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羹梅

吴羹梅 吴羹梅(1906-1990),原名吴鼎。江苏常州人。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在哈尔滨筹办中国标制铅笔厂。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私营企业局副局长,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经理,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吴羹梅 - 基本信息

吴羹梅,原名吴鼎。江苏常州人。1932年毕业于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标制铅笔厂,任厂长、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在哈尔滨筹办中国标制铅笔厂。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私营企业局副局长,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经理,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吴羹梅 - 生平

吴羹梅,又名吴鼎,曾用名吴一羽,1906年生,江苏武进人。其父是清末选拔的贡生,家境富裕。他5岁入私塾读书,后转县立小学,7岁移居济南,就读于南新街第一小学,毕业后进入正谊中学。1918年随父举家迁至北京,就读正志中学。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在校期间,他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1926年夏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学生运动,吴羹梅等20多位同学被开除。吴回北京,先入中华汇业银行任文书职,后入清华大学补习英语,接触进步学生。经北大学生胡曲园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吴一羽。1928年,北平中共组织遭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东渡日本,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1932年3月毕业,他进入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后为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颜色铅笔工场实习,学习制造铅笔工艺技术。

1922年秋,吴羹梅入上海同济大学求学,为校内国民党区分部成员,常与市学联主席、中共党员梅电龙联系,购阅进步书刊,约请恽代英等到同济大学讲演。

1925年5月30日凌晨,400多名同济学生出校游行,吴羹梅带一小队人到北洋政府驻上海交涉员办公处请愿,抗议日本资本家暴行。校方秉承军阀孙传芳旨意,要每个学生写誓约书。4月23日,抗交誓约书的学生会会长何同泽及吴羹梅等20多位同学被开除。吴羹梅到北京,经北京大学学生胡曲园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吴一羽。

1928年,北平中共组织遭破坏。吴羹梅去日本学习工业技术,选择学习中小型的制造铅笔业。

吴羹梅

1933年11月吴必治回上海,邀郭子春等筹资10500元(法币),于1935年10月8日在斜徐路1176号创立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生产飞机牌铅笔。1937年又生产出以两个“三足鼎”(TRIPOD)为注册商标的高档绘图铅笔,标志使用国产原材料的高档绘图铅笔诞生。同年10月,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机器设备内迁,年底在武汉开工。

1938年4月又迁宜昌,11月迁抵重庆。沿途遭日军轰炸,又遭一次火灾,经济损失惨重。1939年上半年终于在重庆复工。

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吴羹梅等三次亲聆毛泽东谈国内外形势。同年12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吴羹梅被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7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定,24家内迁工厂可“优惠承购敌伪工厂”。吴羹梅购进东汉阳路296号原日伪上海制箱厂,把中国标准铅笔厂以及设在丹徒路中国标准锯木厂、中和化工厂和三个厂的总管理部都迁移到东汉阳路,又在全家庵路(今临平北路)设胶粉厂,制造铅笔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羹梅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和私营企业局副局长。

1954年10月成立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吴羹梅任私方经理。

1955年6月24日成立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吴羹梅任公司经理。

吴羹梅 - 吴羹梅与中国铅笔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铅笔厂

吴羹梅,又名吴鼎,曾用名吴一羽,1906年生,江苏武进人。其父是清末选拔的贡生,家境富裕。他5岁入私塾读书,后转县立小学,7岁移居济南,就读于南新街第一小学,毕业后进入正谊中学。1918年随父举家迁至北京,就读正志中学。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在校期间,他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1926年夏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学生运动,吴羹梅等20多位同学被开除。吴回北京,先入中华汇业银行任文书职,后入清华大学补习英语,接触进步学生。经北大学生胡曲园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吴一羽。1928年,北平中共组织遭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东渡日本,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1932年3月毕业,他进入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后为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颜色铅笔工场实习,学习制造铅笔工艺技术。



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铅笔生产和经营状况,开始收集国内外有关铅笔贸易的资料,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铅笔这个几铜板就能买的小东西,竟然如此微妙,学生习字画画离不开它,建筑绘图离不开它,裁缝师傅也离不开它……,他把小小铅笔和实业强国宏大愿望联系在一起。1933年11月,吴羹梅抵达上海。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又切。查海关贸易报告,去年(1932)年铅笔输入我国者,达150万金单位之巨,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此时的吴羹梅已经为创办铅笔厂做宣传了。1934年7月他与郭子春、章伟士一起筹建铅笔厂。他变卖家乡房屋所得4500元作为资金,并发动亲友、同学认股投资,艰难地筹得资金5万元,创设中国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由潘公展等7人组成,章伟士兼经理,吴羹梅任协理兼厂长。工厂设在斜徐路,并从北京、武进等地招来技术人员及工人。1935年10月正式投产,月产量二万罗(每罗144支)。次年,经实业部批准工厂定名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铅笔厂犹如幼儿蹒跚学步,研制铅芯、研制笔杆,生产铅笔。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铅笔厂。

中国人用中国铅笔

吴羹梅在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叫数原三郎的日本人看到他处处留意铅笔的制造技术,对他严厉训斥道:“即使到你吴鼎(当时使用的名字)二世,中国也不会制造铅笔芯,办不成铅笔工业。”数原三郎原本希望他学成后能负责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在中国的销售业务。不过,吴羹梅已经决定要自己创业,所以,他没有放弃、没有停止对技术的研究。一有机会,他就会和工人们套近乎,多方面了解,留意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经常细心揣摩,破解了日本人在彩色铅芯及制杆、油漆等方面的加工工艺和技术。

没等到日本人嘲讽的“吴鼎二世”,吴羹梅就办起了中国的铅笔生产厂。这家工厂具备制造铅芯、铅笔板、笔杆及外观加工的能力,是一家全能铅笔制造工厂。铅笔生产出来,需要销售,在上世纪30年代,国外品牌的铅笔几乎占领了全部市场,国产铅笔想挤进这个市场,谈何容易。天时地利人和,那时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日爱国运动,提倡爱国,抵制日货,使用国货的舆论铺天盖地。吴羹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产品推广上,竭力宣传“中国技师、中国原料、中国资本”,并在每一支笔上,都印着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书写的“中国人用中国铅笔”,还把潘公展的墨宝做成广告,广为发送、宣传。

在品牌设计上,吴羹梅用一个“鼎”牌作为高级绘图铅笔的商标。“鼎”字有多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他名字上有“鼎”字;另一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以“鼎”作为尊贵、或权力的象征,表示上等品;第三层意思是当时洋货铅笔中有一款“三堡垒”牌。为了与“三堡垒”牌相抗衡,使用“鼎”牌,因为古代“鼎”也是三足,“三足鼎”与“三堡垒”媲美。在中档商品上,推出“500号航空救国”铅笔呼应“航空救国”爱国热浪。在普及型产品上,为迎合中小学生,生产价廉物美的“200号好学生”、“300号小朋友”铅笔。

经过吴羹梅的努力,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站住了脚跟,成功地把铅笔打进了上海滩最繁华的南京路,摆放在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中。上海各个文具店在销售铅笔的时候,十有八九都有中铅公司的铅笔。而交通部下属的邮电局,铁道部下属的各铁路局,也纷纷向中铅公司定制铅笔,为中铅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到1936年,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所学校,推荐采用中铅公司的产品。由于中铅公司的铅笔价钱便宜,又是国产的,各所学校的学生也乐于购用,还接受各个文具店的定制,完全满足各种个性化的要求,逐步销售到云南、陕西、新疆等边远地区,甚至在东南亚都可以和日本铅笔一较高下。

艰难迁川 开拓内地铅笔生产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也爆发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铅公司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胁。为了保存企业,吴羹梅决定内迁。溯长江而上,随局势变化几行几停,先迁汉口生产4个月,再迁宜昌借地开工半年多。1938年11月再由宜昌至重庆,在长江北岸菜园坝正街15号建厂,才结束了颠沛流离日子。

吴羹梅的企业是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这个时候,铅笔厂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为了维持后方的文教事业,尽管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车间和仓库被损毁,吴也受伤住院。此时他仍嘱托职工奋力抢修,坚持生产。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生产时停时辍,他设法在渝郊30公里南温泉增设分厂自行发电生产。1940年为制造成套铅笔机械和日常维修,建立了机修车间。同时,他陆续在重庆、贵阳、昆明、西安、衡阳、兰州等地设立发行所。这些发行所即使遭劫遇毁,他也毫不气馁,易址重建。其间,企业曾重组,改名为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潘安庐,吴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为扩展产业链,他投资兴建重庆光华油漆厂,后集资创办中和化工公司,生产铅笔用的喷漆。1944年2月,日军侵占贵州,震惊重庆,他为防不测,创办兰州铅笔分厂。

抗战八年中,吴羹梅的企业制造了5141.4万支铅笔,下属的中国标准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抗敌前线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的中和化工厂生产了大量军工所需的化工产品。吴羹梅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骨干,他曾回忆在重庆的日子里,“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冠生园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席间,大家交流一下各厂的情况和有关信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工作,以及为碰到困难的厂家出主意想办法。”

吴羹梅 - 贡献

吴羹梅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参与了民建的发起。早在同济大学读书时,他就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和抗议“三·一八”惨案活动,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大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左翼学生运动,创办华侨学校,掩护中共党员。回国后,他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铅笔企业——中国标准铅笔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工厂内迁重庆,并先后创建了光华油漆厂、中和化工公司、中国标准锯木厂等企业。他积极参与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国工业协会的工作,曾被选为这两个会的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不辞辛苦,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重庆谈判期间,他三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聆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演讲,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更加积极地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1945年10月,吴羹梅先生作为工商界百人请愿团代表之一,先后面见宋子文、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解救民族工商业濒临破产的困境。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国才有出路。

1945年冬,他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同志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协力推进会务,曾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常委、组织处长、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为民建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吴羹梅先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离开上海,转道香港赴北平。1949年4月,他任民主东北参观团团长,率团赴东北解放区参观,同年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了制定共同纲领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建的中国标准铅笔厂于1950年率先公私合营,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持续上升,成为全国木制铅笔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了晚年,他不顾年高体弱,对铅笔行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及其它场合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有的建议被政府采纳实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他为中国铅笔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铅笔大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讨论,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吴羹梅先生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他多次向社会福利机构慷慨捐款,自己却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平易近人。

吴羹梅 - 晚年光景

文革期间,他遭受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吴羹梅精神焕发,积极参政议政,为发展我国的制笔工献计献策。1982年5月他参加全国政协访日代表团重游了当年实习的真崎大和笔株式会社。1983年轻工业部任命吴羹梅为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1990年6月1日,吴羹梅因病逝世,走完了他人生征程中的最后一站。小小的铅笔,让吴羹梅在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吴羹梅 - 评价

吴羹梅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吴羹梅先生坚持爱国主义、坚持参政为民、坚持发挥特色、坚持与时俱进的基本准则和民主、团结、创新、敬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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