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汝弼

明亡后,举家迁到宁远县九嶷山,绝食而死。有《白石峰记》、《车架山同夕堂作》等诗文传世。

夏汝弼

 

夏汝弼 - 简介

 夏汝弼(Xia Rubi)
  夏汝弼(1605~1649) 字叔直,号莲冠道人,明湖广衡阳县台源人。与王船山是同乡好友,有诗唱和。崇祯十六年(1634),与王介之、王夫之兄弟等人受巡抚褚胤锡委托,筹款重修方广寺,使之焕然一新,雄伟壮观。清顺治五年(1648)十月,与王夫之在南岳莲花峰下同举义旗,反抗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夏汝弼 - 一、夏汝弼、王船山与南岳道教的关系


  夏汝弼与船山为衡阳同乡,比王船山约大几岁,生年在王介之、王船山之间(约生于1605—1619年之间)。衡阳县台源人。丁丑(1637)船山十九岁,与夏汝弼结交。二十五岁船山从南岳下山,寒甚,经台源,得汝弼之弟夏仲力“雪中送炭”之助。崇祯十七年(1644)夏汝弼读书南岳后山莲花峰,与船山游恋响台,与王介之、王船山助修方广寺、二贤祠。两年后,为船山订《莲峰志》。次年,与船山游车架山。夏汝弼携童子囊琴车驾山中,四处游方。己丑年(1649)汝弼避剃宁远九疑山,饥寒而死。终年约在四十四至三十一岁之间。夏汝弼中年不幸饥寒而死,既无与道士一起炼功的记载,也无这种可能。因此,他与南岳道教当无大的关系。然而,他却自号莲冠道人,就南岳及九疑山泉石间,弹琴吟啸以终日,如同游方道人一般,可见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船山三十七岁作《老子衍》成,出入道家、道教;中年,于四十五至五十二岁自称一瓠道人、瓠道人、壶子,更与从南岳道士李长庚游的笃生翁相友善,对道教内丹丹法有所参究,撰写了《愚鼓辞》、《十二时歌》、《楚辞通释·离骚经·远游》注等道教著作,可见,王船山与南岳道教关系十分密切。
  

夏汝弼 - 二、夏汝弼、王船山出入道教、道家之主旨



  
  (1)避购索,以“遁世”人道为生存之需,也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追求。
  关于夏汝弼,《湘乡流寓志》载:“丁亥岁(1647),湘衡乱溃,忽有称莲冠道人者,携一童子囊琴至梓田之车驾山,僦僧楼而止也。日就古木鸣泉间,藉危石弹琴吟啸以终日。已登白石峰、铜梁山观瀑布,辄数日不返。问其姓字,不对,人亦不能测。邑士萧常赓见而识之,邀至家,或歌或哭。与语世事,则闭目不答。居月余,不知所之。”①夏汝弼躲避战乱,似乎消极,不愿为“流寇”所收买,其志亦可嘉。他们不仅避购索,更举义旗反抗民族压迫。船山后来追随南明政权,投入反抗清政府的斗争中。他还主张“君相可以造
  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以炼“内丹”来强身,“养生以报国”,高扬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
  (2)神道设教,以济世、救世。
  船山受武夷先生之训,虽平生不曾佞佛,却也重视神道设教。《家世节录》:“先君终身未尝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甲申岁,以寇退遗龇满野,募僧拾而瘗之,使修忏摩法,仍曰:‘此自王政掩龇骼之事,顾今不以命之僧,吾惧仆佣之狼籍也。已属之矣,固不容执吾素尚而废其事。此亦神道设教之意。汝曹勿谓我佞佛而或效之。’”②掩埋尸骨固然是儒家王道政治所崇尚的事,但募僧来做,修忏摩法,显然有安慰亡灵、“神道设教”之意。夏汝弼虽然无神道设教之意,但他与船山同为武夷先生之弟子③,同在南岳举兵反
  清,同样是忧国忧民,以济世、救世。只是在兵败后,事无可为,才避世。“流寇陷衡州,汝弼居莲花峰,夫之依以避乱。明亡,遂弃巾服,自号莲冠道人,歌哭无恒。有问及时事者,辄闭目不答。”④
  神道设教,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肯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鬼神”作为特殊的教育、教化手段,为维护封建政权服务。在动乱的情况下,延请佛道教徒掩埋遗骸,安慰生灵,教化世人,珍惜生命,从一个侧面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当时社会相适应。
  (3)探究养生之道,健身以报国。
  丁亥年(1647)夏,船山与夏汝弼登白石峰,夏汝弼作《白石峰记》。登山而抒发忧天悯人之情,是夏汝弼《白石峰记》的主旨。白石峰在湘乡南百里。他说:“夫以是峰之特立,出于群山之表,而其上苍苍无穷者且如彼,是果有所谓天耶?抑无所复名之而姑谓之天耶?天者果有所帱与,则亦宜有所不帱者存,何居乎其必帱之荒远而始以为大乎?则吾固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斯余两人者,宜可以怡然而不能自信也。以是峰之独立,旁无有亢者,故其送目也遥,岂独如前者之所见哉?……于是两人者释然而止,选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留,歌无声,言无谓,相视久之,不能名其故。日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登山而思天、问天,探究天人之蕴:天有所覆盖,还是无所覆盖?是一定要覆盖天下一切荒远之地,才能成其天,还是不必如此?远望洞庭之浦,漭漭苍苍,不测其涯际,对舜帝二妃为什么“损于秦”?为什么都梁(武冈)会成为“三天子”之都?为什么九疑山“碧一而九疑”?为什么“盈九州,食好生之仁”,
  斑竹独独“怀之不谖(诈)”?对于茫茫的苍天,以及历史上令人神往而又迷惑不解的神话典故,他无不产生怀疑,却又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不能说出所以然,所以无法“怡然”而乐,只好沿上山之路悻悻而归。邓显鹤之所以称此文和《车架山同夕堂(王夫之)作》二文是“宇宙间至文”,其原因在于:立意高远,独立不羁,胸怀博大,有悲悯天下、先忧后乐的情怀。在他和船山在淫雨中被困四十日,“空山禅刹孤,万竹郁葱蒨。春雨鸣中霄,崖水飘飞练。未敢言欣赏,聊焉保孤狷”,他也“夙知投生术,审己非所羡。义命在沟壑,顶踵托烹炼。……抱影终微生,道枯随丘@”⑤。在明王朝灭亡,异族统治的铁蹄践踏江南大地,大雨滂沱,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诗人哪有心思去欣赏周围的景色,只能仰首问天,挣扎在沟壑里。船山虽然遭遇相同,也有托迹无门之哀叹,但“闻道九峰通赤帝,松杉鹤羽待招寻”,似乎没有那么消极,而是有养生报国之忱。这是船山入于道,又出于道;高于夏汝弼之处。
  对于王船山、夏汝弼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儒家提供给他们的主要精神支柱是自强不息,进则献身家国,利益天下,退则著书立说,传之后世的奋斗精神;道家、道教则提供明哲保身,清净无为,与世无争,以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为无不为的智慧。就后者而言,虽然许多情况下,难免有消极因素,但在国难当头、灾难深重、报国无门的特定情势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一首描写插秧的禅诗说:“退步原来是向前”;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文革”中一些科学家、知识分子面对“红卫兵”的铁拳和淫威,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后来终于迎来“第二次解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重新为人民工作、再显身手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退步向前”的智慧。王船山、夏汝弼退而从道家、道教思想中求得抚慰和精神寄托,乃至养生以报国,其意义当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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