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清


孙玉清:1909年生,湖北红安人。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会剿”、“围剿”的战争,以及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因作战勇敢、指挥出色、战功卓著,并被授予“以一胜百”奖旗,获得"战将"美称。1935年8月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1936年10月,率部西渡黄河作战,与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马家军展开了惨烈拼杀。1937年3月负伤被俘,宁死不屈,惨遭杀害。

孙玉清 - 简介

孙玉清1909年3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乡孙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五、六年私塾。1927年,

为生活所迫到当地的永河六支行(粮行)当学徒。1928年夏,积极参加农民协会领导的反霸、打土豪斗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第4军11师33团当战士。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任营长,在第二次攻打黄安县城的战役中,率部出色地完成了攻打外围据点的任务,打垮了敌30师107团,切断了敌人的后路。1932年10月任32团团长。1933年初,他率部参加了历时4个月的反四川军阀田颂尧三路围攻的战役,32团在侯家梁一战就消灭敌3个团,缴枪700支,机关枪2挺,迫击炮2门,俘敌500余名。接着又在中魁山击溃敌6个团的进攻,缴获甚多。同年8月1日,在四川省巴中城召开的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授予32团“以一胜百”奖旗一面。由于他特别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战斗作风的培养,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在部队中享有很高威信。1934年,被破格提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第31军军长。在反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6路围攻的战役中,他指挥红31军274团于8月9日夜实施奇袭,攻占了青龙观,歼敌1个旅的大部,从敌军几百里长的战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彻底粉碎刘湘的6路围攻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红31军的91师、92师也于9月17日收复南江,并在南江以西的三江坝、旺苍坝歼敌周世英、陈泽两旅各一部,直逼广元。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在1934年11月1日召开的红4方面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274团被援予“夜袭常胜军”的光荣称号;31军的271团、279团,也由于战功显著而得到4方面军总部的表扬。1935年8月,毛儿盖会议后,被调到红4方面军第9军任军长。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30军、5军、9军和4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及在河西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的《作战新计划》。他率领红9军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与国民党西北“剿匪”第2防区司令马步芳的10余万军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11月1日,红9军占领一条山以南的锁罕堡、打拉牌,将敌骑兵第5师的马禄旅600余人紧紧地包围起来。敌人惶恐万状,深怕被歼,在我军争取下被迫接受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交出部分粮食后撤往凉州(今武威市)。11月11日敌军又集中5000余人向打拉牌一带红9军的阵地进行反扑。他指挥9军的27师与敌人激战1日,毙伤俘敌官兵500余人,缴获大炮3门,机关枪数10挺,将敌击退。11月15日,当红9军进至古浪城时,遭敌军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以及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他临危不惧、沉着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烈厮杀,几经肉搏,毙伤敌军2000余人,使部队转危为安。1937年3月,他率部在甘肃省酒泉县南山地区与敌军奋战时,不幸被俘。同年5月17日,被押解到青海省西宁市。面对敌人的威胁和利诱,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不久,被秘密杀害于敌军团长马忠义的住宅后院的马厩内。1988年8月,青海省西宁市在牺牲地为他建立了汉白玉雕像。 
 

孙玉清 - 主要经历

红安县诞生的革命英才

 1909年3月的一个子夜,孙玉清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乡孙家湾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他出生后,唯一的姐姐因父母无力抚养,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富户当童养媳。孙玉清自幼天资聪明,性情豪爽,深受父亲孙先觉和母亲邓爱姐的喜爱。他们望子成龙,节衣缩食,东拼西凑,送他到附近的张家田和占家畈读了五六年私塾。孙玉清深知父母的艰辛和上学机会难得,发奋苦读,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对他十分赞赏。但后来由于父母相继亡故,他只得辍学自谋生路,在当地一家粮行当了学徒。 

孙玉清的青年时期,正逢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之际。1927年11月,黄安、麻城3万多反抗压迫、剥削的农民,揭竿而起,手持大刀、长矛、土铳、撇把子枪,一举攻克黄安县城,建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当时有歌谣赞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后,孙玉清欣喜若狂,随即加入农民协会,积极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中。1928年夏,他接受农会交给的任务,以贩粮为掩护,给农会探听到不少重要情报。他还带领群众对土豪劣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强令他们交出不义之财。他的行为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大仇恨,反动政府多次派民团抓他,但每次他都机智逃走。为此,民团曾三次烧毁他家房子。但孙玉清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无所畏惧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他十分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跃马挥刀驰骋战场,为打碎万恶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崭新美好的新世界而斗争。1929年11月,他参加了在黄安、麻城和光山三县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1930年12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红一军转向皖西,并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孙玉清机智灵活,作战勇猛,在艰苦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一年多内就由一名普通战士逐步被提拔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兵力约3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11月10日,为粉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四军第二次攻打黄安县城。战斗异常艰苦,前后历时月余。时任第十一师三十三团二营营长的孙玉清一马当先,指挥全营逐步完成了攻占外围据点的任务。12月22日总攻开始后,他带领全营首先攻入城中,并活捉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立下了赫赫战功。为纪念黄安大捷,鄂豫皖根据地政府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孙玉清也因战功卓著,于1932年8月晋升为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大“围剿”,在征战数月难以打破危局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于10月决定红军主力向川陕边转移。在转移途中,孙玉清率部力挫围追之敌,连战皆捷。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于广水卫家店车站附近越过平汉路,向枣阳以南开进。途中,突然遭到敌人前堵后截。敌人妄图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围歼红军。孙玉清奉命率部在新集阻敌解围,保障总部安全。为摸清敌情,他乔装潜入敌占区侦察。战斗打响后,他率部冲入敌阵,奋勇拼杀。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负了重伤,鲜血直流。几个战士上来抬他撤离战场,他大声喝道:“不要管我!”他忍着剧痛,继续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打退敌人后,才让战士们给他包扎伤口。后来,李先念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四方面军西征时,在枣阳、新集的战斗中,孙玉清率领部队英勇阻击敌人,身负重伤,仍然不下火线,为保卫总指挥部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2月份,红四方面军在向陕南转移途中,进至关中户县彷徨镇时遭敌截击。总部命孙玉清率部迂回敌人侧后,打乱敌人部署。孙玉清率三十二团赶到炉丹村同敌激战通宵,在兄弟部队协助下,歼陕军警备旅及第一师一部,俘敌旅长以下官兵上千人。红军总部和主力部队转危为安,得以继续前进。1932年12月底,红军胜利转移到川陕边。 
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边区后,很快占领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有数百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并成立了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蒋介石大为恐慌,于1933年2月12日委任四川军阀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纠集川军38个团近6万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红军消灭。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收缩阵地,诱敌深入”,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战斗打响后,孙玉清受命率全团扼守侯家梁。战斗中,他沉着果敢,不仅守住了阵地,还和兄弟部队一起歼敌黄振贵部3个团,毙伤俘敌800多人,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之后,孙玉清因指挥才能出众,升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5月,敌人又调整部署,向长池一带革命根据地反扑。孙玉清又指挥七十三师和兄弟部队一起,在中魁山击溃敌6个团,歼敌2000余人,随后又大战青岗梁、得胜山,歼敌7个团,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到6月中旬,历时4个月的反“围剿”战斗胜利结束。在整个战役中,孙玉清指挥的部队像一把利刃,披荆斩棘,所向无敌,立下了赫赫战功。6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围剿”经验,并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由原来的2个军扩编为4个军,分别为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三十一军。孙玉清任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长。 
1933年10月,蒋介石又委任四川头号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调集110多个团约20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孙玉清带领部队积极应战,在宣汉、达县等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孙玉清临危受命,于1934年6月接替王树声担任第三十一军军长,成为红四方面军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员,时年25岁。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展开全线反击。总指挥徐向前亲自勘察地形,最后选定以青龙观为突破口,并且把打开突破口的重任交给孙玉清。孙玉清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并进行战前动员,部队士气高涨。8月9日黄昏,孙玉清率领所属二七四团趁着夜幕迅速接近青龙观。突击队攀藤越涧潜入敌阵,一枪未放连摸四哨,于第二天拂晓前胜利攻占青龙观要隘。接着,全团从两侧突入青龙观山顶大庙,端了敌人的旅部。奇袭成功,敌人防线的缺口被撕开,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红九军同时发动总攻,结果歼敌1.4万多人。敌人惨败,哀叹“青龙观失守,实乃全线总崩溃之导源”。8月下旬,红军乘胜前进。孙玉清指挥三十一军横扫残敌,收复南江,直逼广元,恢复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至此,敌人的六路“围剿”计划彻底破产,刘湘被迫向蒋介石引咎辞职。1934年11月,在红四方面军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二七四团被授予“夜袭常胜军”的光荣称号,三十一军的其他部队也受到表彰。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著名的强渡嘉陵江战役,三十一军担任主攻任务。在孙玉清的指挥下,三十一军在鸳溪口强渡嘉陵江,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一个旅,接着强攻占领敌战略要地剑门关,歼敌2个团。之后,乘胜向三磊坝、羊模坝推进,直逼广元,为嘉陵江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嘉陵江战役后,在张国焘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红四方面军于5月初主动放弃川陕苏区而向以岷江为中心的川西和甘南边界地区转移,开始了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中央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行动,共同北上。之后,孙玉清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九军被分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之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强令四方面军以及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南下,并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孙玉清本已率部北上穿过草地,但在张国焘的严令下被迫南返,二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在川康边地区艰苦转战近一年,虽然取得过一些战斗的胜利,但部队损失近半。1935年10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6月,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地区同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的指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这时,张国焘南下失败,几乎在四川无法立足。中央为挽救他及其所率领的红军部队,一再敦促其率部北上,再加上朱德、贺龙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只得取消伪中央,率部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向中央靠拢。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浴血奋战西征路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中央根据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打通到苏联的国际线路,以便从苏联取得直接的军事经济援助,并在西北造成一个抗日局面。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从两个方向接通苏联,并决定由红四方面军全部和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执行这一计划。根据中央战略部署,1936年10月25日,红军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今河包口)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进入河西,从而拉开了西征的序幕。然而,当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及其所属第九军、三十军以及由原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改编的红五军总计21800余人渡过黄河后,渡口却敌军占领,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无法过河,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其他部队也未能实现于宁夏中卫西渡黄河的计划。西进红军因此被分割成河西和河东部队。甘、青两省乃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势力范围,他们既怕红军占其地盘,又怕“围剿”不力后中央军会借机挤进他们的地盘,因而调集了3万精锐步骑兵和10万民团的兵力拼死阻击红军。11月初,马步青各部从东北方向压来,马步芳部从西南方面夹击。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于一条山地区与敌展开激战。孙玉清指挥红九军在打拉牌两次击退敌军进攻。一条山战役历时8天,击毙马步青部前线总指挥马廷祥,打死打伤敌人2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不料,这时共产国际告知从宁夏运送物资已不可能,要求我党派部队从新疆方向接运物资,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根据形势的变化,11月11日,中央军委指示,河东部队退回陕北,再图发展,河西部队组成红军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执行打通经新疆到苏联的国际通道的西进任务。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路军随即分为3个纵队,向古浪、凉州(今武威)地区进发。第九军为第二纵队,作为左翼,向古浪挺进。 
12日,红九军进驻古浪横梁山,迅速占领倪家岭、苏家梁、小石沟、倒仰沟等制高点。马匪马元海率3个旅从干柴洼尾追而来,钻进了红九军设下的埋伏圈。红九军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近战、奇袭等特长,给敌人以重创,打得敌人弃甲丢盔,四处逃窜。不久敌人再次反扑,又被击溃。14日晨,红九军先头部队闪电般逼近古浪县城。 

古浪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南北两面临山,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城西则是一马平川,直通凉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11月15日,孙玉清率红九军主力赶到,将城池四面围住,随即发起攻城。守敌一个团又一个民团负隅顽抗。战斗至傍晚,敌人伤亡惨重,敌团长马华荣率剩下400余人弃城而逃,九军占领古浪。第二天中午,敌人纠集了超过红军一倍的兵力向古浪城疯狂反扑。古浪县城地势低洼,城垣又低矮残缺,很难防守。敌人从东西两个豁口突入城内。孙玉清沉着指挥部队展开巷战,并命令部队向城外撤退,敌人紧追不舍。孙玉清见状,带领部队猛地掉头杀了一个回马枪,敌人被突如其来的反击打得措手不及,伤亡600多人,其余的散乱溃退,红九军再次占领古浪城。二占古浪后,孙玉清根据那里的地形,以红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红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两面山头的制高点。古浪再次失守后,“二马”非常惶恐,急忙调集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加上4个民团快速集中于古浪地区,由马元海指挥,于17日拂晓突然向古浪发动袭击,再次将红九军重重包围,欲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古浪城。双方血战两昼夜,几经肉搏厮杀,城外的制高点相继被敌人控制,红九军被迫退至残破的城内死守。在这短短的4天时间里,红九军虽消灭敌人2000多人,但由于众寡悬殊,粮弹奇缺,敌人炮火猛烈,自身也伤亡惨重。包括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在内的24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全军5000多人损失近半,孙玉清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总部电示孙玉清和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率部向永昌突围,并派三十军二六八团前往接应。18日夜,孙玉清指挥部队撤出古浪城成功突围。红九军到永昌后,孙玉清因古浪失利,被迫离开了红九军的最高指挥岗位。 
古浪战斗后,西路军又先后在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等地与马家军浴血鏖战,在给反动军阀部队以重大打击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部队弹尽援绝而失败。1937年3月15日,西路军余部撤入祁连山,到达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军政委员会在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西路军余部分成左、右两个支队分散突围,进入祁连山打游击。其中,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共1000余人组成左支队,向西行动;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九军和骑兵师残部共400多人组成右支队,向东行动。孙玉清随右支队一起行动。 

被俘后坚贞不屈遭残杀

 
西路军分散突围后,马步芳一面命令马家军主力尾随红军跟踪追击,一面急令驻守在酒泉的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直赴安西堵击,企图全部消灭剩余红军。同时,分派民团在各关卡要隘严加防守盘查。3月18日,当右支队行至黄藩寺时,与尾追的敌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剩余的被打散。孙玉清带领十几名干部战士向西冲杀。由于天寒地冻、山大沟深、风雪迷途、路径不熟,再加上缺吃少穿,孙玉清等在茫茫祁连山中转了十多天。期间,他们多次与马家军搜山小分队遭遇,身边的干部战士有的牺牲、有的被俘,最后只剩下五六个人了,孙玉清也受了伤。恰在这时,他们遇见了也在山里转悠的王树声以及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杜义德等11人。两批人马又会合在一起艰难地走了几天。之后,他们又被敌人发现,战斗中,孙玉清和王树声等人再次被冲散。孙玉清带着伤,行走艰难。4月上旬的一天,当行至酒泉以西20公里的南山三道沟文殊庙时,他与搜山的地方民团突然遭遇,终因弹尽伤重而不幸被俘。 
孙玉清被俘后,化名陈泽功。民团并没有弄清他的身份,于是把他押解到了酒泉马步康的旅部。敌人见他身材健壮魁梧,相貌堂堂,言语机敏,神色镇定自若,怀疑他至少是个红军团级以上军官,但多次审问,他都未泄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后来,敌人将他押送到火神庙看押,当时被俘的红军都被囚禁于此。当敌人将他押到火神庙时,许多被俘红军战士都主动站了起来,用敬畏的目光注视着他。一个被俘的年轻红军战士斗争经验不足,迎上去说:“军长,你也来了吗?”接着又对送去的人介绍说:“这就是我们九军军长孙玉清。”敌人一听是个军长,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又把孙玉清带回旅部,并报告给马步康。马步康喜出望外,连忙会见。一见孙玉清,他立刻满面奸笑,连连说:“辛苦!辛苦!给我们赏光!赏光!我是马步芳的哥哥,他一切都听我的,我保证他不会伤害你,你尽可以放心。”敌人俘获了孙玉清,如获至宝, 马步康在酒泉陕西同乡会会馆唱戏三天,以示庆贺,并立即报告了马步芳。马步芳闻讯也十分惊喜,令马步康先诱降,然后等其亲信马忠义返回西宁时将孙玉清一同押解到西宁。于是,马步康吩咐他的参谋长韩得庆陪同孙玉清洗澡、吃住、散步,形影不离,以示“亲热”。他自己也多次请孙玉清吃饭,并命人给孙玉清做衣裳。孙玉清离开酒泉前,马步康召开各界大会“欢送”。途经张掖时,敌旅长韩起功亲自设宴“款待”。对于这些糖衣炮弹,孙玉清无动于衷,嗤之以鼻。5月17日,马忠义将孙玉清押至西宁。 
孙玉清被押解到西宁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马步芳立即安排“会见”。当晚,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会客厅灯火通明,马步芳和他的军政要员们齐聚一堂,神态狂傲。他们准备上演一场名为“欢迎”、实为“会审”孙玉清的闹剧,并邀请大批记者参加,准备广为宣传。随着外边一声吆喝,孙玉清穿过大门口两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队列走了进来。在全场发出一阵掌声后,马步芳故作姿态,出面表演。据当年在场的国民党《青海日报》记者陈秉渊回忆,马步芳问孙玉清:“你是孙军长?年纪轻,有多大?”孙答:“28岁。”马问:“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孙答:“我是19岁那年在湖南参加,自小劳动,家很穷。参加红军后在湖南、云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的。”马问:“你怎么为我们俘虏过来了?”孙答:“弹尽援绝,身陷绝境。”马问:“有了子弹,你还要干?”孙答:“是的,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干是红军的军纪。”这时,在座的马忠义插话:“倪家营子我们损失惨重,三流沟、梨园堡的战斗,伤亡都很大。就是活捉他时,也伤亡了两个多排。”孙悲愤地说:“我军强渡黄河,进行西征,不幸就走上了一条绝路。粮弹都缺,补给中断,没有后方,地理又生疏。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我们这次失败,犯了兵家所忌的孤军深入的错误,同时吃了你们骑兵的亏。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过你们取胜是侥幸的。”马步芳接着问:“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孙答:“我干的是正义的革命事业,既被俘,有话说不尽,自有后继人。被俘是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们。” “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 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他还义正词严地当场揭露和斥责马家军反动军阀拉夫抓伕、耗国家资财、养兵祸国、不抗日却专打红军的罪恶行径。马步芳被说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他转而邀请孙玉清同桌共饮,被一口拒绝,只好叫人把孙玉清带走。马步芳精心策划的所谓“欢迎”会不得不草草收场。孙玉清深知落入敌手凶多吉少,但他仍然每天坚持练刺杀,准备一旦逃出魔窟,继续驰骋战场。他还每天看《水浒传》,时刻不忘造反动统治阶级的反。 

敌人劝降的伎俩被戳穿后,又决定以动之“情”。孙玉清的妻子岳兰芳是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一名排长,1937年3月在梨园口战斗中不幸被俘,当时正在西宁的国民党陆军医院被强迫服苦役。敌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曾两次押孙玉清到陆军医院看望岳兰芳,企图用夫妻之情来软化他。第一次,岳兰芳回忆说:“有一天,我在厨房忙碌着下挂面,一名伪兵突然呼唤我的名字, 我吃惊地一转身,看见孙军长被马步芳和几个伪兵押送到我身边。马步芳皮笑肉不笑地指着我问孙军长:‘这是你老婆吗?’孙军长说:‘是的!’然后他突然接近我有力地说了一句:‘你不要害怕!’”本来,孙玉清看到显得过早衰老的妻子,疼爱、难过、愤恨之情一起涌上心头,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身处虎穴狼窝,在敌人面前,怎能将这一切流露给敌人,让敌人看笑话。所以,他只简短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这一句,给了岳兰芳及周围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她原本也有一肚子话要对丈夫倾诉,但她明白当时的处境不允许,于是强忍着泪水点点头,只是用炽热的目光向丈夫诉说着埋在心底的爱和恨。第二次,岳兰芳说:“时隔四五天,孙军长又被押来看我,他只用坚定的目光凝视着我,什么话也没说。我给孙军长精心赶制了一双袜子,底子还未缝好,他走时未能拿上。” 
除此而外,敌人还企图利用孙玉清的威望去劝说那些被俘红军投降,讲几句对他们有利的话。 一次,马步芳亲自陪同孙玉清到西宁南门外红军被迫服苦役的地方。孙玉清看着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战友们,心里撕心裂肺般的难受。他回想起河西苦战的一幕幕,担心身陷囹圄的战友的安危。他关切地慰问围上来的同志。马步芳得意忘形地问:“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吗?”“是的,你别看他们年纪小,打起仗来可英勇呢。”孙玉清慨然答道。他鼓励大家斗争下去,被俘红军战士无不感动地热泪盈眶。当时,敌人将2000多名被俘红军编入到他们的补充团,借以扩充反动力量。但这些红军战士心向红军,时刻想着脱身重返革命队伍。马步芳又想让孙玉清去讲几句话,以“稳定军心”。孙玉清假装欣然同意。他来到补充团,望着被俘的战友们,慷慨激昂地讲道:“同志们,西路军虽然失败了,红军仍然存在。陕北的红军壮大了,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形势越来越好,红军是杀不完的!”马步芳本来想让他劝说被俘红军好好改造,为他所用,没想到却给了孙玉清一次次宣传革命、鼓舞红军斗争下去的好机会,偷鸡不成反蚀米,十分恼火。马步芳施尽各种手段,企图使他投降,但孙玉清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根本无法动摇这位年轻红军将领的坚定信念,在他身上任何东西也没有捞到。敌人无可奈何,更不愿“放虎归山”,于是凶相毕露,上报国民党中央请求处理意见。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所谓的“危害民国罪”,下令对孙玉清处以“极刑”。 

慷慨就义

 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高原古城仍有些寒气逼人。负责看押孙玉清的马忠义接到马步芳处决孙玉清的密令后,叫参谋长耿文魁带领几名士兵,悄悄摸进囚禁孙玉清的地方,将正在看书的孙玉清捆绑,押解到后院的马厩中,又把他紧紧地绑在马槽旁边的木柱上。面对敌人的屠刀,孙玉清知道敌人黔驴技穷,要下毒手了。他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昂首挺胸,毫无惧色,怒视着敌人的狰狞面目。在马忠义的示意下,刽子手马昌龙举起了罪恶的屠刀,砍下了孙玉清的头颅。孙玉清就这样壮烈地慷慨就义,年仅28岁。孙玉清被杀害后,敌人连夜将他的遗体用马车拉到西宁南门外(今体育场一带),推进一个土坑,草草掩埋。第二天,马步芳为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又派人取回孙玉清的首级,送到敌新二军军部,和在高台战役中牺牲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首级(在高台城楼悬首示众后,保存在福尔马林液中)并排搁在一起,拍照留底后送往南京。西宁解放后,该照片在马步芳的公馆中被发现,成为敌人残忍罪恶的历史见证。 
孙玉清被俘以后,我党曾积极营救。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一再要求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尽快释放孙玉清等被俘红军将士,并委派我党秘密工作人员吴鸿宾(回族)到青海打探消息,设法通过回民上层营救,但最终未果。

孙玉清 - 评价

孙玉清是红军西路军中被敌人俘虏残杀的最高将领。他为我党我军建立过不朽的功勋,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牺牲,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54年,西宁市人民政府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和了解,终于找到了掩埋孙玉清遗体的地点,挖掘收集了他的遗骨(头颅始终未找到)。1955年8月,政府在西宁市南川东路凤凰山麓建成了西宁市烈士陵园,将孙玉清和840多位在西宁被残害的西路军烈士一起安葬于此。陵园正中是烈士纪念碑,碑高10.1米,正面镶嵌着朱德的亲笔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烈士合葬墓位于陵园内最高处,墓穴为圆形,墓体呈白色,直径3米。孙玉清的遗体终于被安放在了人民为他栽植的鲜花和翠柏当中。但此时他还难以瞑目。

198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和西路军西征50周年,青海省委、省政府以及西宁市委、市政府又决定在陵园大门前增建西路军烈士群雕塑像,在陵园内增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以及纪念馆。1988年8月15日,群雕像、纪念馆和纪念碑等处建成开放,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揭幕仪式。西路军烈士群雕塑像的基座上镌刻着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纪念碑正面刻着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永垂不朽”。该碑建有3级台阶,象征着组成红军西路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碑重21800斤,象征着西路军21800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分为序馆和正馆两大部分,陈列展出了在青海牺牲的5600余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的事迹,其中有照片280余幅、大型油画170幅以及从“万人坑”挖掘出的烈士遗物等,再现了红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慷慨悲歌的光辉业绩和英雄形象。 

为了永远铭记孙玉清的功绩,西宁市委、市政府于1987年7月在纪念馆前专门修建了孙玉清的纪念雕像。1988年9月,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和西宁市委、市政府还在孙玉清的牺牲地——今西宁市新华布鞋厂,特别为他专门建造了汉白玉雕像和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徐向前元帅的题词“西路军牺牲烈士的精神永垂史册”和悼念铭文。此外,他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也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了广泛宣传。 
国家主席李先念曾评价说,“我同孙玉清、熊厚发(红三十军副军长,作者注)同志是很熟悉的,也非常怀念他们。他们是我们党的好党员,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历史已过去了70多年,而孙玉清立志革命、英勇顽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被俘后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将永垂青史,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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