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

包惠僧,1894年生,湖北黄冈人。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一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50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

包惠僧 - 简介

包惠僧(1894~1979)  

 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79 年7月2日卒于北京 。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会委员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等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脱离共产党。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历任国民党政府武汉行营参议、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1948年去澳门。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 。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参事、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职。    生前著有《包惠僧回忆录》。

包惠僧 - 生平

包惠僧出生于小土地经营者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昌教书半年,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

 

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

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

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参加国民党工作,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参加讨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等战役。

1925年8月初,调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过解散反动粤军许崇智、梁鸿楷等部二次东征战役。抵达潮梅后,调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未及到职,旋改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夏,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后又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同年7、8月间,曾作为国民党特派委员陪同西北军冯玉祥的代表刘冀到前方会商军务。在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先后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

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年4月调回武汉,准备参加西北军工作。5日被谭延闓派往沙市视察夏斗寅师,夏斗寅叛变后一度被夏部扣留,后回武汉。根据周恩来指示于7月20日前后到南昌。

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后在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幕下任参议。

1931年起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

1936年至1948年,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

包惠僧 - 少年时期

  1895年1月15日,团风县(原黄冈县)但店镇夏铺河包家畈社庙湾农民包存嘉家出生了龙凤胎,这儿子便是包惠僧,派名复贵,号贵三,亦名悔生。至于“惠僧”这名字的来历,据说是他与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将“悔生”写成了“惠僧”,他就索性改成了“惠僧”。
包惠僧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三。在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辞掉候补巡政司一职回家务农,靠着20多亩耕地,全家生活尚可小康。然而随着家中不断添人进口,负担日重,加上豪绅欺压,父亲屡涉讼案,家道渐至中落。
1900年夏天,父母亲为了包惠僧上学的事发生了争吵。父亲盛气凌人,母亲据理力争,双方各不相让。包惠僧生怕母亲挨打,就与哥哥复霖一齐上前,抱住父亲的双腿。哪知父亲非但不偃旗息鼓,善罢甘休,反而火上浇油,愈演愈烈。小惠僧忽地使尽浑身力气,照着父亲的大腿狠狠地咬了一口,只听得“啊”的一声,包惠僧被甩倒在地。抗争的结果是母子获胜,父亲暂开禁令,允准儿子启蒙。
包惠僧上学以后,父亲并未转变态度,而是时刻耿耿于怀。包惠僧年纪虽小,却知道好歹,你不喜欢我,我就不理睬你。父子相见,如同路人。
1904年初夏的一天,刚下过一阵暴雨。包惠僧吃过早饭,背起书包上学去。走到夏铺河边,正碰上父亲捕鱼,他便倏地把脸一掉,绕道走了过去。这下可气坏了包存嘉。只见他把手里钢叉猛地一掷,一个箭步跳上河堤,抓起儿子就往河水里按。正巧,包惠僧的五叔包存乐下田经过这里。包存乐纵身跳进河里,一面抱住哥哥,一面大声呼救。湾里的人听到呼救声纷纷赶来,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包惠僧的命虽保住了,学却上不成了。包惠僧不甘心就此辍学。他找母亲,母亲要他去请表伯陈汝田来跟父亲谈。 陈汝田在这一方颇有声望。他与包存嘉是姑舅老表,两人自幼相交甚厚。陈汝田来到社庙湾,一阵寒喧后便对包存嘉开门见山:“表弟,我问你为么事不让复贵读书?” 包存嘉沉思片刻,头一扬道:“表哥,你问这个,我就跟你说了吧,我跟他是劈开了的竹子不相粘,干脆让他学种田算了。” “你这是什么话?我是劝你让儿子读书求功名,又不是叫他学做强盗杀人放火!你说,这个儿子你要不要?你不要,我要!”陈汝田说罢把脚一跺,拉起包惠僧就走。此后,包惠僧在表伯陈汝田的资助下,又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 新学新知的滋养,古代文化的熏陶,山川风物的浸润,使包惠僧迅速成长起来。
在黄冈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包惠僧最崇拜孙中山和黄兴,同时还崇拜参加武昌起义的“黄冈四杰”吴昆、刘子通、熊十力、李四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一个星期以后,黄冈在湖北全省率先光复,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 黄冈光复,兵不血刃。10月18日清晨,当刘子通一行人进城的时候,欢迎队伍中的包惠僧目睹了这些起义英雄们的风采,并深深印在了他的心田。终于有一天,他也“起义”了。
那是第二年的重阳节,包氏族人都聚集在祠堂里祭祖。祭祀过后,祠堂正厅摆上了筵席。 这时,有人传令:非文人书生不得入席。 于是,豪绅们鱼贯而上,就座豪饮,穷人们肃立两旁,忍气吞声。 站在一旁的包惠僧直觉得胸中一团烈火直冲脑门。他几步冲向正端着酒杯的包家大湾房长包泽梦,厉声质问:“他们都是包家的后代,为什么不能入席?要是祖宗九泉有知,一定怒发冲冠,杀尽你们这班豪绅!”包泽梦猛然遭此一击,气得破口大骂:“包复贵你这个癞痢头!你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什么东西!”
包惠僧哪里受得了这般污辱,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从门旮旯抓过一条扁担就向包泽梦打来。包泽梦见势不妙,正欲躲闪,背上早挨了几杖。包惠僧顺势一扫,神龛上的祖宗牌位落下地来摔成两半。这时,众人围拥过来,包惠僧左右开弓,杀出一条通道,直奔大门。 刚到门口,旁边闪出一条壮汉拖着他就往外跑。两人一阵奔跑后,包惠僧这才看清是王家嘴族兄包复召。包复召把包惠僧带到王家嘴,交给弟媳熊氏,转身又到宋家嘴熊氏娘家搬救兵。
包惠僧的逆行激怒了包家大湾的人,他们赶到王家嘴,敲开熊氏的大门,想进屋搜查,要抓住包惠僧活埋了他。身怀六甲的熊氏当门一站,正气凛然:“哪个看见包复贵躲在我房里?今日哪个敢进我的门,我就和他拼了!” 正在这时,宋家嘴的大批熊氏族人赶到。包家大湾的人看到不是对手,只好收兵回营。 包家大湾的人走后,熊氏叫出包惠僧,给了他三贯铜钱,要他赶快远走高飞。包惠僧谢别这位侠肝义胆的大嫂,踏上了离乡背井的道路。

包惠僧 -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在武昌,包惠僧住进了价格十分低廉的客栈,日日为求职奔走。在走投无路、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他甚至想自杀。后来,他试探着给《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撰稿,不想却得到了这两家报社特派外勤记者证。有了点稿费后,他又筹划去报考省立法政专门学校。   

1919年春,包惠僧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旁听生,直接感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回到武汉后,他结识了黄冈同乡陈谭秋,当时两人都是《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私交越来越深。靠稿费谋生的包惠僧为了能得到外地的新闻,于1920年初去了北京。1月29日,他到了天津,并采访了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周恩来,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友谊。2月5日回到武汉后,他又赶上陈独秀在文华大学做学术报告。包惠僧以记者的身份对陈独秀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两个人都相见恨晚。  

报社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为了能得到更有价值的新闻,靠稿费谋生的包惠僧去采访位于武昌的利群书社。利群书社是由恽代英、林育南、廖焕星、李书渠等人创办的,是一个工读互助的团体,书社经销包括马克思主义菱在内的各种新思潮书刊。恽代英是中华大学附中部的主任,从此两人建立了联系。   不久,湖北鄂城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刘伯垂带着陈独秀的一封信找到了包惠僧,希望他联系一些人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湖北潜江人、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也从上海寄给董必武一封信函,希望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共产党。1920年8月的一天,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人聚集在抚院街97号举行会议。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决定每周开一次会,并选举包惠僧为书记。这时的包惠僧年仅25岁。不久,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来信,要他们吸收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的成员加入。通过包惠僧的联络,最后,恽代英、林育南等人也加入了共产党武汉支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106号开幕。全国有七个地区的十三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陈公博、包惠僧、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另外,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在此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

 在中共“一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沉默寡言。“一大”一结束,包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两人为党的工作常有书信往来。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办公室,他们共住10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还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并请毛泽东上馆子,给当时穷教书匠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毛泽东还对武昌鱼及豆皮念念不忘,多有赞词。

 中共一大后,包惠僧留在上海创办《劳动周刊》杂志,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仍留在广州,周佛海暂时在上海代行陈独秀的职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此十分不满,强烈要求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由于包惠僧与陈独秀有特殊的关系,马林就派包惠僧前去广州说服陈独秀。经过包惠僧的努力,1921年9月9日,陈独秀登上了返沪的海船。包惠僧一路相伴,途中向陈独秀请教了许多问题。   到上海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陈独秀当面交谈,仅谈了一会儿,两个人就大吵起来。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并要陈独秀定期向他汇报工作。陈独秀对此十分不满,主张不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包惠僧认为陈独秀的主张得有道理。   

1921年10月4日刚吃过午饭,包惠僧、杨明斋到陈独秀家串门,恰巧柯庆施也在陈独秀家,于是陈独秀的妻子就约他们打牌,陈独秀在楼上午睡。就在他们打牌之际,忽然有人在前门叫门,大家一下子警惕起来,因为按规定,自己人一般都走后门,可见叫门的肯定不是自己人。   包惠僧打开前门,只见门口站着三个人,他们说要找陈独秀,购买《新青年》杂志,包惠僧忙说:“他不在家,买《新青年》可以到杂志社去购买。”三人不由分说就冲了进来,陈独秀听到外面的吵闹声,连忙下楼向后门走去,谁知后门早已有人把守。就这样,陈独秀、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及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被押上汽车,关进了法国巡捕房。在审讯中,他们都报了假名,陈独秀报名王坦甫、包惠僧报名杨一如。   谁知,不久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一个是《民国日报》总编、共产党员邵力子,一个是同盟会元老褚辅成。他们两人是去拜访陈独秀,被埋伏在那里的巡警抓获的。陈独秀一见褚辅成就连忙给他使眼色,但褚不解陈独秀的意思,开口就大呼道:“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来了?”这样,陈独秀的身份就暴露了。   后来,经马林全力营救,陈独秀被关押两天、包惠僧等人被关押5天后全部被释放,这5天是包惠僧一生仅有的坐牢日子。   出狱后,包惠僧被党组织派往武汉,出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并组建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他首先找到著名律师施洋,向施洋借了一栋空置的小楼,着力创办了粤汉线上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包惠僧发现粤汉线工人的人数较少,就开始在平汉线上建立工人组织。此时,汉口租界6000多名人力车夫进行罢工,包惠僧趁机与车夫工人密切接触,发动工人,并联系施洋的律师事务所,与当局进行法律交涉,最终车夫工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在平汉、陇海铁路上,包惠僧活动频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项英就是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包惠僧还同当时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主任的毛泽东在武昌会晤,这是两人的第二次会面。   当包惠僧在武汉积极开展工作之际,中央通知包惠僧到北京找李大钊接受新的任务。在北京,在邓中夏的陪同下,包惠僧第一次见到李大钊,两人长谈到深夜,李大钊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和努力,准备把我们5个同志安排到北洋政府的交通部工作,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使用化名,工作时要小心从事。”   就这样,包惠僧化名包一宇,被分配在京汉铁路工作。工作安定下来后,包惠僧举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婚礼。新娘叫夏松云,江苏高邮人,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始后夏松云辞掉教员工作,来到北京。   

1923年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罢工被镇压下去后,有人举报包惠僧等5人鼓动工潮。关键时刻,包惠僧的好友黄统出面,经多方斡旋,证明5人在罢工期间天天上班,他们才幸免于难,但最终还是被解职。失去工作后,家庭生活就没有经济来源,包惠僧只能重操旧业,为北京的《宪报》撰稿,但因得知《宪报》是已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办的,便离开《宪报》。好在夏松云已在唐山扶轮学校找了个教员的职位,总算有一些收入。   这时,包惠僧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程度。在包惠僧看来,当时中共党内能领导他的只有陈独秀一人,而张国焘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公私不分,只会坐在上海的租界里指挥别人。但张国焘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包惠僧的顶头上司。当时张国焘向中央告包惠僧的状,要求开除包的党籍,只因陈独秀不同意,这事才算不了了之。在与张国焘的冲突中,包惠僧始终认为存在一个“张国焘小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别的同志,伤害了不少人。 

包惠僧 - 加入国民党

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实行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包惠僧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南下广州临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山舰事件后,包惠僧的二十师党代表的职务被解除。不久,周恩来办了一个训练班,专门训练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撤出的共产党人,包惠僧任政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中央派包惠僧去莫斯科学习,但包惠僧却向中央要求让妻子夏松云同去,中央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莫斯科也就没去成。包惠僧认为是“张国焘小组织”害了他,使他连同陈独秀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包惠僧也来到了武汉,将周恩来写的介绍信交给当时主持武汉工作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邓演达就派他筹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工作。但在工作中,包惠僧又与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代表张国焘发生了冲突。1927年1月,包惠僧受邓演达的指派,离开武汉黄埔军校,出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十四师师长是夏斗寅,湖北麻城人,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旧部。不久,邓演达率部进入河南继续北伐,夏斗寅的部队被调到宜昌,以防川军趁机沿江杀出。为此,包惠僧还尽力为夏斗寅的部队争取了许多补助,发放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夏斗寅对包惠僧十分感激,但他暗中却同蒋介石进行了电报联络,这件事让中共、包括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非常气愤。   不久,负责武汉地区的中共负责人张国焘找包惠僧谈话,向包惠僧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夏斗寅为什么与蒋介石联系;二是你去宜昌工作那么久为什么不向党写报告?三是你在宜昌为何花天酒地,行为不检。包惠僧当时只承认了前两点错误,至于第三点“花天酒地、行为不检”,他认为是不实之词。他一气之下向邓演达写了辞呈,决定离开夏斗寅的部队。   

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夏斗寅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川军杨森部马上占领了宜昌,严重威胁武汉的安全。远在河南前线的北伐军正忙于战事,邓演达对此十分焦急,就派包惠僧去做夏斗寅的工作。谁知夏斗寅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围攻武汉,后来干脆投靠了蒋介石。为此,包惠僧险些被开除党籍,最后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他从此变得悲观消沉起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制造针对中共的大屠杀,包惠僧奉中央军委周恩来之命,到达南昌。南昌起义发生后,部队南下广东,包惠僧奉命暂时在南昌潜伏下来。周恩来在南下前给包惠僧写了封介绍信,让他去武昌找党组织。当时,到处都是血雨腥风,包惠僧先后在黄冈、高邮躲了一阵,不久去了上海,从此脱离了中共组织。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上海以卖文为生,还办了《现代中国》杂志。 

消极脱党因果

   
正当包惠僧想要离开行营的时候,李汉俊受夏斗寅之托来请他到鄂军第一师去主持政治工作。包惠僧很快便接受了邀请,跟邓演达告别之后,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行期,并想约定一个时间、地点两人谈谈。陈独秀复信要他同张国焘接洽,而包惠僧和张国焘早就有过节,他不愿见张国焘,也就没有去。 
1927年1月底,包惠僧来到夏斗寅的部队,安顿之后,他就开始工作,并完全按照党军时代的办法训练部队。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部队士气为之一振,面貌大为改观,第一师也被改为独立第十四师。枪打出头鸟,独立十四师出类拔萃的表现,使他们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夏斗寅和包惠僧为获得主动,给邓演达和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将部队调往前线作战。不料这个电报却落到了他的上级唐生智手里,唐生智大为不满,一面向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彭泽湘告状,一面以前敌指挥名义命令夏斗寅回武汉。包惠僧回到汉口中共中央办事处,因对张国焘和彭泽湘的批评不接受,又大吵了一顿,想着这回肯定被撤职,党内也要受处分,因而主动向总政治部提出辞呈。这样,包惠僧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而这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还是亲共的,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将其捉拿严办。武汉的反蒋高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中原前线北伐的战事却越来越吃紧。蒋介石叛变后,邓演达成了北伐军的最高统帅。一天,包惠僧突然接到邓演达的来信,要他到邓家商量一件事情。原来夏斗寅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也露出变节的迹象,未经请示就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邓演达让包惠僧去说服夏斗寅继续效忠武汉国民党中央,包惠僧知道难以推却,只得领命前去。见到夏斗寅后,包惠僧按照邓演达的意思与其进行了谈判,夏斗寅表示没有叛心,双方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回来以后包惠僧才知道,这是夏斗寅的缓兵之计,他其实早已决定投降蒋介石了。就在包惠僧去找他的路上,他就准备枪毙包惠僧,只因几个过去跟包惠僧关系不错的团长坚决反对才改变了主意。而中央认为,夏斗寅叛变是因为包惠僧没有把工作做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所以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受到处分的包惠僧,心情十分郁闷,虽然也还参加党的小组活动,但失落的情绪让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他开始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出叛变革命的真实面目,中共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开始进行应变准备。7月上旬,中央开会作出了退出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决定,并发布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就在宣言发布的第二天,汪精卫就召开了秘密分共会议,公然叛变了革命,国共合作到此彻底结束。7月下旬,包惠僧奉周恩来的命令到南昌准备办报纸。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部队随即南下,向广东方向挺进。事有凑巧,包惠僧就在这个时候病了,加上对党的前途缺乏信心,他便请求暂留南昌。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病愈之后去武昌找党组织。此后,包惠僧先后逃难到老家黄冈、武昌、高邮,最后到了上海,见到了早已脱党的李达、施存统等人,才知道南昌起义的部队后来在广东失败了,他也因此悲观失望,最后走上了消极脱党的道路。

任职国民政府并不受重用

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组办《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他与蒋在黄埔共过事这层关系,担任蒋中正陆海空总司令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任军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他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因包曾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并不信任他,他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却没实权,只相当幕僚角色。 此时的包惠僧家庭发生了变故,他与第二位妻子夏松云的隔阂越来越深,最后两人分居。这时,在包惠僧家做家庭教师的谢缙云走进了他的生活,并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他虽然做人口局局长,却对人口问题缺乏认识和研究,政绩平平。从1936年至1947年,包惠僧在国民政府里先后担任过内政部参谋、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务。后随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当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包惠僧却去了澳门。

包惠僧 - 是非功过何评说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紧张,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住在柯高马路88号二楼。1949年10月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而自己眼下栖身赌城澳门,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   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之后,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到了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包惠僧吃饭。席间,董老对包惠僧埋怨道:“那时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朋友了?”1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请包惠僧吃饭,包惠僧为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行为深感愧疚。原来当年,周恩来去国民政府内务部见部长张厉生,在张厉生的办公室里,周恩来见到了包惠僧,周恩来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包惠僧却远远走开了,生怕被别人看见。   

1950年,按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此后,他写文章常用“栖梧老人”这个笔名,他的夫人谢缙云是这样解释这个笔名的:包惠僧把中华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而把自己比作其间的一只小鸟。“文化大革命”时,包惠僧受到较大的冲击,他所在的国务院参事室里有人贴他的大字报,他还被打断了右腿。破“四旧”时,包惠僧让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害怕被定为“右倾投降主义”的陈独秀牵连到他。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中走遍中国各地,历经变幻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还是精通日、英、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也是他年轻时代所追求的理想、事业、友谊……他这一把火将35年前那个“无冕之王”烧得没有了一丝气息。  

包惠僧在1950年被查出有心脏病,并且时常发作。1971年,大夫又在他的肚脐附近发现了一个瘤,考虑他年事已高,没敢对他实施手术。   1979年7月2日早晨,85岁高龄的包惠僧起床后说自己腰痛。晚饭后,他先看了一会儿电视,觉得心里烦躁,就邀了三个老邻居在客厅里打扑克,玩到晚上9点多,他放下手中的扑克,说自己腹痛,就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这样去世了,时间是晚上10点40分。医生的诊断是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死。   1979年9月22日下午4时,包惠僧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包惠僧 - 参考资料

[1] 乌有之乡 http://m.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7/44751.html

[2] 纪念网 http://cn.netor.com/m/minren/71/4.asp?boardid=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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