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1823年随父母移居俄亥俄州,10年后再移居密西根州。从1838年到1841年他在密西根大学的一个分校学习。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并开始投身政治。1848年,他为美国自由土地党(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于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讲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853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1862年7月,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后又被任命为中国使节出访欧美,1872年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蒲安臣 - 简介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1823年随父母移居俄亥俄州,10年后再移居密西根州。从1838年到1841年他在密西根大学的一个分校学习。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并开始投身政治。1848年,他为美国自由土地党(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于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讲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853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那时他加入了一无所知运动(Know-Nothing movement)。 

当时,美国全国对奴隶制度产生激烈的争议。蒲安臣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54年,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蒲安臣正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的帮助,该党在麻萨诸塞州成立。1855年,他进入美国国会,当了6年的国会众议员(1855年-1861年)。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他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春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当时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名,宣布不欢迎其人。此时他已在赴奥途中,到达巴黎后才得此消息,一时进退两难。这时,恰逢中国允许列强派使驻京,林肯于是改派蒲安臣为驻华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

蒲安臣作为驻华公使期间,提出了很多“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离任时又被清政府委任为:中国政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各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870年2月23日病死在出使俄国的任上。

蒲安臣 - 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就

使团的建立

 蒲安臣驻华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还是追随英、法等国从中渔利,与中国未有严重冲突。尤其是美国在1862年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合作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美国要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蒲安臣不仅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 ”,也与清政府“协商合作”,在中美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注意与清政府沟通,因此奕 等人对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欢送蒲安臣卸任的宴会上,听到他表示今后中国如与各国有“不平之事”,自己愿为中国出力、如同中国所派使节这番客套话时,奕䜣 等人却灵机一动,认为如真能请他为中国外交使臣,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体制问题和中外礼仪的纠葛,因为他毕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首先阐明了中国派使的重要性,然后赞扬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失中国体统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立即批复同意。外国使臣谨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清政府认为有损国体国格,而任命外国人为本国外交使团领导,清政府反不认为有损国体国格。如此愚顽,确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中国政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但又担心英、法两国有疑虑,于是决定加派一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为“左协理”,一名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法国人为“右协理”。同时,又派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蒲安臣一同出使,亦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使团随行人员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充任翻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

蒲安臣毕竟是外国人,所以清政府还是对其权限作了某些规定。总理衙门曾就限制蒲安臣权限向皇帝报告说: 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八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同时还要求蒲安臣有培养、训练中国随行人员的责任,使其能“历练一切”。
不过,清政府最担心的仍是“礼仪”问题,所以对“礼仪”问题的指示最为详细。清政府要求中国使团不必见外国元首,“或偶而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候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每到一国,国书并不直接交给该国元首,而是“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并且要说明将来有约之国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亦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但必须“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
中国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从无“国旗”之说。但外交使团出访则不能没有国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间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一步。 

访美: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演说家的特长,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鼓舞道: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并且激励美国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无疑代表着蒲安臣对此次出使成果的个人期望。但他同样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访英:迫使英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政府欠妥


 使团于1868年9月抵达伦敦。因为此前与美国签订条约中的“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媒体也对使团大多抱有敌意。直到10月,使团才得以礼节性地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中国国内因天主教育婴堂连续死去40多名婴儿而导致了数万满怀疑忌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趁机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西方外交游戏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双方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并迫使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公开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行为欠妥,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英国仍然表示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随后并将吉必勋革职。 

访德:俾斯麦认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 
1870年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铁腕首相俾斯麦举行了正式会晤。会晤的结果,是俾斯麦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这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对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访俄:蒲安臣劳累成疾骤然去世

 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半个月后,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俄国此时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而对中俄关系刻意避而不谈,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病重后的工作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蒲安臣 - 经历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顿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农场的活,参加教会活动,并四处布道。22岁时,他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蒲安臣回到波士顿当律师。 父亲的熏陶和自身的经历,使得蒲安臣颇具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个性。而这直接影响着他后来的政治活动。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此时的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蒲安臣积极投身其中。1856年,作为众议员的蒲安臣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1861年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在此之前,蒲安臣曾发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拒绝他入境。蒲安臣行至巴黎时方得此消息。正当进退维谷之际,恰好清廷已允许列强派遣驻华公使,林肯总统于是改派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立即从巴黎启程赴中国。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
在中国任职期间,这个无论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还是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竟然成为最受清廷欢迎的外国人。究其原因,是他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清朝政府颇有好感。
1862年2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根据美国在东亚的外交传统,命令蒲安臣在对待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
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精明的蒲安臣扩大其内涵,将“与西方列强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他的“合作政策”虽然顾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主要还是考虑本国利益。“合作政策”的核心有五项,其一,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各国 “协商合作”;其二,为了条约权利,保卫条约口岸,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其三,赞助满清政府“维持”秩序的努力,不干涉清政府对内镇压;其四,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单独的瓜分或割让;第五,在中国用联合外交来代替武力争夺。
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蒲安臣的确能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从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围之内。
例如,1863年,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到达中国沿岸,岸上的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纳尔逊要向清政府索赔经济损失,蒲安臣拒绝为此事向清政府索赔。因为纳尔逊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约》第13款之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还货款。”

主动送上门的工作

而刚从美国驻华公使任上退下,旋即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以“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头衔,率清廷首个外交使团出使各国,在蒲安臣看来,更像是个送上门的工作。
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6年之久的蒲安臣辞职回国。在总理衙门(清廷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他向奕䜣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蒲安臣的这番表态,让处在焦虑中的奕䜣眼前一亮。
当时,正在开展洋务运动的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更为紧迫的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
一方面,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各国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如果中国派出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磕头”的问题必定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蒲安臣在饯行宴上的这番话,让奕䜣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这既能取得遣使出洋的实效,又可以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获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
在奏折中,奕䜣对蒲安臣极尽赞扬之词: “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就这样,在清廷和蒲安臣的一拍即合中,外交史上堪称奇闻的“蒲安臣使团”组成了。
为打消英法两国的疑虑,奕䜣等人在使团中加入了英国人柏卓安(时任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翻译)、法国人德善(时任职中国海关)。二人均“通晓汉语文,……兼可以笼络英法诸国”。柏卓安被任命为左协理,德善为右协理。同时,为了维护清廷的体面,以记名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名位与蒲安臣完全相同。
毕竟,蒲安臣是外国人,清政府对其权限作了某些规定:“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更具标志性的是,在出使期间,蒲安臣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了一步。 



 

备受争议的《蒲安臣条约》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面对国势颓弱的老大帝国,各国不可能轻易就范,按清廷的意愿来修约。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他深知此行的难度之大。因此,他把使团的第一站选在了最有把握的地方——美国。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团抵达旧金山。
久历美国政坛的蒲安臣深深懂得,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热情地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在华盛顿,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而这也是让他在中国成为一个争议人物的关键。
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这一方面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同时,清政府则通过这个条约,从形式上获得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一些条款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在论及这个被后世某些史家指责为卖国的条约时,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这些矛盾的观点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蒲安臣的评价:他要么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要么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

  

殉职异域的“客卿"


在结束访问美国之后,蒲安臣使团继续前行,遍访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1870年2月18日,在参观完沙俄皇宫回寓所后,蒲安臣就觉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两肋疼痛。志刚让随团的中医给蒲安臣诊治,结论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蒲安臣夫人请来西医治病,但不见好转。志刚的日记记载了蒲安臣当时的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故,志刚对此深为悼惜。他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的出行无疑对此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此外,随行的中国官员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这些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蒲安臣 - 关于“蒲安臣条约”

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六年的蒲安臣卸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向奕?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丁韪良根据其所作翻译记录叙述说:蒲安臣“辞行,恭亲王邀我充任翻译。”“蒲安臣声明,愿意就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说:‘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经过欧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复后。恭亲王请其向巴黎和伦敦两政府,尤其是伦敦政府,代中国说项。”“‘总之,你就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接着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话,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丁韪良:《中国春秋》)对此,赫德的自述说:“我自从1861年到达北京以后,即曾向总理衙门力陈走向西方人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并且我所谈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能再比在每个条约国家的王廷建立常驻使节的需要,更为强调,更为频繁的了。……第一步,我于1866年劝请总理衙门派遣斌老爷同我一起前往欧洲。事实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了。……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北华捷报》1869年11月9日载,赫德:《中国事务纪略》)

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清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又担心“英法二国置之不论,诚恐伊等不无疑虑”,决定加派英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法籍海关税务司职员德善为“右协理”;应奕?等人奏请,着赏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品顶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样,亦任“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遗憾的是,总理衙门以及各朝廷重臣在讨论使团之使命时,竟然全部精力都花在礼仪问题上,国家利益及主权等事务居然没花什么时间予以研究。在儒家道统看来,“隆礼”不但是人们言行的标准,而且还是政治等级不可冒犯的制度、治国之本。最终作以下权限规定:一、“此次中国所派之员,将来到各国时,似可暂毋庸相见,或偶而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俟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二、“令蒲安臣每抵一国,即将国书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且言明将来有约之国,如有国书,或由贵大臣赍回,或交往驻京各大臣转呈中国,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三、“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即亦不为遥制,但务顺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四、“凡有如中国禁地及一切妨碍国体之事,仍望贵大臣照中国体制,不必举行”;五、“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即由贵大臣与钦命之员酌夺妥当,咨商中国总理衙门办理。设有重大事情,亦须贵大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使团一行三十人,于1868年2月25日由上海出发,4月初抵旧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祝贺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词中称,他此次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在和平与进步的道路上。“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它的双手的日子,不久就来临。”

 

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签定

  使团6月2日绕过巴拿马到达华盛顿。蒲安臣抛开总理衙门的礼仪规定,抓住“有益无损事宜”可以酌夺之规定,精心安排了按照国际惯例的主权国家外交礼仪,特意设计制作了第一面黄色的中国国旗,志刚记述:“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它于是成为中国第一次作为主权国家出现在国际社会的标识。1859年年底,美国公使致函桂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引发,皆因中国无国旗所致。他建议中国沿用国际惯例设计自己的国旗。但清廷根本不理解国旗的意义,以为是识别旗号而已,遂准桂良颁令以后大清船舶、军舰可升挂黄龙旗号,以与他船有别。3日,使团拜访西沃德国务卿,6日,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蒲安臣郑重地向总统递出中国第一份国书。10日,参加总统主持的欢迎国宴。6月28日,蒲安臣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再次发表演说,他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说:“中国睁开它的眼睛了。……它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

7月28日,蒲安臣完全不顾总理衙门的限令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西沃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清史稿》记述:“蒲安臣等至美递国书,并增定条约,其要目有八:一,美国与他国失和,不得在中国洋面夺货劫人;二,除原定贸易章程外,与美商另开贸易之路,皆由中国作主;三,中国派领事驻美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异,两国不得稍有屈抑;五,两国人民互相往来游历,不得用法勉强招致;六,两国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优之国利益均?;七,两国人民往来游学,照最优之国优待,并指定外国所居之地,互设学堂;八,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中国内治之权。”1869年11月,美国公使与清廷交换批准书时,总理衙门虽为蒲安臣越权恼火,但因为此约毕竟是中国首个对等条约,且内容亦有利,准予成立。《清史稿》称:“其时曾国?等鉴于道、咸间条约失利,特建议遣使往订此约,于领海申明公法,于租界争管理权,于出洋华工谋保护,且预防干涉内治云。”条约的主要内容强调两国民众自由交往,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美两国自此开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对中国最大的益处,是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8月21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首先大谈这个条约保全中国领土及主权的不割让主义;强调美国对这一政策的领导地位。他说:“这个条约,宣布中国领水的中立化,反对治外法权主义的要求,……由于在华的外人及其财产,受各该外国的法权管辖,他们就认为彼此有在中国领水内互相攻击的权利。这一个条约,阻碍了这一切无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谓割让主义。”“那些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各国人民,认为他们的法权,不仅可以管辖他们自己的人民,管辖他们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并且可以管辖中国和其它外国的人民。……现在这个条约,将这一切有关土地割让的要求,都一笔勾消了。” “这个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中国人现在可以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并肩而立了。……我很高兴,美国有勇气实行它的伟大平等原则。”条约的第八款中规定:“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通线(指电报等)、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项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准精练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蒲安臣在波士顿诠释此条时说:“外国人在中国,惯于教训中国人,说他们何时应建筑铁路,何时应安设电线;而且,事实是他们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一个条约,宣布这一切要求,概归无效。这条约特别指出,中国人欲于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

《蒲安臣条约》的影响

改变了清廷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态度。历来中国政府与社会均视华侨为不忠不孝的叛逆,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剿灭在海外的华人。清政府延续禁海政策,颁布了《南洋渡航禁止令》,尤其是在雍正五年的上谕竟做出了禁止华侨归国的规定。1858年中美签订《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杜邦与直隶总督谭廷襄之间对话充分反映了清廷对出海之人的蔑视,这是华夷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杜邦:“希望中国遣派一些领事到美国,以便照料在美之华人。”
    谭:“敝国向例不遣派官员赴外国。”
    杜邦:“但贵国人民居留太平洋彼岸者,人数甚多,不少于数十万。”
    谭:“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
    杜邦:“惟此等华人已在敝国开采金矿之故,富有者甚众,似有加以照顾之价值。”
    谭:“敝国皇帝富有四海,何暇与此海外游民锱铢计较。”
直至1876年,受派为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的刘锡鸿说得更明白:“今华民流落各国各岛者殊不乏人,新旧金山则尤多,其人类皆无赖恶劣,不能谋生于乡里,然后逃亡外洋,时有恃众与洋人为难者,亦有犯法为洋官拘禁者,若闻中国有领事进驻,必意为保卫若辈而设。”自《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清廷不得不履行条约规定,开始了保护华侨的工作,详情不赘。
《蒲安臣条约》对“排华”运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抑制作用。此作用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是《蒲安臣条约》有效地阻止了美国西部各州制定“排华法”;另一是清政府以此条约为依据,对美国的“排华”采取抗争手段。《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加州等州所颁布的歧视性限制中国移民的立法,像“立方尺空气法案”、“辫子法案”、“捕鱼税法案”、“扁担税法案”以及其他对华工迫害都因违反《蒲安臣条约》而由联邦法院宣判无效,或由联邦政府加以制止。例如,1876年3月,加州正式要求美国总统与清政府谈判,以修改《蒲安臣条约》。两个月后,参议员萨坚特也向国会提出了内容相同的议案,但未获通过,仅决定由国会委托一个委员会调查加州华工真实状况。加州在1877-1888年在克尼策动下,沙地党进行疯狂排华活动。1879年在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国会议员亦为限制华人而游说,国会通过一议案限制华人入美数目每船不得超过十五名。总统海斯判定这个议案有碍《蒲安臣条约》所规定的中美自由移民的宗旨,遂拒绝签字。联邦法院在拒绝这些排华法案立法的理由时指出:“第三,它违反了‘蒲安臣条约’中确认的自由移民权利和最惠国待遇” 遗憾的是,1880年清廷与美国签订《中美续修条约》,标志着《蒲安臣条约》被修改,于是立即有《1882年排华法》出笼。

蒲安臣 - 出访欧洲的影响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9月19日离开美国前往伦敦,出发前蒲安臣向美国政府求援,要求美国对前往国施加影响以期使团在这些国家同样获得成功。国务卿立即通知美国驻各国使节,要求他们向所在国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利蒲安臣使团圆满完成中国使团首次出访的各项任务。美国影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使团首先在温莎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12月4日,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的葛莱斯东任新首相,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于22日首次与蒲安臣使团进行会谈,蒲安臣以“中国钦差”身份就合作政策问题与英政府交换意见。他说:应消除西方列强可能具有的一种印象,以为中国政府已从事一种倒退的政策;指责西方列强轻率地和不友好地企图采取一种将使一切进步成为不可能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的威胁口气和强暴态度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情感。12月28日,克拉兰敦给蒲安臣一个照会,以西沃德和蒲安臣的同样手法把球踢了回来:“任何急速的步骤,将新的制度及新的观念,介绍给中国人民,……不仅会发生混乱,甚至可能引起革命。……我们绝无意愿用不友好的压力施于中国,使中国改进对外国的关系过于急促,以致危及他们的安全,或者忽视了他们臣民的感慨”英国照会还称:“第一,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第二,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条件是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并且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侨民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回避了蒲安臣强烈希望英国与他的使团签署一个类似美国所签条约的愿望,但至少给予使团一个主权平等国家的外交接待。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使团抵巴黎。法国极恼火蒲安臣的“不割让主义”,但碍于美国的态度以及法英结盟关系,只得遵循英国的远东政策。由于英国女王接见了中国使团,其外交大臣又致函采纳修约缓进政策,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通过英国驻法国公使向英政府表示:“法皇政府对于这一事件(指克拉兰敦致蒲安臣函)及其它事件,与英皇陛下政府所采处的立场,是一致的。”1月21日,拿破仑第三也接见了蒲安臣使团。使团在巴黎呆了六个多月,但法国只是表面客气,“宫廷里不断传来使团联欢的反响”,却无任何实质性收获,没有取得类似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使团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离开斯得哥尔摩,30日离开丹麦,11月18日离开荷兰,1870年1月造访柏林。在柏林受到礼遇,并同普鲁土进行谈判,俾斯麦发表了对中国有利的强调声明(与英国类似)。

蒲安臣 - 病故

1870年2月1日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16日在圣彼得堡觐见沙皇。因为当时英俄争霸世界,美国与英国矛盾也较多,西沃德国务卿刚以720万美元从俄国手中买下当时被视为“冰箱”的阿拉斯加,解决了沙皇急需的资金,俄国更亲近美国。沙皇接见蒲安臣时说:“我希望,你来到这里的谈判,……将增进我们的商务关系。我同时很高兴,中国的利益,由一个对我们特别同情的友好国家之公民所代表。”但蒲安臣的心情并不快乐,因为沙皇回避了蒲更关心的中国问题。接见的次日就病倒了。病中的蒲安臣每日看报,忧心忡忡:“俄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于二十四日(二月二三日)身故”,时年50岁。志刚评价:“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根据志刚的记述,蒲安臣在美国以外各国,肯为雇主卖力气。志刚等当即?蒲妻治丧银六千两;清政府则 “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一个美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外交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中国当时外交人才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他代表中国政府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与外国的官方交往,对于发展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蒲安臣死后,志刚、孙家谷举着蒲设计的中国国旗,继续完成了对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的访问。而且觐见了三国国君,亲递国书,采纳国际通行的外交礼节。
当蒲安臣使团还在欧洲访问时,1869年,英国公使阿礼国以中国使团在欧美觐见各国元首时均行国际通行礼节为由,要求以对等形式、对等礼节觐见清帝。1871年,清廷为解决天津教案遗留问题派遣崇厚出使法国,法国以蒲安臣使团曾觐见拿破仑三世,而法国公使至今仍未得觐见清帝。为求得对等原则的实现,在法国公使觐见清帝以前,法国不接待崇厚。1873年2月,同治皇帝亲政,各国公使连续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当面致贺同治皇帝,且,“志刚孙家谷出使各国暨崇厚出使法国均立而见之”,觐见中国皇帝也只行国际礼节。6月27日,在清廷经过反复辩论之后终于放下“天朝至尊”的架子,同治皇帝按西方礼节接受了西方使节的觐见。至此,中国坚持不懈的“三跪九叩”大礼被搁置,华夷关系的外交终于开始转入对等原则下的条约关系外交。接着,中国陆续派出公使至对方国家设立使、领馆。外国近代史学者称:“直到1880年时,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首先动摇中国陈腐的华夷关系的外交仪制的,正是蒲安臣。

蒲安臣 - 评价

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授与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蒲安臣的逝世写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然而几十年来,中国的教科书却彻底忘记了这位改变了中国外交史的杰出外交家。至今,在美国旧金山附近和堪萨斯,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那一个Burlingame建立于1909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

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的表面上的承诺。《中美续增条约》也在客观上对赴美华工、侨民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时李鸿章就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在出访期间他的外交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后担当起领导使团的重任,主持了访问俄国等国时的交涉。参加蒲安臣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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