扰,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推行的“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政策和方针在现实民族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最初转化。而建国后最早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对壮族展开全面系统论述的黄现璠著《广西僮族简史》一书,正是这种最初转化的代表性标志。由此充分体现出黄现璠于民族学研究中对建立民族平等思维观念的突出贡献。

研究方法

在民族学研究中,黄现璠是最早建立“三重证据法”又率先将其运用于学术实践的学者之一。同时,他一贯主张将马克思民族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实情结合起来从事民族学研究,反对机械化地生搬硬套马克思民族理论及其规律来从事民族学研究的“风派”方法,提倡本土化多样研究法。由此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壮学研究的发展以及“黄派”和“八桂学派”的形成。这是黄现璠在20世纪民族学研究中于方法上有所突破从而有所开拓创新的贡献之一。

民族史

黄现璠在民族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壮族史研究中推出的两部开创性名著《广西僮族简史》和《壮族通史》。正如中外学者先后评曰:“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他所著《广西僮族简史》、《侬智高》、《壮族通史》,不仅是壮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将光芒万丈地照耀着壮族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见徐君慧:《风范长存——纪念黄现璠先生诞辰100周年》,载《广西文史》1999年第2期)“黄现璠于1957年写出并出版了《广西僮族简史》一书。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和认识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壮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壮族通史》于1988年出版。全书共70万字,是第一部篇幅宏大、内容丰富、论述全面、资料翔实丰厚的名符其实的壮族通史,结束了壮族没有一部通史的历史。该书凝聚着(黄现璠)先生炽热的民族情感和辛勤的劳动汗水,也是(黄现璠)先生奉献给壮民族同胞的一份厚礼,为壮民族了解和认识自己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海内外对壮族历史文化的了解。”(补注7:见广西民族研究编辑部:《开拓壮学真诚奉献——纪念壮族著名教授黄现璠诞辰100周年》,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黄现璠)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历史,从而结束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壮族没有一部完整历史记载的历史,可谓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以后黄老教授撰写出版的《侬智高》 、《壮族通史》等著作,同样史料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均为国际民族学界开山之作,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补注8:见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马克·本德尔撰序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少数民族人物史

黄现璠在少数民族人物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壮族人物研究中推出的开创性论著《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和《侬智高》。20世纪学界最早对瓦氏夫人展开评述的是壮学宗师黄现璠。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黄现璠教授为唤起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热情,激励抗战军人保家卫国的斗志,在《国防周报》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了《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一文,首次对“瓦氏夫人”进行了评述,以古喻今,借以激励时人抗日的热情和信心;而“第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瓦氏夫人的论文,当属1963年3月8日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先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印发的《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一文。”黄现璠所著《侬智高》一书,属中华民族第一部关于壮族民族英雄论述的专著。正如识者评曰“《侬智高》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壮族民族英雄的专著;澄清了封建王朝近千年来强加在侬智高身上的历史污名……”。《侬智高》“同样是一本全面论述和客观评价壮族英雄侬智高的专著。书中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和科学的态度,辨证了国内外史学界对侬智高的国籍、起兵性质及历史作用等问题上的偏颇之说。先生的真知灼见和学术风范,得到了壮学界的高度赞赏。”(补注9:见覃彩銮:《深切地的怀念 巨大的鞭策——纪念壮族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教授诞辰100周年》,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2月。)

黄现璠 - 文化人类学贡献

生活人类学

黄现璠在对人类学和中国生活学长年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类学理论概念,即“生活人类学”,此为世界人类学中史无前例的概念,为黄现璠首创。正如他于遗作中自言:“‘生活人类学’是我首创的新名词,在当今‘人类学’的众多分支中尚未见‘生活人类学’的问世,因而它的构建可以与‘中国生活学’并行。当然,‘生活人类学’的构建难度更大些,原因在于它虽然可以像‘中国生活学’一样从现有人文、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的传统与现代理论中借助一些知识体系,但它没有“中国生活学”中关于社会生活史或食衣住行生活史等传统专门化长年累月研究的知识和成果的积累,属一门过去无人问津的新学问或新学科,构建起来自然难上加难。但不管怎样,它的构建显然有助于人们认识生活文化的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的意义。”(补注10:见黄现璠遗作:《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编者按”,载《广西社会科学》[特稿]第3页,2007年第3期。)由此可见黄现璠对尝试构建“生活人类学”作出的学术贡献。

研究方法

黄现璠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类学方面作出的贡献,侧重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和史料收集上,前者反映在他善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尤为注重实地田野调查;后者反映在他极为重视田野调查中的口述历史资料收集,并善于去伪存真运用于学术论述中。一般认为,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黄现璠是20世纪中国文化人类学领域最早将这三种研究法用于广西各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便开始从事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深入少数民族山区,与山民同吃同住,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实地参与直接观察,收集第一手证据。而全面考察法(人们在选择研究一种人类行为时,必须全面考察与之相关联的问题,即为文化人类学的全面考察法)的运用在黄现璠于1945年4月领导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而率团深入贵州榕江县大有乡一带考察壮、侗、苗、水、瑶等少数民族的研究中表现突出。黄现璠此次考察和研究的重点是当地苗民教育。围绕着这一重点,他还全面考察了当地苗族的政治组织、文化、生活、习俗和婚姻状况,以解明当地苗民教育为何落后的历史文化原因及其造成的现状。而比较法的运用,则在黄现璠中年后的30余年中不断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以及有关研究成果累累的论著中层出叠见。从中可见黄现璠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中注重实践的学术贡献。

口述史料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曾说:“每个人类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学家。”这句话对黄现璠而言再恰当不过。同时,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语言学家。而黄现璠会说日语、英语、官话(即普通话)、粤语、壮话、侗话、瑶话,加之他后半生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广西这一少数民族地区,属典型地道的草根人类学者。这既是他从事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进行人物采访时能够得心应手的前提条件,又是他于少数民族实地考察中能収集到大量口述史料的基础,同时还是他能建立“黄氏三重证据法”的基本条件。在20世纪中国“口述历史”这门学科中,黄现璠是最早注重收集“口述历史”资料(即口述史料)又最早运用于学术论述的学者之一。黄现璠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的语言能力以及他采访人物涉及面之广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数量之多,可说在中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界屈指可数。他将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口述史料不断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由此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化人类学史料运用扩展之路,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且常为人类学界赞不绝口。

黄现璠 - 民俗学贡献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人们生活中崇尚的诞辰、 成年式、结婚、 丧葬等仪礼以及各种民间赛会、文学艺术活动,皆被列入民间风俗和习尚之中。早在 1937年,黄现璠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时便开始了民俗学研究,他在同年7月发表的《中国发装考略》(《经世半月刊》1937年第一卷第十二期)论文中,蚀精剖微地对中国人的发装进行了考证。黄现璠留学归国后于1941-1943间相继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服装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论文,皆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开拓性学术成果,从而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作出了荜路贡献。

黄现璠 - 中国生活学贡献

1941年夏,黄现璠应聘到广东中山大学任史学教授。当时为取得教授研究经费,他将有关中国食衣住行的研究论文补充修改后汇集成一册,报送教育部,获得半年研究经费,进而不断修改补充成初稿一卷,起名《中国饮食起居礼节史》。1947年,他将初稿寄送上海正中书局(即正中书局上海分局),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得到正中书局预支的稿费法币2000万元(约60%)。1949年5月因上海解放,正中书局解散,虽已出样书,但未能正式出版。经逐年增补,1956年他撰成书稿两卷,又寄送北京人民出版社,该社审读一年,于翌年7月黄现璠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时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得到人民出版社预支的稿费700元。不料,同年底,黄现璠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右派分子及全国96名“极右分子”之一,出版再次受挫,预支稿费全额退回。纵使政治原因导致初稿出版两次受挫,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乃学者本色,黄现璠心不死又恐荒学殖,依然一如既往地埋头深研,不时增补,终成初稿三卷,蔚为巨帙,改名《中国生活学——食衣住行通史》。1980年8月,黄现璠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出版社得知他右派冤案平反,为信誉计,特派人到北京饭店与他洽谈,希望善始善终,履行当年所签出版合同,他听后十分欣慰,当即表示乐于合作。会议结束返桂后他即开始着手修改初稿自序,补充考古新发现史料图片,计划翌年底完成初稿三卷图片、史料补充和注释引文初核,再交北京人民出版社审定。最终黄现璠整理尚未完成即于1982年病逝。2007年,黄现璠的家属将其生前撰著的《中国生活学——食衣住行通史》遗作中的“自序”和“诸论”加以整理成论文,以题名《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予以了发表。正如识者指出:“‘中国生活学’是黄现璠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构想,目前在中国史学界仍属首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补注11:同补注10。)由此可见黄现璠对尝试构建“中国生活学”作出的学术贡献。

黄现璠 - 不畏强势

早年

由于黄现璠是壮族,壮人古来具有一个民族特性,这就是“好打抱不平”。加上他又是研究历史的,深受中国传统史家“秉笔直书”的风习熏染。两者融为一体铸造了他性格耿介、直言不讳的秉性,这是他一生历经四个朝代又累受磨难的根源。北洋政府时期,他正处于青年时期,血气方刚,任教于家乡小学时,因组织领导家乡“青年抗租队”与地方恶霸势力抗争,于双方你死我活的激烈拚打中差点被人乱刀砍死。

中年

民国时期,他因不满CC派分子执掌西大而领导学潮,与广西大学校方斗争,结果得罪校长,妻子失掉教职,他被迫离开广西大学。内战期间,他因时常撰文和登台讲演揭露国民党地方官府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及迫害少数民族的罪行,被地方右派势力怀疑为“共党分子”,成为他们重点注意的左派教授,多次被列入逮捕黑名单。

1957年初,“大鸣大放”期间,他履行人大代表之职,积极响应号召,热心参与大鸣大放,畅所欲言。结果在反右运动中,以“挑拔党群关系”、两黄(黄绍竑、黄现璠)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频繁深入基层号召农民和群众起来向党进攻”、“反对农业合作化政策”、“以‘钦差大臣’自居,将地方党委领导视为‘土皇帝’,将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封建专制主义”等等罪名,错划成极右分子,受到中央处理。随后被撤消各种任职和教职,只剩省政协委员任职一项,工资扣掉近一半。原来内定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一事化为泡影;北京人民出版社单方取消了原与他签订的出版《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两卷的合同,他被迫退回了人民出版社预支的700元稿费。黄现璠从国民党时代的“左派分子”沦为了壮族头号大右派、全国96名“极右分子”之一,蒙冤受屈20多年。

20世纪60年代,正是民族学界“禁区”森严壁垒,“框框”层出不穷,民族学研究稍有越“雷池”一步就“帽子”横飞,所谓“研究社会科学危险,研究民族学就更危险”盛行于世的时期。1962年,黄现璠刚右派脱帽不久,便在报刊学术杂志上发表《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和《土司制度在桂西》两篇论文,开始向传统的“大民族主义正统史学”和1949年后史学界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发起了挑战。结果,文革期间,又以“死不改悔的脱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从学术上‘反攻倒算’”等罪名,再次受到人身迫害和摧残。

晚年

1978年,中国的政治环境稍微有一点改善,黄现璠又将旧稿《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修改后欲将发表,与郭沫若为代表的古史分期中“三论五说”一派展开论战。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非易事。1978年秋,旧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得很好,不敢发表”。黄现璠坚信真理在自己一边,继续努力,最终于1979年2月经他所在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政治责任而力荐给学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从此,这个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形成了一个无奴学派。广西民族学院莫金山教授说:“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等人的支持。”“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鲁宽民、尹洁等教授于合撰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明确指出:“……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青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张广志教授先后说“事实上,从时间先后讲,带头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老先生,随后进入这个禁区的才是张广志…… ”。“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继而指出:“1979年黄现璠首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论文,接着张广志也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

文。到了1982年,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充分反映出黄现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而且还反映在思维观念的大胆突破以及学术观点的推陈出新和影响广泛等空间上,因而他被学林尊为无奴学派的创始人,当属实至名归。“无奴派”(又称无奴学派)导师黄现璠向“有奴派”领袖郭沫若发起挑战,虽然可以看作是30年代以“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为代表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的继续,但两者又有所不同,表现在:30年代的大论战当时虽然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论争双方可以畅所欲言,几乎没有政治风险。而70年末黄现璠的挑战虽然纯属学术观点不同之争,没有意识形态背景,但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受害风险。综上所列事实,可见黄现璠见义勇为、为民请命之另一面。“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座右铭。他去世后,学院师生送一幅挽联是:“挺起脊梁敢作敢言堪作群里喉舌,钩沉古史扶微扶幽盛称治学典范。”堪谓黄现璠一生的最好写照。

黄现璠 - 总理关怀

黄现璠生前撰著的《广西僮族简史》,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心。1956年6月,黄现璠教授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亲口对他说,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可是至今没有一部自己的历史著作,介绍它的族源、历史演变、生活状况及生活习惯,供大家研究和进一步发展民族事业。黄现璠回答道:“我已收集资料和研究壮族历史许多年,写有多篇反映僮族历史文化的文章,并编有《广西僮族史略》和正在主编《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一书,但还不够完善。” 黄现璠懂得,总理的嘱咐,就是人民的期盼,历史的重托。他从北京回来后,立即加快艰难的编著工作。”他在《广西僮族史略》和《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两书的基础上,结合以往长年累月对少数民族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扩编、整理成了《广西僮族简史》的初稿,然后送交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社计划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前夕出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作点前期史料准备。1957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僮族简史》一书。同年7月,黄现璠教授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6月26日~7月15日)。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会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7月20日~8月6日),出席会议的105人包括了全国29个民族成份,黄现璠教授作为全国人大民委委员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恩接见了入会代表。8月4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完后,黄现璠教授即将刚出版不久的《广西僮族简史》一书赠送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生前对知识分子研究工作和对少数民族十分关心的光辉事迹,将永远牢记在中华各族人民心中。

黄现璠 - 生平逸事

右派朋友

黄现璠在政界、学界、工农商界及农工民主党中有不少右派朋友,其中有几位与他的友人关系较为亲密。在黄现璠的右派朋友中,与他交往时间最长又来往不断的是费孝通先生。费孝通与黄现璠相识于1951年的中央访问团。当时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广西分团团长,黄现璠任广西分团副团长,在慰问和调查广西少数民族的数月过程中,两人无话不谈,甚为投机,互引为知已,从此结成终身挚友。1956年中国各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时,他们两人分别是云南和广西调查组的负责人。他们又同是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和人大民委委员,开会时经常见面。1957年反右运动中,两人同时被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1978年冬,费孝通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之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时,专程到桂林看望黄现璠。以后费孝通每次到桂,都会到黄现璠家看望这位学界前辈,并按照学界传统长幼尊卑辈份礼节,开口言必称“黄老大哥”。因此,黄现璠对这位交往多年的晚辈学者同样十分尊敬,评价较高。1980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时,黄现璠与费孝通等人皆被聘为顾问。在学术上,两人互有切磋,互为受益。

黄现璠与另一位大右派黄绍竑(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交谊颇深。两人相识于民国时期,过去来往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同是全国一届人大广西代表,开会时经常在一起,交往逐渐增多。加之他们都非常关心广西文教和经济事业的发展,是谓“志同道合”。在“大鸣大放”期间,他们就中央政府统购统销政策在广西的执行情况交换意见时,两人的看法不约而同,黄绍竑认为“统购统销糟得很”,而黄现璠认为“统购统销搞得很糟”。出于人大代表之责,他们商定各自分别将意见向省委和中央反映。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反右运动秋后算帐时却成了“两黄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的罪状而受到严厉批判。1958年两人同时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1962年黄绍竑来广西专程到桂去黄现璠家做客,共同感叹人生!黄绍竑说:“别人都认为我是国民党广西政坛军界元老,大家都说现璠兄是广西学术界元老,国史造诣居广西之首,何以我俩在政治上会如此幼稚?我过去被看成是国民党右派统治集团一员,如今划为右派分子不足为奇。现璠兄解放前以‘反对国民党右派统治’的左派教授名响广西,曾多次被列入黑名单,如今被划为右派分子,不知作何感想?虽然当时他们都已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脱帽大右派”,但苦海无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待遇一成不变。文革爆发后,两人再吃二遍苦,以致黄绍竑不堪迫害愤而自杀;而时已年近70高龄的黄现璠两次遭红卫兵小将毒打,被人一脚踢昏,终以九死一生得以幸存。

1932年,黄现璠就读北师大时曾兼职任教于京城数所高中,时与他的学生李石锋、刘盛亚、张天授一道,出于国家处在内忧外患时期为激发出进步学生的忧患意识以及唤醒有识之士觉醒的动机,共同发起创立蓓蕾学社,以出版进步书籍和创办进步刊物为媒介来达到弘扬新文化、新文艺、新史学、新教育的“四新”宗旨。蓓蕾学社创立不久相继创办了进步文艺旬刊《菡萏》和《蓓蕾》,还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在京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以后师生四人都成为了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思想进步左派学者和作家,生涯富有传奇色彩,尤以李石锋(自封“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是其伯父)这位经常往返于桂林、重庆、成都等地与茅盾、巴金、郭沫若、何其芳、范长江等人一起频繁参加进步文艺活动的杂文家最为活跃。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黄现璠、李石锋、刘盛亚、张天授师生四人都从国民党眼中钉的“左派”分子沦为了新政眼中刺的“右派”分子。黄现璠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李石锋被错划右派后充军西昌宁南县,发配到该县大同乡插队落户,接受劳动改造。文革中他被打成“残疾”,人称“李擘子”;最惨的当属刘盛亚,被错划为右派后送劳教,1960年饿死于服苦役的峨边沙坪劳教营。这些右派的人生波折,过去不太为人所知。尽管“蓓蕾学社四杰”黄现璠、李石锋、刘盛亚、张天授在解放前后历经人生坎坷曲折,吃尽苦头,但他们身上闪亮的正直“左派人格”和发光的无畏“右派精神”必将传承后代,为世人所铭记。

在学不在衣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衣食打扮,大都是布衣素食,生活极其简单,且随性情之便。像黄侃穿布衣“钉鞋”去上课;辜鸿铭、王国维留着辫子去学校上课。特别是辜鸿铭的辫子,曾经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他曾自辩:“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黄现璠乃有先贤遗风,他从不讲究衣着,经常身穿布料的中山装,冷天外加一件旧的粗呢大衣,戴的是旧帽,脚穿的是旧布鞋或旧皮鞋,学生敬称他为“布衣教授”。在那个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的穿着打扮过于简陋,与一般教授不相称”!他听后坦然回答道:“对教授不是看衣服,而是看他有没有学问,况且我非一般教授,当然与众不同。”后辈学人将这个回答概括为“在学不在衣”,同时作为一件趣事在他桃李满园的门人弟子中广为流传。

谐谑“革命小将”

文革浩劫,黄现璠自然在劫难逃,再次受到迫害,被扣上“脱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遭到批斗、戴高帽、掛牌游街、鞭打和抄家的迫害。对于这一切,黄现璠不但泰然处之,还抓住机会经常调侃红卫兵“革命小将”。据钟文典教授回忆:“有一回,几位常到黄老家里请教的‘小将’,在‘文革’时竟然振振有词地说黄老如何毒害了他们。黄老听罢,也是习惯地侧着脑袋,照例连呼几个‘呀!呀!’而后不慌不忙地说:‘这就难讲了!如果说是毒害,也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给我毒的,而不是我主动去毒害你们’。这颗橡皮子弹一出,‘小将’们只有虚叫几声口号就撤退了。如此遇事不惊,解难题于谐谑之中的事,也成了大家经常津津乐道的趣谈。”

黄青天

冯中琳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广西师范学院物理系读书时并不认识黄现璠,只知道他是历史系的一位著名老教授。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日子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黄现璠一夜之间成了大右派。而冯先生当时作为一名物理系的学生,为了帮助党整风以及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对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鸣放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毫无顾忌的表达过自己的见解,说了一些心里话。后来又因为他没有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还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加上他成份不好,为此,厄运接踵而至,先是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然后在当时那种指鹿为马的社会环境下,他又不堪忍受种种咄咄逼人的压力,被迫离校出走,从而罪上加罪,被打成反革命,由公安机关抓捕判刑收监。当时,他是服刑不服罪,又从监狱两次逃跑,被捕后罪加数等,成了“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后改为无期徒刑,在铁窗下度过了二十三个春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拨乱反正,不少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8、9月间,冯先生得知与他同校的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老师和学生很多都得到了平反,他开始写申诉,至1980年底,他已向各级有关部门发出了二百多封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偶尔也收到一些互相扯皮推诿的“答复”,如当时学校的答复说“他是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不是在学校逮捕的,不属于复查的范围,只负责把他的申诉转给市公安局和法院。”而法院的复函却说:“他在整风期间,有严重的右派言论,他不应趁落实政策之机进行翻案活动”等等。那时,由于冯先生的牵累,他家里的亲人都已先后去世,只剩他孤然一身,所以在外面也没有亲人帮他申诉和上访。正当他陷于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张旧《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黄现璠教授获平反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重新工作的消息,一个念头涌上心来:是否找黄教授帮帮忙呢。但转念一想,又否定了这种想法。虽然黄教授过去也被打成右派,遭遇相同,但两人并不在一个系,素昧平生,非亲非故,黄教授会帮这个忙吗? 但当时冯先生已经山穷水尽,自然顾不得那么多,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把申诉信寄给了黄现璠教授。不久就收到了黄教授的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谈到除了非常同情冯先生的遭遇外还表示愿对解决他的问题“愿尽绵薄之力”。同时安慰冯先生说:“现在学校的右派已全部得到平反,叫他耐心等待”。此后,冯先生老师的许多申诉信,都是由黄教授帮发出的,并且还帮他代付了不少邮费。那时黄现璠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工作繁忙,年事已高,可是为了冯先生的问题,黄现璠不遗余力到处为他奔走呼吁,不仅把冯先生的申诉书拿到学校,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到市里开会,还把他的申诉书带去,交给有关领导;到自治区开会把它带到南宁;上北京开会把它带到中央,逐级反映冯先生的问题,并把其问题作为提案提了出来。

1981年初,那还是个寒冷的季节,听说中央有个代表团来广西处理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住在榕湖饭店,黄现璠不顾81岁高龄,拄着拐杖,徒步往返几十里之遥,亲自来到榕湖饭店,把冯先生的申诉书交到代表团手中,反映他的情况。由于黄现璠无数次地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终使冯先生的沉冤得到解决,于1981年8月获得平反昭雪而无罪释放,结束了23年蒙冤受屈的牢狱生活,重返广西师院物理系工作。

冯中琳先生回到桂林,第一个就是去看望黄现璠,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见问题已得到解决,黄现璠很高兴,同时说道:“如果你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下次去北京我要亲自去找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期间,黄现璠协助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同冯中琳类似情况的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不少人都是在黄现璠的积极反映下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因而黄现璠曾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厅原检察长徐冮萍称为“黄青天”。

黄现璠 - 评价

学界

“黄教授学术成就,海内知名,治学谨严,著作等身,对于国家民族贡献綦大……”罗章龙——经济学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黄老教授的学问就像一颗参天大树,民族思想是根,史学为干,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壮学为枝,生叶开花结果的是文章著作。由于树根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以至能根深干粗枝茁叶茂,硕果累累,其中尤以壮学独枝一秀,建树卓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所收论文,即从侧面向我们展示出了黄老教授治学看似庞杂多变,实为一颗主脉干枝清晰可辩的体系树……”(马克·本德尔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专家)

“黄老一生助人为乐行善事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改革开放后他曾为一位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又被错判为‘无期徒刑’而在狱中已度过二十三年春秋的‘政治犯’平反问题四处奔走呼吁,最终使这位“死囚”得以彻底平反昭雪,走出监狱,重获新生。世人盛赞黄老为‘黄青天’,誉为‘一代好人’,绝非过言溢美颂词,盖自有其缘由……黄老实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壮族第一位史学大师。这在壮族历史上属凤毛麟角,更显难能可贵。”(陆地——著名作家、广西文联名誉主席)

“黄老辞世已经十七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萦回我的脑际。他淡泊名利,教书育人,辛勤笔耕,著书立说的彰明业绩,将是永存的。”(钟文典——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会长)

“他是壮族人民的儿子,在他身上体现了壮族人民勤劳、俭朴、聪明、智慧、友爱、开拓、进取的优良品质。” (江佑霖——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

“黄老一生在治学和为人方面留下来了很多很多值得后辈学习的精神风范。处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青年一代,如果能够学习黄现璠教授以及其他前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治学和工作的精神风范,一定能够在新世纪在事业上创造更大的辉煌。”(钱宗范——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副会长)

“黄现璠先生虽于1982年逝世了,但他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为人和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却永远令人景仰。”(徐君慧——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广西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

“他一生秉性耿介,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坦荡磊落……他毕生在史坛学苑辛勤耕耘,潜心于学术研究,无论处境如何都不改初衷,焚膏继晷,确是不可多得、影响较大的史学大家……由于他在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中,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进行长时间详细深入的田野调查,故而开创了壮族史研究的新学风……在世纪之交,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壮族通史》,并通过这部沉甸甸的著作所展现出黄现璠这位著名史学家和一代学人科研和治学的累累硕果,不但可以确证其功德无量的壮举.而且薪尽火传,永远在昭示着不灭的精神火炬。”(潘荣才——著名作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编审) 

“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高龄,不辞辛劳,冒着寒暑,爬山涉水,深入偏僻的壮族村寨调查访问,收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为后来开展对壮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和认识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壮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生的真知灼见和学术风范,得到了壮学界的高度赞赏。”(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现璠教授出身壮族,作为壮族历史研究中至今仍闪烁光辉的《广西僮族简史》一书的著者名响中日学术界,系20世纪中国广西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塚田诚之博士——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教授、日本当代壮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政界

“他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现了一个壮族学者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民族进步的执着的追求。这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覃应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

“据我所知,黄老是中国壮族第一位教授,他撰著的《广西僮族简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壮族历史的专著,填补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空白;他撰著的《侬智高》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壮族历史人物的专著;澄清了封建王朝近千年来强加在侬智高身上的历史污名;他与学生合著的《壮族通史》是中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他开拓了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 因此可以说,黄老是中国20世纪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韦纯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

“从中国先秦史、中古史、近代史至到现代革命史,黄现璠教授皆有专著和大量论文问世,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通史’不但让黄现璠教授从头到尾研究透彻,写来得心应手,而且所作大多具有极高的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学术研究以‘理论建构’和‘开拓创新’最富有价值,这已成为学界共识。所以,学林名贤将黄现璠教授誉为‘桂海学术泰斗’ 、‘学者中的学者’,确属实至名归。”(黄荣——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黄老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壮族史上第1位大学教授、世所公认的壮学宗师……黄老一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四十余年,弟子三千,桃李满门,堪谓一代宗师。他学识渊博,胸怀坦荡,热心教育,关怀青年成长,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梁成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弛名世界的历史学家

2010年5月7日,国际著名出版发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英文书名《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ans》),内收黄现璠(Huang Xianfan)、郭沫若(Guo Moruo)、季羡林(Ji Xianlin)、顾颉刚(Gu Jiegang)、翦伯赞(Jian Bozan)、朱谦之(Zhu Qianzhi)、杨继绳(Yang Jisheng)、薛宗正(Xue Zongzheng)(按书封面英文名和收入内容先后顺序排名)等一批弛名世界的史学大家。除封面列名之外,书中还收有柳诒徵、白寿彝、李文海、孟宪实、易中天、王立群等人传记。

黄现璠 - 学术成果

主要著述和出版物

*通史
《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上、中、下三册,上、中两册由黄现璠独立完成,下册由刘镛完成),北平文化学社,1932-1934年。
《中国通史讲稿》,广西大学铅印本,1938年10月。
《中国史讲义》,广西大学铅印本,1945年5月。
《中国生活学——食衣住行通史》(初稿三卷),1981年
《壮族通史》(合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

* 断代史
《秦代通史》,广西大学铅印本,1939年12月。
《魏晋南北朝通史》,广西大学铅印本,1940年12月。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中山大学铅印本,1941年6月。
《隋唐五代史》,广西大学铅印本,1948年1月。

*近现代史
《民国史断片》(手稿),1948年9月。
《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稿》(两卷),广西大学铅印本,1949年1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稿》,广西大学铅印本,1949年8月。
《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同)油印,1957年3月。

*专史
《高中外国史》(两册),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8月。
《元代农民之生活——附奴隶考》(日)有高严著;黄现璠译,北平蓓蕾学社,1934年1月。
《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1937年2月再版: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11月重印。
《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36年10月初版;台湾台北文星书店1956年1月重印、1965年5月重印; 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民国版;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11月重印。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稿》,中山大学铅印本,1942年11月。
《中国文化史》,广西大学铅印本,1943年6月。
《中国殷代社会史》,广西大学铅印本,1950年4月。
《中国封建社会史》,广西大学铅印本,1952年12月。
《中国历史名著选读》,广西大学铅印本,1953年8月。
《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
《中国历史文选》,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1962年12月
《汉族的形成》(合著),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1976年12月。
《古书解读基础知识》,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1977年9月。
《侬智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冠名黄现璠与学生黄伟城教授合著,实际仅推出上册,而上册由黄现璠独立完成,见书作者自序),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1年10月。

*论文集
《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学术评传
《韦拔群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部分论文

*《东北之历史考察》,《进展月刊》第1卷第8期,1932年11月。
*《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宋代太学生之政治活动》,《师大月刊》第21期,1935年9月。
*《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与陶希圣合撰),《食货半月刊》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
*《南宋末年河北山东义军》,《文化建设月刊》第2卷第5期,1936年2月。
*《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文化建设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3月。
*《元代佃户之生活》,《师大月刊》第30期,1936年10月。
*《周代无井田制》,《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8期,1941年3月19日。
*《战国时代农奴解放与人之发现》,《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9期,1941年3月26日。
*《政治革命之汉代道教》,《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34期,1941年9月17日。
*《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37期,1941年10月8日。
*《秦始皇第二之隋文帝》(上、下),《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40、41期,1941年10月29日、11月5日。
*《战国时代采邑经济之发达》,《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42期,1941年11月12日。
*《春秋五伯无一为尊周》(上、中、下),《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62、63、65期,1942年4月10日、16日、29日。
*《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国防周报》第2卷第4期,1941年。
*《汉族对外抗战史》(上、下),《国防周报》第4卷第7、9期,1941年。
*《汉武为争汉族之生存而战》,《国防周报》第4卷第8期,1941年。
*《五胡乱华北方民众之抗战》(上、中、下),《国防周报》第5卷第2、4、5期,1941年。
*《黔桂边区教育散记》,《广西日报》桂林版《新教育》专刊,1946年12月29日、1947年1月11日、1月25日连载。
*《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广西日报》桂林版,1947年1月连载。 
*《春秋战国人之发现与人之平等》,《西大学报》第1卷第1期,1948年4月。
*《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僮族子弟》,《光明日报》,1956年5月10日。
*《关于广西僮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广西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3月27日。
*《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
*《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岭外壮族汇考》,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
*《土司制度在桂西》,《僮瑶族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僮)》第一集,1962年7月。
*《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
*《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
*《壮族别称乌浒人之探讨》,《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年9月。
*《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与岩洞葬》(遗作),《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6月。 
*《铜鼓制造及其花纹的探讨》(遗作),《学术论坛》,1985年第9期。
*《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遗作),《广西社会科学》[特稿]2007年第3期。
*《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下,遗作),《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 2007年9、12月。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遗作),《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9期。

回忆文章

*《风雨同舟十三年》(遗作),《西大情缘》,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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