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


吴宓(1895—1978),原名玉衡,又改名陀曼,字雨僧(亦作雨生),陕西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教育家、诗人。1911年初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由于学问超群,吴宓和陈寅恪、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与梅光迪等人联合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院主任、教授。后又在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执教。





吴宓 - 人物简介

 

性别:男

姓名:吴宓
生年:1895
忌日:1978年1月17日
国籍:中国
籍贯:陕西泾阳
职业:学者
描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著名文学评论家、红学家、教育家、诗人。



吴宓学贯中西,主张“中西贯通”,注意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通过比较、综合、创新,在广博的基础上融合新时代的理性秩序和道德理想。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刚正不阿,受到残酷迫害,左腿残废,双目失明。但他面对四人帮“批孔”阴谋,仍坚持“宁肯杀头,也不批孔”的学者风范。

其主要译著散见于《学衡》杂志和他所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著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 - 大事年表

1907就读于三原宏道大学堂。

1911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

1917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

192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学成回国,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西洋文学系教授,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

1924年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次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一时号称得人。研究院被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1926年,调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称为外国语言大学系)教授。

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编古典文学,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

1930年,吴宓赴欧洲旅游,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次年结束欧洲归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1935年出版了《吴宓诗集》,并收录了大量译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吴宓先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文学院分校授课一学期,后又随文学院迁云南省蒙自县。次年,吴宓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这一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

1944年,吴宓赴成都任四川大学和燕京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英国浪漫派诗人、欧洲小说、西洋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课程。

1946年前往武汉,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等课,并兼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

1949年,吴宓赴重庆任重庆北碚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后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

建国后,吴宓曾在重庆磁器口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不久因该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前身),自此以后,一直在西南师院任教。期间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和西南师院院委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受到残酷迫害,左腿在批斗中跌折,后来又双目失明。

1977年因生活不能自理,由胞妹吴须曼接回泾阳居住。

1978年1月17日去世,终年84岁。1979年8月平反昭雪。

吴宓 - 个人贡献

吴宓一生“文博古今、学贯中西”,在学术、教育方面贡献巨大。

开创比较文学研究

吴宓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曾发表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之新旧事物》等多篇重要的比较文学论文,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吴宓先生还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他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吴宓先生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记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旧说》两篇文章,首次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吴宓先生通晓世界多种语言和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奠定了他对世界文学对比研究的坚实基础。吴宓先生1921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研究”,使比较文学才开始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吴宓先生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吴宓先生还用这种方法向学生讲授西欧文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的研究人才。

创办《学衡》杂志

在南京任教期间,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该刊11年间共出版79期。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因于白话文持异议,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对峙之势。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吴宓认为“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在“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提倡白话文、作新诗成为时尚,吴宓却在介绍西方文艺理论,宣传新人文主义的同时,大写文言文,作白话诗,声称要“昌明国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红学”研究

吴宓还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红学大师。早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留美期间,即在《民心周报》发表了《(红楼梦)新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评论《红楼梦》的论文。1944年曾赴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轰动一时。次年,成都的《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他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及《论紫鹃》等多篇红学论文。1947年回陕省亲时,应邀在西北大学客席讲授红学。1963年,曾帮助重庆市川剧二团编导川剧《晴雯传》。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享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国内红学界,他与胡适、蔡元培、俞平伯、景梅九、周汝昌等红学专家齐名。在红学研究方面,吴宓先生著述颇丰,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极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对推动我国和国际红学的发展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教书育人

吴宓终生从教,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张骏祥、季羡林、李赋宁、田德望、张君川、王岷源、刘盼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姚名达、王力、吕叔湘、向达、浦江清、贺麟、沈有鼎(以上为清华大学时期)及王佐良、周钰良、杨周翰、许国璋、赵瑞、王般、李鲸石、查良铮、袁可嘉、金堤、杜运夑(以上为西南联大时期)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或受到他的教诲。

爱国知识分子

吴宓是一个真诚的爱国知识分子。

早年在清华学堂求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攫取青岛的企图十分愤慨,写了长诗《哀青岛》。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作《感事八首》痛刺帝制。1927年由京回陕省亲时,所作《西征杂诗》中有句云:“国运中华想汉唐,文治武功两辉煌。游经寰宇思中国,说尽新猷爱旧疆。”他在诗中缅怀汉唐灿烂的文化和祖国辉煌的过去,虽游历世界各地,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但他最热爱的还是生长养育了他的祖国。1934年日寇策动“冀东自治”,华北沦陷在即,国民党当局拱手事敌,吴宓悲愤交集,借送清华学生南迁,赋《鹧鸪天》词二首,抒发爱国情怀,词末“君看今岁霜雪白,他年花开会有期”一句,充分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全国解放前夕,他正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之时,拒绝了国外好几家著名大学的邀请,毅然留在国内迎接解放,他一再表示:“我是炎黄子孙,我的事业就要植根于祖国大地!”解放后,吴宓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6年,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000余册稀有的外文图书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直到临终的前一年,当他听说本地许多中学因为外语教师缺乏而无法开外语课,还迷惑不解地问道:“那他们为何不来找我?我还可以讲课。”

吴宓毕生著述甚丰,除主编两个杂志(《陕西杂志》、《学衡》杂志)、两个副刊(《大公报》和《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外,留下了大量诗作,写了不少论著,有《世界通史》 、《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简表》等数十种(篇)传世。

吴宓 - 生平逸事

吴宓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关于吴宓独特的性格和经历,流传下来许多逸事。

其一、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

其二、吴宓显然是性情中人。他不仅喜欢林妹妹,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戴。吴宓本质上是一个对政治不感任何兴趣的人。他的名言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车子过去。

其三、他的作派很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要比学生多几文,但是活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仍然一样清苦。吴宓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

其四、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活得那么纯粹。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吴宓的认真: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其五、吴宓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

其六、他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在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但他依然不改耿介性格。对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极左思潮尚未肃清,吴宓依然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晚年甚为凄凉。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满怀锦绣,道德文章,一位骇俗世人,一颗耀眼的巨星,就这样黯然陨落。

吴宓 - 反“简”

吴宓在一九五七年大陆掀起“反右”运动之前,曾就大陆推行的简体字发表文章在“光明日报”上,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并认为简体字不应该透过政治压力来推行。没有想到,反右时他因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更成为他的致命伤,导致他被批斗、殴打、羞辱、折磨整整十年,最后被当局从北京遣回西安家乡,郁郁以终,享年八十四岁,是苦难中苟活寿命较长一个“臭老九”。

吴宓 - 道德观

吴宓先生终生致力于弘扬、维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孔子及其学说,并进行道德实践。吴宓是研究文学的,但他也让文学接受自己的道德观的观照。

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坚持“文学之原理”、“批评之标准”是绝对的,因而固执地反对白话文、新体诗和新式标点,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孤独的失败者。1928年他作有《落花诗》八首,自加诠释,道心中之悲凉:“新文化、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皆操其手”,“我所爱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

但是,文化问题毕竟是复杂的,有时不同观点间的争论,不可简单地“以胜败论英雄”。吴宓的道德观虽与时代大潮不合拍,也仍然包含着自己的某些合理性:

其一,吴宓视道德为绝对的观念,固然不脱唯心的先验论;但他强调人类应当有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不断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即注意保持与发展人文精神,从而维护社会和人类的和谐。否则,蔑视精神与道德,而专务物质与经济,人文精神日见迷失,“则科学变成(或用为)杀人之毒具,技术徒为作恶之助力,金钱财富惟长物欲而增痛苦”,此种观点,体现了吴宓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显然包含着可贵的前瞻性。

其二,吴宓反对割断历史,主张博采东西方文化的精化,以培植当今渐趋削弱的人文精神,和提升国人的道德境界,显示了开放的文化心态。这固然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激烈的反传统,与其时不脱隆中抑西情结的东方文化派也判然有别。因之,将吴宓的道德观说成是维护旧道德,旧礼教,将其本人说成是儒教的信徒,是不恰当的。相反,吴宓敢于离婚,公开热恋自己的意中人,在当时实属大胆的反对旧道德、旧礼教的行为。平心之论,应得到后人同情与理解。

其三,吴宓言行一致,实践了自己的道德观。他宽厚诚实,与人为善。同为清华教授的温源宁回忆说,“他从不小气自私,总是以助人为乐”。“他对别人总是扬长避短,但律己却极严。他笃信儒家思想,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位纯正儒士的形象。吴先生举止庄重,他对待生活认得很真,简直有点过分真,他‘端正’得不偏不倚,宁折不弯。然而,他又一点也不令人望而生畏”。

抗战期间,学校两次决议让他休假,他都以“现为抗战时间,应加紧工作”为由,要求暂不休假,认国事重于私事。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外有学校愿以高薪聘其出国任教,他拒绝了,表示“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吴宓耿直不阿,“他从不怕对任何意见表示自己的态度”。当年他不赞成新文化运动,主编《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与之抗衡,甘冒复古守旧的恶名终不悔。晚年处境危难,不仅表示《学衡》的是非功过、评说尚非其时,而且公开反对当时所谓“批孔”,结果复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更残酷的迫害,最终含冤而逝。这正实践了他自己的诺言:“以真为归,惟理是崇,遵道而前,任其所之。只知有是非,而不容以利害苦乐人我今昔之见,扰杂其间。无所用其惶惑顾忌”。

吴宓 - 爱情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无论潇洒的新派作家,还是风流的旧派文人,在花心方面都无法和他相比。他一生都在强烈追求异性的爱,和死心踏地维护旧道德一样,这种过分的冲动,很容易被人造成误解。况且,保守和浪漫本来就尖锐对立,很难想象两者会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陈心一和毛彦文是吴宓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女人,陈为吴宓生了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毛是他朋友的未婚妻,是妻子的同学兼好友,吴宓和陈心一结婚以后,毛是他家的常客。朱君毅和毛彦文后来闹翻了,死活不肯和毛成为夫妻,给毛造成了很大痛苦,吴宓最初作为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救火,临了,却引火烧身,把自己烧得半死。吴宓是在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下离婚的。陈心一不能接受娥皇女英的暗示,这种大小老婆的如意算盘,也不可能为毛彦文所接受,在一开始,毛只是一位被动的第三者,吴宓郑重其事地表达了爱意,毛毫不含糊地一口拒绝。吴宓结婚七年以后,突然忽发奇想,开始大谈爱情,他决定和陈心一离婚,开始对毛彦文的漫长追逐。

吴宓和陈心一离婚,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学衡》同人一致谴责,其父怒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吴宓的尴尬在于,老派的娶妾,新派的离婚,偏偏他不新也不旧。像吴宓这么浪漫的人,注定不应该有婚姻,解除婚姻的束缚,“犹如揭盖以出汽”,和陈心一离婚以后,吴宓有过无数次婚姻机会,他不断地向别人求爱,别人也做好准备和他结婚,仅仅和毛彦文就起码有两次机会,然而关键时刻,都鬼使神差,成了泡影。吴宓一生都在追求毛彦文,这是事实,毛真准备嫁给他,他又犹豫,活生生地把到手的幸福耽误了,这也是事实。

事实是,吴宓并不是只爱毛一个人,离婚不久,他就同时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在日记中不断地比较她们的优劣,为究竟娶谁而心猿意马。在后来的岁月中,吴宓成了大观园里的贾宝玉,除了毛彦文,马不停蹄地爱别的女人,其中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美国人,有法国人,真所谓,见一个爱一个,年龄差距也越拉越大,从几岁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甚至几十岁。

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

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吴宓 - 相关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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