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梅九

曾经跟章太炎被并称为“南章北景”的景梅九,是一个复杂人物。他既是革命家,又是学者,既是我国写白话小说较早之一人,又把毕生精力用在办报上,既信仰无政府主义,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广而不精,博而不专,限制了他在学问上和事业上的精益求精;他虽然努力提拔后进,扶植青年,但并没有“拉帮结派”,更没有开课授徒,以致道德学问无人继承。抗战开始以后,他基本上过着寓公生活,满足于在报纸上发点议论,骂骂那些官僚政客、狐群狗党,早年从事的国学研究等等,则都已放弃,不仅不能前进,反而连原有的一些成就也被历史湮没。

景梅九 - 人物介绍

景梅九1883年出生于山西安邑,现在属于运城市。祖父是位穷秀才,一度以卖水为生。父亲是私塾先生,对他教管很严格。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同学们都四处躲避,害怕洋人为报复山西杀害外国传教士而侵入山西。他却一个人呆在学校,泰然处之,也由此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1901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到山西选拔五人去学习,景梅九入选了,一年之后又被选派到日本留学。

1904年他和秋瑾在日本创办了《白话报》。1905年参加了同盟会,并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长。1906年与王用宾、景耀月等创办了《第一晋话报》。1907年,又与同仁创办了《汉帜》、《晋乘》。曾被看作是“北方革命言论之中心”的《国风日报》是他1911年在北京创办的。同年10月29日太原光复后成立了山西军政府,他任政事部长,又与人一起创办《山西民报》。1924年任冯玉祥部第六军军长,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1930年隐居家乡,撰写县志。抗日战争期间曾帮助冯玉祥旧部组成山西人民游击队,在中条山下与日军多次血战,并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发表了大量抗日的诗文。同时他又在西安恢复《国风日报》,并主办《出路》杂志。

解放后景梅九历任陕西省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北历史文物研究会委员等职。1961年病逝于西安,终年79岁。

景梅九 - 人物事迹

留学东瀛,积极投身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景梅九,名定成,梅九为字,号无碍居土,又号铭鼎,笔名梅九、梅玖、枚玖、梅、老梅、自笑生、闷久、秋心、愁、竹崖、胜公、虬公等,山西安邑(今属运城)城内人,1882年3月15日(旧历正月二十六)生。12岁跟父亲同时考中秀才,17岁(1899年)人太原令德堂。令德堂是当时山西一所具有维新思想的学府,除经史外,还开设了算学、格致(包括天文、地舆、农务,兵事及其他有用之学)等课程。不久,景因不满山长批评,愤而退学,在太原教馆维生。1900年人晋阳书院读书。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省所有书院分别改设大学堂(省)、中学堂(府、州)、小学堂(县),随即山西大学堂在原令德堂和晋阳书院基础上成立,景转入西斋(令德堂后身)。旋被保送到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进师范馆。1903年,作为该校第一批36人之一,由清政府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是惟一一位山西籍人士。入东京帝国大学本乡第一高等学校,1907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日本的四年,是景梅九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思想文化知识、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奋力推进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时期。到日本后,积极活动,要求山西选派留学生,到1904年秋已有50多人到日,遂于11月成立山西同乡会,被选为会长。这年7月,女革命家秋瑾东渡日本,景找到秋瑾,畅谈革命,并合办《白话》,为月刊,9月24日问世,先后出版6期,是景从事新闻事业之始。秋瑾回国,景负责送行。秋瑾牺牲,景作《横海》深情悼念。1905年7月,景以山西同乡会名义,在东京创办《第一晋话报》,出版9期。8月,孙中山联合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这时景回山西过暑假,跟同乡友好李岐山(李健吾之父)在运城合组“回澜公司”,售戒烟药丸,后成为革命联络机关。10月回到东京后,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长,以后发展了多名山西同乡人会。当时同盟会尚处在秘密状态,为掩护革命,景跟陕西、河北等地同志,联合成立一外围组织“明明社”,凡人同盟会者,先经“明明社”审查。因受到警方注意,改称“何公馆”,以“公馆”二字遮人耳目,以“何”公馆——即“什么公馆”之意——暗示此为假象。又成立晋(山西)豫(河南)秦(陕西)陇(甘肃)四省协会,推动西北革命。同时主动跟南方的李烈钧、唐继尧等革命者交往。

1906年6月,章太炎服刑期满来到东京,主编《民报》,景与之结识。11月27日,《民报》举行周年纪念会,孙中山、章太炎发表演说,由景临时上台担任翻译。随后参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制定《革命方略》的活动。同年跟同乡王用宾在太原创办《晋学报》,作为同盟会山西支部领导下的革命报纸,不久改版为《晋阳白话报》,三日刊,10月9日问世。有人将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章太炎《排满歌》等编集成册,由景作序,印行出版,影响颇大。从这年起,跟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幸德秋水等交往甚多,又向大杉荣学习世界语。1907年1月,跟黄兴等人在东京创办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派刊物《汉帜》,为副主编,发刊词为章太炎所作。是年,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成立,景发动留日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争矿权斗争。为激励国人,山西留学生李培仁蹈海,由景亲自主持追悼会,并送李的遗体回国。在争矿权斗争中,景跟同乡景耀月、谷思慎、荣福桐等创办《晋乘》杂志,9月15日问世,仍用白话,通俗易懂。从到日本之日起,景就跟康有为、梁启超的立宪保皇派展开斗争。这年10月17日,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景受同盟会总部指派,跟宋教仁、张继、黄兴等人赶赴会场,将正在讲话的梁启超赶下台,《罪案》中称“锦辉楼上打文妖”。他们接着把“立宪党的会变作革命党的会”,批驳君主立宪保皇谬论,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 景梅九自幼聪慧,少有大志。14岁自撰对联:“岂有文章惊海内,拟将足迹遍瀛寰。”人令德堂读书,接受新知,思想开阔。八国联军进北京后,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产生种族革命意识,引发爱国主义激情。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愤恨,又使他向往一种自由平等、人人有衣穿有饭吃的“大同”社会。在“何公馆”期间,他“把学校的事渐渐地抛在脑背后,非关系革命的书不愿看,非关系革命的人不愿见,非关系革命的话不愿谈,非关系革命的事也不愿做”。在对现实的研究和对西方(包括俄国)各种新思想的广泛汲取中,初步形成了激进的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景到日本之时,由片山潜、幸德秋水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立,幸德秋水接着组建了平民新闻社,编辑出版了大量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景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活动,聆听了幸德秋水等人的演说,读了幸氏所著《社会主义神髓》。景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极为佩服,特别是其“民生”一项,认为跟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从此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和“三民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建立中华,平均地权,实行共和”也就成为他的奋斗纲领。他又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比较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在1907年,先后写了《社会主义概说》、《共产主义略说》等文。他特别推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说“世界经济学者莫不赞同”,又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有研究价值”。(引文据《罪案》。以下凡不加注明的,均引自此文)中国留学生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共有会员四五十人,景为会员之一。可见景这时的思想,是“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同时必须看到,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跟后来人们对它的阐释相去甚远。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意”是“无国家”、“无家庭”,进而“无政府”,说社会主义者“把一切法律看的狗屁也不值”,连货币也不需要。他借用李白的著名诗句“千金散尽还复来”,说他“朝有百金,暮当散尽”。这直接开启了景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景后来不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无政府主义也就成为他推行“三民主义”的一种武器。

奔走辛亥革命,两次击退复辟逆流

景于1907年年底回到中国,“急速运动社会革命”。他应朋友之邀,先到青岛,跟商震等人创办震旦公学,然后到德国人的船厂,以“参观”为名,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第一次罢工,震动很大,报告给东京同盟会机关,受到赞扬。其间,作新戏《杨花浦》。正准备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被德国人侦知,“驱逐”而出。旋赴北京、太原等地,跟山西、陕西的革命同志联系,策划秦晋联合举事大计。其间,山西大学堂请任英文教习,景不就。秋天,回到晋南老家,跟井勿幕、李岐山等人一方面大力发展同盟会员,一方面研制炸药,拟以中条山为根据地,从事武装抗清、反清活动。冬到西安,继续进行革命发动。在一个学校发表演说时,听说学生胡景翼等人皆有希望,乃与之交谈。此后连续两年,大都在晋南、西安等地。写白话短篇小说《不平》、《溺女》,作《非仕宦主义》、《国民之自觉》等文。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到西安,相与来往,成为好友。去南方讲学,参加“南社”,跟柳亚子相友善,借诗文唱和,提倡民族气节,发扬爱国精神。1910年再游日本,经常在章太炎寓所闲谈,大量阅读古今名著,又跟宋教仁等畅叙,规划西北革命具体部署。武昌起义前夕,景派人到晋南。10月29日,太原举事,景立即回并,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部长。赴石家庄,欲见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试其态度,不料吴已被刺,遂代都督阎锡山拟致黎元洪、段祺瑞札,文情激越,传诵一时。又在协调燕晋联军、秦晋联军上多所出力,被推为秦晋联军军需局局长。后改任山西省稽勋局长,负责调查表彰死难者。1912年8月,孙中山将同盟会和另外一些组织改组为国民党,景即转入国民党。9月,孙中山来山西,景作为特别代表,率200人组成的卫队,赴石家庄迎迓,又代表山西全体同盟会员致欢迎词,后再送至石家庄。年底,被选为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

景回国后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利用媒体,大力抨击清朝政府和立宪保皇党人,宣传革命。1911年初,跟好友白逾桓在北京合办小报《岁华旬记》,为日报,共出10天。景觉得不过瘾,决定办大报,2月8日,《国风日报》面世,每日一大张,地点在北京南柳巷。景为创刊号写《宣言》,说该报总旨是“赞助真实立宪提供爱国精神以世界之眼光发精确之议论,指导政府不使政令偏颇,引诱国民勿令责任卸驰”。该报立场鲜明,文风尖锐泼辣,问世不久,清政府即嗅出味道不对,认为是革命党的秘密机关,意欲查封,奈无证据。报纸每㈩,张贴于故宫门前,围观者众,路为之塞。同年8月9日,景跟朋友田桐、续西峰、井勿幕等又办起《国光新闻》,《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即定性为“同盟会在北京地区的言论机关”,又“曾成为策划革命的场所”。该报也是日出一大张,地点在北柳巷。景同时参与创办《爱国日报》。跟以上两报,景戏称之为“三国”。辛亥革命爆发,三报大声呼喊。特别是(国风日报》,有时一天发表几篇时评,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喉舌,起核心作用。孙中山对《国风日报》甚为满意,民国成立,颁给荣誉奖章。

1909年,景在一次演说中讲道:“政府是聋子,人民是哑巴,弄成了聋哑世界。”而要“医治聋哑,惟有开通民智一法;要开通民智,设十个学堂,不如立一家报馆;立十家报馆,不如开一场演说;开十场演说,不如唱一台戏剧。”他对戏剧的教化作用十分重视。《刘公岛》为作新戏之始,《杨花浦》继其后,接着有《神骗记》、《霹雳箭》、《昆仑奴》、《乐园行》等先后问世。为了启发民智,景还写了许多曲艺作品,如《兄弟从军歌》等,以供演唱。这些演唱作品较之那些白话小说,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这也为他后来从事秦腔改革打下了基础。

清王朝被推翻,不等于革命已经成功,封建顽固派和复辟势力一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袁世凯掌权后,倒行逆施,阴谋复辟帝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景利用“三国”,无情地揭露“宋案”真相和袁的阴谋,同时在《山西民报》发表小说《捣乱党》,予以讽刺。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逮捕《国风日报》经理和一位编辑,景给官厅一书,说此报一切责任“由鄙人负责”,不得逮捕他人。袁想收买该报,遭景严词拒绝。随后“三国”均遭查封。景因受阎锡山排挤,回太原而不得,径到西安。其代表作《罪案》即写于西安,出版后立即译为日文,近年收入一本资料集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又组织秦腔剧团“易俗社”,做改良戏曲实验,至今已历80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公开化,景移居三原山中,跟邓宝珊等人开会密议倒袁办法。1916年1月24日,作《讨袁檄文》,有“本绍、术之余孽,袭莽、操之故智,谋破五族共和之均势,希图万世一统之帝业。讽令二三奴儒,上表劝进,赂遗各省代表,奉书请愿。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称帝称皇,有腼面目;误国误民,全无心肝”等语,痛快淋漓,可谓诛心之论,被誉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影响甚大。此文刚发表,景即被袁党逮捕,押送北京。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忧愤而死,景获释放,《国风日报》随即复刊。后作《入狱始末记》记其事。1917年“张勋复辟”,景再次投身护法斗争,连续撰文痛斥,致《国风日报》第二次停刊。

悉心办报,创办《学汇》,成无政府主义大本营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我国流传甚广。许多共产党人,开始大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景梅九在日本期间,既从幸德秋水、宫崎寅藏等人接受了社会主义,又从大杉荣等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而且把两者结合了起来,又跟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糅和在一起,形成他的一套“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后连续两次击退复辟逆流,“共和制度”逐渐扎下根子,可以说,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已达。“五四运动”以后,景完全退出政界,把精力用在宣传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上。

1922年10月10日,《国风日报》第二次复刊(社址搬到直外魏染胡同)后,特辟《学汇》专刊,每天都有。在现在所能见到的237期《学汇》上,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著频频译介,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纷纷露面,《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称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机关”(第3卷上册第252页)。景氏自己,在该刊发表译著很多,几乎每期都有。

《学汇专刊》并不是只刊登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不几年,这个专刊就用很大篇幅介绍,石原纯的几篇文章即是介绍相对论的,景本人也写了《相对性易解》。景的两部纪实文学作品《罪案》和《入狱始末记》亦在该报连载。在文艺栏,景发表了他翻译的泰戈尔等人的剧本和罗曼·罗兰的《民众艺术论》。景利用该报,热心扶植文学青年,高长虹、石评梅和荆有麟发表作品很多,可以说,石、荆二人走上文坛,是从这里开始的。1924年9月,高长虹来到北京,生活上得到景的照顾,景让高来做校对,随后让高办了《狂飙》周刊,前后出刊17期,“狂飙”之引人注目,即由《国风日报》始。这也说明,称《学汇》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机关”不十分确切,它确是把“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汇在一起的,只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占了一大部分。

如同无政府主义者多是世界语者一样,景梅九热心提倡世界语,他的有些译文即从世界语转译而来。1923年,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成立,发起者为李石曾、吴稚晖和景梅九,并得到胡景翼的协助。鲁迅曾义务在这个学校教课,荆有麟、高长虹的二弟高歌等都是该校学生,并因此而跟鲁迅相识。随后,《国风日报》办了《世界语周刊》,辟有《世界语》专栏,它翻译国外《世界语月报》的文章、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等人用世界语写的小说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演说《世界语者之宣言》(此文由景翻译),报道国际“世界语联合会”的动态。景在后来创办的几所学校中,都开了世界语课,培养了一大批世界语人才。在景的感召下,山西的世界语运动很快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即有世界语协会成立,30年代又有发展。世界语在中国广泛传播,景是功臣之一;世界语在山西得到发展,景有开山之功。

创办《出路》,掀起后期辉煌

1934年初,景在西安成立“国学社”,同时在西安商专兼课。6月,创办《出路》周刊,任社长,所有社评、时论,都出自景氏之手;其许多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都在该刊发表。该刊共出52期,景发表200多次,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其重要国学研究文章有《尊孔评议之概略》、《尊孔与忠群》、《宰予昼寝丛谈》、《黄帝外记》(连载)、《黄帝姓粟详解》、《屈子抹煞禹功臆解》、《黄帝与易教》、《死静和生动小参》、《死光与中国预言》(按,死光,即今所说激光)、《往教新说》、《文字谈话》、《文话杂说》、《文学源流概说》、《心物比较观之概略》等。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被称为“西欧三大文学巨匠”的但丁的不朽著作《神曲》,由景氏从世界语转译为骚体,在该刊连载,是其译文的代表作。另有论文《提倡世界语》、《不要欧化太过了》、《学生与友生》、《对于采用简字的意见》、《对于拉丁化的商榷》、《亚意与中倭对照观》、《追忆盟主及吾人今后之努力》等。最后两篇写于抗日战争前夕,已能闻到炮声了。这一时期还创办了《工商日报》、《国光月刊》、《民党》杂志,出版了《葵心》等书。景作诗很多,早期有《秦中杂咏》,后期有《无碍室诗存》,未人集者,不计其数。

“小学”,即文字研究,一直是景氏十分关注的一个领域。发表于《出路》上的《黄帝外记》、《黄帝姓粟详解》等文,对华夏始祖黄帝的生平和血统,从字源上做了考证。《文字谈话》、《文话杂说》、《提倡大众语文》、《语文谈话》等多篇文章,是参与由瞿秋白等人发起的大众语和拉丁化问题讨论的,从字的形、音、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意简化汉字和文字大众化而对拉丁化存有疑虑,表现了作者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历史观。

对中国传统文化,景持爱护、发扬的态度,某些方面给予修改补充。赞成“引进”西方文化,但又担心“欧化太过”。整体上说,他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另有一些文章谈到古代经济,如《论河患不应咎大禹》、《屈子抹煞禹功臆解》、《果孰是远绩禹功者》等,探索了治理黄河水患的历史经验。所撰长篇专著《生活要素总检讨》,从对字的诠释出发,从衣食住行四方面,对“中国古今人对于生活要素之言论与事实两项”,做了检讨,并“附以个人之评判”。这是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它拓宽了国学研究的路子。

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景这一时期国学研究的政治针对性和战斗性。《出路》创刊之时,东北三省已经沦于日军之手,华北正被窥视中,亡国的危险就在眼前。景不但写了许多社论、时评,号召国人擦亮眼睛,认清敌友,不忘抗日,而且总把国学研究跟抗日宣传联系起来,把国学研究服务于抗日宣传。此类文章有《政府万能驳论》(连载)、《论民治之极则》、《论政法之经权》、《日本侵略中国及各惨案年表》(连载)、《制造杀人利器与制造炮灰》、《略谈白银政策与我国的关系》、《国际对华贷款之透视》、《往教新说》等。另外还及时报道了当时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呃夫光线”、“死光”(即激光)、无线电等。

反对国民党,跟共产党走

抗战开始,《出路》已停,景于10月10日,第四次复刊《国风日报》于西安。这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份抗日报纸。自“四一二政变”发生,景对蒋介石就采取反对态度,“九一八事变”后,蒋阎等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景极为不满,在《出路》和《国风日报》上不断发表反蒋反阎言论。景是老同盟会员,在西北各省有很高威望,阎锡山不时向景送款接济,景反而愈骂愈烈。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权势人物也视他为大老,谁也不敢惹,因此他放言高论,常无所顾忌。一次,国民党大员邵力子到西安,一时言论不妥,第二天,《国风日报》头版头条,标题上就以“邵刀子”相骂。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景是拥护和支持的。1938年8月27日《国风日报》载景氏《即席赠朱德将军》,共四首。其第一首云:“百战归来意态闲,当筵说笑露欢颜。迂回周转八千里,于羽而今驻历山。”第三首云:“得赢得胜凯歌旋,二德将军应预言。伫看中原传檄定,军旗高矗太行颠。”原注:“初闻彭德怀将军与朱德将军统军,曾作二德预言,兆为得赢得胜,果应。”1949年夏,党中央董必武、林伯渠和民革李济深联名电邀赴平“共商国是”,适景患病,不能成行。西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任参事。1951年冬,到甘肃天水一带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赋诗多首,歌颂其事。后任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安市人民代表。1959年病故,享年77岁。

景梅九 - 人物故事

给了车夫大把钱

景梅九先生平易近人,不拘小节。在西安时,三教九流人物他都乐与之交往。特别对山西流亡到西安的学生尤为帮助。据说,有的人跑到他家里,见他吃饭,也就坐下来吃,他也不感到你无礼,吃三天,他也不问来人的姓名。如客人到他家感觉热了,把上衣脱下挂在他家墙上,他花钱时,不管是谁的衣服,就去口袋里摸钱;你要花钱时,看见他的衣服挂在墙上,伸手去掏口袋,他也毫不在意。他常说:“我景梅九就是景梅九,别人可千万不能学我景梅九。”

有一天晚上,他在梁家牌楼“晋风社”看罢王秀兰的演出走出剧院。叫一辆洋车,要回学巷13号寓所。那个车夫是个生手,不认识景老先生,竟和他讨价还价起来。车夫要三万块(法币),他只掏一万块。双方正在相持之际,有一位过路人对车夫说:“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就是有名的景梅九景老先生。还不拉上快走!”车夫一听赶快道歉说:“我眼瞎了,请不要见怪!快上车,送您回家,分文不要。”

车夫把他拉到家门口,他下车后,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给车夫。当车夫在门灯下点清,要还给他多余的钱时,他已经走进去把门磕上了。

给土皇帝写回信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西安又办起《国风日报》后,经常写文章痛骂阎锡山。因为他的文章论据确凿,逻辑合理,笔锋锐利,字字刺痛了土皇帝的神经。想报复吧,陕西并非山西,不是阎家的天下;想撰文反驳,又找不到与之抗衡的大手笔。于是,只好采取“收买”政策,派个狗腿子到西安,给景梅九送去一千块现大洋。来人只怕吃了闭门羹。谁料景梅九一听说是来给他送钱的,便“热情接待”,款项照数收下,还给老阎写了回信。封好盖上骑缝章。

这个狗腿子心想,不用说是景梅九,就是景梅十,景梅百也是见钱眼开。庆幸这次西安之行“不辱君命”,说不定回去后会官升三级。谁知回去将信呈给土皇帝。他拆开一看,气得一张脸变成了猴屁股。大骂狗腿子是“草包,草,包!”

原来回信是这样写的:

“惠款照收。‘有功者’是应该食禄。往日,吾乃白尽义务,未免有些怠工;今后,沽酒有资,当趁兴挥笔,加倍“奉敬”。绝不食言自肥也。

妙语双关和强记

景梅九先生是内秀,从相貌上看,是个地道的晋南“乡下佬”,可他肚子里象个图书库,古今中外的百科知识无所不知。在当时有“南章(太炎)北景(梅九)”之说。他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尤其是他的双关妙语,更是入木三分。

早年,他曾写一副自嘲联:

骑马骑的“太上皇(黄)”;
娶妻娶的“摄政王”。

据说,他的夫人长相有一点和清末的摄政王载沣相象。他妙语双关,对腐朽统治的封建皇朝极尽嘲弄鄙夷之能事。

他最早就看清了阎锡山投机革命的反动本质。在1911年冬,山西民军东进失利,退守娘子关。都督阎锡山竟扔下省城向北逃跑。景梅九写一联语:

出关“逐鹿”;
退为“娘子”。

深刻地揭露了阎锡山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畏缩逃跑的虚弱本质。

他和阎锡山是水火不相容的。据说,他的书房里挂副自撰对联:

不随百川归大海;
始知弱水是强流。

“百川”是阎锡山的表字,“弱水”是陕西境内的一条河流。这副联语对仗工稳,气势磅礴。当时他在西安,也一语双关,表示要与这位土皇帝周旋到底的决心。

景梅九先生的强记能力也是非凡的。1911年春,他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有个进步青年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小说,拿上原稿向他求教。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青年,放下手中的工作,来看小说稿,边用手指在字行上飞快地划,划过就是看过了。只用了一个多钟头就全部看完,给他提了中肯的参考意见……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又在西安办起《国风日报》,当年的那位青年已跨进中年,又去报社找他。他不但还能一眼认出来,并说出了曾在北京看过注说中的概略情节,提过什么意见,以后发表了没有。那个青年惊异得舌头吐出来,半响缩不回去。因为本人对当年写过的内容也记不清了。

据说,他看的书本字行里都留有指痕,看得快,还记得准,真是天才!

景梅九 - 社会影响

景还是当代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使他享有“南章(太炎)北景”的盛誉;所著辛亥革命回忆录《罪案》一书,1924年由京津印书局出版后,曾风靡一时;他的《〈石头记〉 真谛》 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历来被推为开中国红学研究先河的专著。他精通日、英文及世界语,是中国研究世界语的先驱,并曾翻译过但丁的长诗《神曲》、托尔斯泰的剧本《救赎》和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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