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

刘绍棠 刘绍棠是著名作家,河北通县人。1936年2月生。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刘绍棠,著名作家。河北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儒林村)人。1936年2月生,1997年3月病逝,终年61岁。刘绍棠1948年参加革命,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幼年成材,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青少年时代作品清新、淡雅,把土改后的农村写得嫩苗遍野,生机盎然,受孙犁作品深刻影响,有社会主义“田园牧歌”之美誉。刘绍棠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独具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

刘绍棠 - 简历

1948年参加革命。他幼年成材,1949年,13岁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到河北文联工作半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深受孙犁作品熏染。翌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并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20岁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乡土小说》丛刊主编等职。1997年3月11日病逝。终年61岁。

刘绍棠 - 少年时期

刘绍棠从13岁就开始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立志要成为人民的作家。他走上乡土文学之路,是受到老作家孙犁和肖洛霍夫的影响。他那时就想过一辈子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住在家乡写乡土小说。他以自己的家乡为基地,写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作品,受到作家孙犁的赞赏,其作品常常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

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刘绍棠写的小说《红花》,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当时他上高中一年级,团中央便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曾找刘绍棠谈过四个多小时话,希望他多写农村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刘绍棠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他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开始构思他的小说《青枝绿叶》。这时,他就开始走上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即写家乡、写乡亲的乡土文学之路。

一年放暑假时,刘绍棠又回到家乡。那时村里搞了互助组,引起他的兴趣。他了解情况,进行艺术加工,产生了创作冲动,可是从何入手,一时捉摸不定。夏天晚上很热,他就在村外找个风凉空地,躺下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浮想联翩,苦苦思索小说的开头。这时,河边的树林里布谷鸟叫着“光棍好苦,光棍好苦”,那声音清脆悠远,动人心弦,更使他夜不能寐。突然,布谷鸟的叫声给了他灵感,从这里开头不是很有意境吗?于是,小说的开头就写男女主人公在布谷鸟叫声中相识河边。《青枝绿叶》写成后,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刘绍棠又以此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并因此一举成名。那年,他只有16岁。1954年他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他刻苦读书,文学修养日深,作品更有力度,在写作上他更加投入。他的文学欲特别强,写小说时,一动了笔就融进自己作品的情境中,随着人物一起喜怒哀乐,甚至痛哭失声,跟“跳大神儿一样”。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

刘绍棠 - 写作情怀

1957年刘绍棠被错划右派,剥夺写作权力,先是在京郊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劳动,后来回到家乡当社员,一去就是20年。他扎根于芬芳的泥土中,收集材料,体验民情,不停地写作。家乡人民同情他,保护他,抚慰他,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给了他创作的动力。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趴在荒屋寒舍的土炕和炕沿上一字一字写出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等。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都搭了防震棚,夜间每户还须有一个人值班。他值班时也不忘写作,室内孤灯一盏,在大地颤拌时,他坦然处之,文思泉涌,笔不停挥。那时,他正在赶写第二部长篇《狼烟》。当发出地震报警时,他还沉浸在写作之中,人们招呼他才醒过梦来,持笔挟书从房门跑出来。他对于创作就是这样痴情投入。
他曾写诗曰:芬芳故乡土,深深扎我根;运河水灵秀,哺育我成人。弄文违世情,无辜赤子心;仲永实堪伤,江郎岂才尽。……恶竹根除去,雨后发新笋;请君试目看,花开二度春。这诗写出了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情。不论环境如何艰难,遭遇如何坎坷,他绝不自甘沉沦,依然埋头写作。他说,在中国作家中,他有两个独一无二:一是所有作品都是写自己的乡土;一是先后在一个小村里生活了三十年。他把自己的笔伸向普通的农家。

1979年重返文坛后,他又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他创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27部作品,而且接连获奖,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被誉为乡土文学的作品散发着田园牧歌式的清新优美,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1988年8月,由于他长年伏案写作,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经抢救治疗,除了他的左半部身体有一些不听使唤外,他的大脑和言语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大病之后的刘绍棠凭着自己的顽强的毅力和坚定信念又开始写作了。1991年7月,国务院授予他“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立了“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碑,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他说,我要重新从21岁开始,一刻不敢懈怠,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刘绍棠 - 刘绍棠与胡耀邦

1951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他崭露头角的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赞赏。经与陈绪宗总编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
刊发,并加上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刘绍棠由此获得团中央的着重培养,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从此以后,胡耀邦多次与刘绍棠谈话,内容包括创作和做人……刘绍棠视胡耀邦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有意思的是,其中胡耀邦说刘绍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的一次谈话,值得人们深思回味。

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萧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风貌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自己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留下家乡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为此,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刘绍棠马上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末了,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也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刘绍棠年轻,又爱放“炮”,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他自己也毫不客气。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对他的行为予以了教正;对他的未来,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刘绍棠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神情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刘绍棠一愣,很快地断然一摇头:“没有!”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顺口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刘绍棠不假思索地回答:"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样的!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这里虽然用了一句民间俗语,但了解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这场运动的严峻程度的。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倒罪状,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1956年闹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事。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年龄小,又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几年中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部作品时,刘绍棠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了争执。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刘绍棠去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此时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三分钟时间,赶快说吧!”“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这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胡耀邦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会讲吗?”胡耀邦追问。刘绍棠没有吭声。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篙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

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20年前的这句预言,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发表了他在60年代惟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此时不愿这么没单位地干呆着,便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他予以帮助。可事不凑巧,为了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北京师范学院院长调动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日子还算安宁。

但1966年6月以后,北京及全国开始遭遇“文革”风暴。刘绍棠此时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恣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乡亲们的爱护下,他避开了“文革”初期的动乱,还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说:“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对“文革”进行批判揭露之时,刘绍棠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刘绍棠 - 回忆刘绍棠

刘绍棠的好友、作家从维熙深情地说:“刘绍棠61岁去世,成为我们这代人心里难以弥补的伤痛。”他回忆年轻时与刘绍棠的交往,就像一场美丽纯情的梦。在他们都被打成右派的艰难时日里,两个人保持通信往来,从未间断。从维熙夫妇下放到外地,刘绍棠夫妇赶到车站送别,患难见真情,刘绍棠以淳厚和忠诚演绎他的人生。从维熙认为,刘绍棠的一生与大运河密不可分,他从生活的最精微细腻之处入手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他以文学感悟生活,消化成自己的情感,把自己感受的情感传达给读者,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刘绍棠与沈从文、孙犁一脉相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是刘绍棠的北大同学,他对刘绍棠在晚会上能将三言二拍小说《乱点鸳鸯谱》倒背如流印象深刻,指出刘绍棠虽是天才,但他同时下过很大工夫。有人认为刘绍棠的作品“太土”,其实刘绍棠对外国文学是努力学习过的,他把肖洛霍夫作为自己的榜样。钱钟书这样评论过刘绍棠作品:“阅读欣赏刘绍棠的小说,就好比坐在各种名贵佳肴样样俱全的盛大宴会的餐桌旁边,每样菜都吸引你吃,使你不知如何下筷才好。”段宝林认为刘绍棠的文笔在中国作家中少有,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传统应该得到继承。作家程树榛生长在江苏的运河边,小时候是刘绍棠的“追星族”,读中学时他就喜欢刘绍棠的小说,也做着作家梦,写信向刘绍棠讨教,与刘绍棠建立起友谊。令他深感遗憾的是刘绍棠未能完成他的史诗式的力作《村妇》三部曲便溘然长逝。

刘绍棠的妻子曾彩美,当初和刘绍棠在潞河中学一起上过课,并相识相爱的。她在会场上站起来,激动地说:“在我的心目中,刘绍棠是伟大的,超凡的。大运河的乡土乡亲养育了绍棠,绍棠没有忘本,用一生的心血创作了大运河乡土文学,奉献给大运河。他被称为大运河之子。他说过:‘如果我的名字与大运河相连,也就不虚此生。’”曾彩美对刘绍棠的故乡儒林村的父老乡亲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说,没有儒林村的父老乡亲,就没有刘绍棠今天的成就。在刘绍棠最困难的时候,儒林村老百姓保护他没有受到冲击。十年浩劫中,在儒林村的土炕上,他创作了3部长篇小说。2007年3月12日刘绍棠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当地乡政府在刘绍棠墓地举办纪念仪式,召开追思会。

刘绍棠 - 贡献

刘绍棠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有《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中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长篇小说,《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等散文短论集,以及《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敬柳亭说书》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他的《蒲柳人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黄花闺女池塘》获90年代优秀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出版。刘绍棠四十余年文学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现已出版5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

刘绍棠作为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而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誉。他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创作的洋洋600万字的乡土文学作品,不少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刘绍棠 - 评价

刘绍棠,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曾多次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和《中国共产党名人录》。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绍棠生在通州,长在通州,写的也是通州,堪称“铁心务农”的乡土文学大师。他创作形成的大量书稿、资料,充满乡土气息,既是刘绍棠几十年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也艺术地再现了通州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浓厚通州地方特色的档案珍品。

刘绍棠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在著作中写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他已将全部文学档案捐赠给通州档案馆。目前通州档案馆建有“刘绍棠文库”,收藏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剪报、藏书、证章、证书、照片、实物等全部文学资料约1600余卷(件),这些资料是刘结棠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开展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生动素材。

TAGS: 中国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家 文化人物 文学 文学家 艺术 著名作家
上一页: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下一页: 柯愈勋
相关名人更多>>
名人图文更多>>
相关名人更多>>
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 电脑版
个人简历网-移动版 m.gerenjianl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