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

周谷城(1898~1996)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系主任, 复旦大学教务长。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任委员。代表作《中国通史》 上、下册,《世界通史》一、二、三册。


周谷城 - 生平简历

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族人送到周氏“族学”读书,民国2年(1913年)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的前身)英语部。民国10年春离毕业尚有半年,周谷城回到湖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师范部教授英文兼伦理学,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担任英文、伦理学教员。民国1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生活系统》。周谷城与当时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大革命时期,他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参加农民运动,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到上海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发表过多篇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上海远东图书馆1939年)和《中国教育小史》(泰东图书局1929年)等书。并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撰写了若干探讨中国社会的著作,如《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年)、《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店1931年)、《中国社会之现状》(1933年)等。1932~1942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此后至民国30年,周谷城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其间撰写了《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开明书店民国28年出版,书中首次提出并运用“历史完形论”的理论,意在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中国政治史》民国3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再版。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周谷城执教于复旦大学以后,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和翦伯赞等一起起草反蒋宣言。由于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遭逮捕。民国35年他还与张志让、潘震亚等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该书采取诸区并立、同时叙述,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曾多次再版。由此周谷城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的著者。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1988年11月22日,邓小平同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周谷城亲切握手。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周谷城 - 成就

在大学任教期间,除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外,并于建国后首先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讲授《中国通史》时,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他视野宽阔,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撰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1981),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周谷城的教学和研究,涉及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纵述古今、横论中外。六十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如:《生活系统》(1924)、《农村社会新论》(1927)、《中国社会史论》三卷 (1931)、《中国通史》两卷(1939)、《中国政治史》(1940)、《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世界通史》三卷(1949)、《黑格尔逻辑大纲》(1951年译)、《古史零证》(1956)、《形式逻辑与辩证法》(1960)、《史学与美学》(1980)、《诗词小集》(1985)等。史学方面的论文已汇编出版了《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1983)。在年已九旬时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于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

周谷城 - 治学论断

周谷城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治学可谓学域广阔,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持论通辟,坚于求真,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
就其求学与治学活动而言,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898至1920年底的求学阶段;1921至1930年秋的教书、参加大革命以及卖文译书为生的阶段;1930至1942年的教学与科研并行、政治与学术并进的阶段;1942至1949年的潜心史学教学与研究但又投身现实政治斗争的阶段;1950年至今的“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的阶段。本文限于篇幅,对其治学活动不作具体分析。而综观其数十年艰苦的探索与追求,已形成严谨的治学方法,使其治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此,本文拟作深入论析。
 注重打好雄厚的知识基础,注重知识的积累,这是周谷城治学的第一个突出特色
独立深思,不人云亦云,不妄发议论,力求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是周谷城在治学中特别坚持的一个原则。青年时期的周谷城就特别反感那种不学无术,不作研究,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如他在早年发表的《教育新论》中提出今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方针时,就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此问题,而得出如下结论:
(一)全国人民应有受教育权。
(二)凡受教育者皆为有用人才。
(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必在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寥寥数语,把中国教育改造之方针问题说得非常透彻。周谷城研究史学,更强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撰写的《历史完形论》,可说通篇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史料当历史,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片断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又如他对纪传编年本末三体史书体例的评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指出纪传体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因为它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汉之争”,本是一事,参加此事的主要动力为楚汉。而《史记》不以整个的“争”为叙述之对象,而将其分述于《高帝本纪》和《项羽本纪》之内,故纪传体史书只适合保存史料,不能作为通史。他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评价,认为此书较纪传编年各体史书为优,特别是它有二个长处尤为突出,第一是比较地接近了人类过去之活动。史不是虚空的时间,不是独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时间上的“活动”。《通鉴纪事本末》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而以个别的事情为叙述之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第二,该书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但它也明显有三个缺点:
一是事情与事情间或篇与篇间没有联系;
 二是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之内没有分析;
 三是此书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
在《历史完形论》这篇重要的史学论著中,周谷城最后得出的结论为:“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却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这段话虽说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学论点,但它对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启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论著中,我们只要稍加注意,都可见到这位大学问家对一些问题的深刻见地。如他阐述史学与美学的关系,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历史家的理想是指导人的,艺术家的理想是感动人的,然而都是载道的,都推动斗争,使不断前进”。这些话都是颇有思想见解的。
 在治学中,周谷城很讲究独立思考的方法。比如说在史学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认为历史的部分与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等是人的整体同在一样,历史自身,既有具体事实,又是有机组织;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是全局所有的,全局也是部分所不能离开的。如果不注意分析历史自身各部分的互相联系,依靠制约,也就把握不住历史的整体。治史中,周谷城还注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中外历史,只有拿它们对照看看,就能使人们看出研究的重要性,作更切合现实的考虑。
 他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一文中,把中国的封建时代与世界古代史上奴隶时代的许多特征作比较研究,如铁的使用,如城市工商的发达,如社会的自由竞争,如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如学术的发达,如法制的出如何处理它现,如经典的纂集,如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如封建等级国的没落,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他认为我们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制时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节搬入封建时代,或排斥在奴隶制时代之外,使奴隶制时代变成既短促,又空虚。这可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何处理它呢?
 一是理论上要纠偏。他认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比例,似乎有一定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为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时代距今愈远,生产进步愈迟缓,所历时间便愈长;反之时代距今愈近,生产进步愈迅速,所历时间愈短,因此紧接着奴隶制时代之后的封建时代必比奴隶制时代短些。二是处理的办法,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往下移,这样,1600年的封建时代,对2400年的奴隶制时代,这样做,不仅从年代学的观点,而且从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说,都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在独立思考中,还非常注意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重视古为今用的问题。
 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实事求是,“相互客气,明辨是非”,不搞霸道作风,这可说是周谷城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早在北京高师求学时,周谷城就喜欢开展学习上的自由讨论。他曾组织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自拟辩论题为《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辩论双方为北京高师与清华高师二代表队。周谷城任北京高师主辩人。当时到会者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自此后,周谷城对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为看重。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但他不怕戴上“赤化”帽子,坚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争论问题,明辨是非。如1930年3月,胡适在《新月》杂志写文章攻击周谷城为“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及其《中国教育历史的使命》一文中关于封建制与封建形式观点是矛盾的。周谷城则在《教育杂志》发文反驳胡适,与之辩论。
再如他在抗战时期(1943年6月),在《新中华》杂志连续发表过《论中国现代化》的文章,批判了学术界“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国人对中西社会文化之差异,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国产业革命,须从组织、培养人材、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革新,加速积累资本,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亦可引进外债发展生产。周谷城指出“自由辩论,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至于说到建国后周谷城所发动和参与的学术讨论,可谓规模更大,反响更大。如五、六十年代有关逻辑学和美学方面的大讨论,就是由于周谷城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文章而引发的。
1956年,周谷城曾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提出了新见,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观点不为人接受,康生曾指示对周文进行批驳,并迫使全国报刊在发表周谷城答辩文字时加编者按“表态”。这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周文的围攻。然而,周谷城坚持辩论,以理服人。他理直气壮地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还鼓励他“不要怕,要积极地写”发表己见的文章。1962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为“无差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二为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或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对这些新见解,当时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驳,并以此作为“文革”中划定周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罪证。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为然,他继续发文阐发自己的见解。此外,周谷城还就艺术观和美学家朱光潜作过认真的讨论,等等。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谷城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有一前提,这就是要“相互客气,明辨是非”。学术上的讨论切忌“霸道”作风,而应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他发文评论哲学家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人》,评哲学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建国后,讨论我国的封建时代的划分时期问题,或参与史地学术问题的讨论,他都采慎重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以事实为据,充分说理。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一文,对这部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周谷城并没有恼怒,或不审慎地予以批驳,他采取的是与作者认真商榷的态度。这一点,从所写的《评古田对〈中国通史〉的书评》的内容即可看出,文中周谷城引用了古田文中的十段要言,平心静气地与作者逐条讨论,弄清是非曲直,其依据则是根据无可辨驳的事实,而不是强词夺理,只凭意气用事,以势压人。
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学术研究,但不贴标签,不搞教条主义。这是周谷城治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这种指导,并不等于照搬照抄马列的词句,不顾史实来图解历史。周谷城最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他做学术研究,总是力图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融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恰到好处地把理论指导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他的论著中,可说随处可见。如他所写《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一文中,他提出今日研究历史,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他认为过去许多历史书是依旧观点写出,为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属于旧的上层建筑,今天经济基础完全变了,旧的上层建筑不仅不能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且成了它的障碍,倘若只有新的经济基础,而无新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研究历史的,如不很好地注意这一点,或注意不够,那谈不上为现实服务。显然,周谷城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史学与现实的相互关系。
早在30年代初期他写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中国之变化,提出西方国家,由于产业革命而兴起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扩张,由通商到军事侵略,到经济侵略,直到扶持支配中国不受任何势力节制的封建军阀,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支配残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摧残中国新势力,奴役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军阀统治、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军阀政治,这就是近代中国之变化。这段话可说是一针见血的。作为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倘若没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当时中国之国情是不可能剖析得如此透彻的。
在“十年文革”中,尽管姚文元等人大肆污蔑批驳他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他都能不屑一顾,坚持真理,坚信自己的观点,不向任何人妥协。

周谷城 - 人生评价

周谷城是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早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投身湖南农民运动,发表《论租谷》、《农村社会新论》等文章,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上海创办《正理报》(周刊),著文批判买办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向沦陷区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遭日伪逮捕,在杭州拘禁37天后被保释。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时曾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起草宣言,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争取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捕关押于国民党上海警备局令部,后由于复旦大学师生的罢教罢课,国民党被迫将他释放交学校管束。周谷城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心血谱写了自己闪光的历史篇章。
周谷城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卓越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早年结识邓演达,1930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解放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他为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农工民主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为加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他积极参政议政。
周谷城关心祖国和平统一。他筹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担任第一任会长,还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他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殚精竭虑,直到病重期间,仍然关心该会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周谷城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70多年,硕果累累。早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是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著而成的产生了很大影响。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史框框。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纵论古今,评说中外。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美学到教育学,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勇于创新,尤喜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为学界尊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周谷城以80高龄登坛授课,为国家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联系实际,坚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晚年,他特别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并主持创立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亲自担任会长,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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