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


中国银行家。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
基本资料

姓名:陈光甫
生卒:1881~1976
描述:我国早期银行家
籍贯:江苏

陈光甫 - 个人概述

中国银行家。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 

陈光甫 - 职业生涯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同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1936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并主管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50年陈光甫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 。1954年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复业,任董事长。1976年卒于台北。  

陈光甫 - 个人荣誉

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

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 

陈光甫 - 个人影响

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

陈光甫 - 人物评价

上海银行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陈光甫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陈光甫 - 相关链接

          

陈光甫是一位贡献卓越的著名银行家。他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当时上海银行的门面是很小的。资本名义上是十万银元,实际上仅凑集了七万元。人员仅七人,规模很小。陈光甫任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晚上回行还亲自为青年行员开班教书。而该行发展之迅速,在我国银行业中,却是首屈一指的。

    1917年,该行专门设立储蓄处,除仿效钱庄搞往来存款外,特别致力于小额银行储蓄存款的吸收。该行以"信用巩固,声誉卓著,提倡俭德,服务周到"为招徕,特别注意加强对顾客的服务,如提出"服务顾客"、"顾客是衣食父母"等口号,来促进行员的服务态度提高﹔要求行员对顾客要有礼貌、要和蔼,"见什幺人说什幺话",如果行员得罪了顾客,那就要受到一定的训诫。后来甚至规定,行员在柜台上不能吸纸烟,因为这是不礼貌的。当时一般钱庄对小额存款看不上眼,特别是对银元存款,是不给利息的。而上海银行认为多数小额存款反而比少数大存户稳定性强,因此它对于小数目的储蓄存款致力很大,特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宣传,这在当时金融界是不屑为的。曾经有人嘲笑这个小银行的这种做法,拿了一百元要求开一百个存折,上海银行并不以此为耻,而是热情接待,更加扩大对储蓄的宣传。以后继续开办的有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等。

上海银行从办储蓄所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从1915年的存款为一万八千八百余元,到1921年即达一百十七万元,1933年达三千三百三十万元。该行储户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储户。这是一笔非常稳定的存款,可供银行投资运用,准备金也远比活期存款的为小。陈光甫曾经说过,"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就是说,银行仅凭信用,就可以聚积社会不少资金,以供工商行业使用。我国各银行所收储蓄存款之数,无怪乎当推该行为第一。


在一般存款方面,该行除了办理钱庄式的往来存款以外,还开办新式的活期支票存款,开当时风气之先。这种活期支票存款实行柜员责任制的服务方式,就是由营业员负责验票、收款、付款,不像许多银行把验票与收、付款分开。实行一人负责的优点是,便利顾客,免得顾客跑两处。柜台人员因为经常与存户打交道,对于支票印鉴一看即知,一般不用再对印鉴,职员认识顾客和了解顾客的信用,对于经常往来的存户,还能做到不验印鉴和不看结存,即可付款,提高效率,能够博得顾客的好评。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往往多属于上海银行首创。虽然严格地说,这些做法,有悖于制度的贯彻,但是从为顾客服务的精神来看,仍是值得称道的。

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进江西、浙江,直逼上海。以陈光甫和虞洽卿 为首的“江南财团”予以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陈将上海银行相继迁往法租界和香港,并及时在西南组设新机构。他曾作为政府代表,赴美国洽谈对华援助事宜。抗战末,跟美国人合作在美组织公司,试图引进外资,未果。1949年,陈光甫出走香港。其时,周恩来曾委托黄炎培请他回国,他未从命。其后几经周折,“一事无成”,于1965年定居台北,直至逝世。〔注2〕
 
    上海银行以不到10万元起家,不到20年,从“小小银行”成长为私人银行中的大哥大;洋行学徒出身的陈光甫,成了20世纪前半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其原因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时”、上海金融环境的“地利”、两个结盟兄弟当左右手的“人和”,肯定都有关系。又有论者单就银行管理而言,认为陈在上海银行里的“绝对权威”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注3〕至于他个人的成功,“苦学”、“进取”自不待言,“志向”、“胆略”也的确出众。而他的专业精神、全无官商陋习的金融创新——诸如率先办理“1元开户”和“服务上门”、推行货物抵押放款、改革货币流通中陈规、开办国外汇兑等等,则被认为是更基本的条件。〔注6〕
 
    过去百年间,称得上银行家的中国人不多。这不仅因为银行数量有限。史家指出:“20世纪的中国银行体系,没能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发挥其创造信用的职能。首先,中国的现代银行业是不发达的。1928-1937年间成立了128家银行,到1937年共有164家现代银行,其支行为1 597家;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份的主要城市。其次,抗战前发展起来的现代银行体系,被扭曲成了一个主要为一直负债的政府筹措资金的工具”;这个由(中央、交通、中国和农业)“四家政府银行居统治地位的集中化的银行结构体系……其总目标就是实行‘经济控制’;而控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不是为了经济改革和发展,而是为了武力统一中国提供资金”〔注5〕——在如此“银行结构体系”中的佼佼者,或许并不值得夸耀。因此,我也很难从诸如“善财童子”钱新之、“新型银行制度的创立者”张嘉璈以及“爱国金融家周作民”等人当中,再加选一位列入榜上。经反复比较后,我选择陈光甫,乃是因为跟那几位同样属于金融界出类拔萃之辈相比,应该说他是最“现代”的,即: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注3〕

位于台湾的陈光甫雕像

和同时代其他成功经济人士一样,陈光甫也未能脱离政治。特别是由于2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政紧张,外国贷款来源减少,这将中国的银行家们推到了强有力的地位上”。作为著名的“江浙财团”主要代表人物,他在1927年以??然,其间他对蒋侵害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曾予以抵制〔注2〕;而海外史家,则就此提出了“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注5〕
 
    〖附〗虞洽卿(1867~1945)  名和德。浙江镇海人。15岁到上海当学徒。1895年起,先后任几家洋行、银行的买办。1908年,在沪集资设立宁绍商轮公司。6年后辞该公司总经理职,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再办宁兴、鸿安两家轮船公司,到抗战爆发前夕,三公司共有船30余艘,总吨位91 000余吨,为民营之冠。此外,他投资于其他多家企业。虞洽卿是江浙财团的“台柱”,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五四”、“五卅”运动期间,他操纵上海总商会会务,阻挠“三罢”斗争。1926年11月赴南昌谒蒋介石,代表江浙财团许以金钱资助。翌年“四一二”政变后,被聘为上海警备司令部顾问,从此一直支持蒋的反共政策。历任上海特别市市政会办、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市轮船公会主席等职。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打着“救济”旗号,利用海轮运输洋米牟利。1941年离沪去渝,在重庆与王晓籁等合组三民运输公司,又与缪云台合营三北贸易公司。(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另:不知何故,以上简历未记载虞洽卿两个重要经历:其一,他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曾被聘任上海都督府首席顾问官和外交次长等职。其二,1916年,他和孙中山等联名向北京政府申请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几经周折,该交易所继北京证券交易所营业后于1920年开业,虞出任首任理事长。(据汪仁泽撰《上海著名企业家虞洽卿》,载熊尚厚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三)》)
 
〔注1〕潘泰封,《早期之中国旅行社》,《文史资料选辑》第71期,中华书局1980年。
〔注2〕江绍贞,《勇于开拓和革新的银行家陈光甫》,载熊尚厚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注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
〔注4〕黄鉴晖著,《中国银行业史》,出版社1994年。
〔注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1983), 1991年中译本。
〔注6〕杨桂和,《陈光甫与上海银行》,《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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