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


孙嘉淦(1683-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前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清代太原府兴县(今山西兴县)人。他是雍乾两朝要员,历办学政、盐务、河工等要差,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史载他居官自戒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前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孙嘉淦 - 生平介绍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出生于一个乡村小农家庭,幼年家境贫寒,白天打柴种地,夜晚勤奋读书。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参加山西恩科乡试,中了举人。同年连中进士,在翰林院任职。后又任国子监司业、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部御史、刑部尚书、直隶(河北)总督、湖广总督、吏部尚书、内阁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宰相)。

孙嘉淦自幼的磨练,使他成为了一位敢于痛斥时弊、直言上谏的政治家。1723年,雍正帝即位,孙嘉淦风骨凛凛,对雍正帝迭兴大狱,剪除皇八子、皇九子有不同政见,上疏提议三件事,劝告皇帝“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师。”意思是“对亲骨肉之亲要和睦;对苛捐杂税要除掉;对外族征伐要停止。”雍正帝看后大为不满,觉得他太狂妄,幸有雍正老师大学士朱轼在旁挺身而出为其说情:“嘉淦成狂,然臣服其胆。”雍正自己也对孙嘉淦说真话不要脑袋的胆识表示佩服,转怒为笑说:“朕也服其胆。”这样才保住了他在翰林院职位。但雍正心里仍不舒服,总想拿办他。后来终于抓住了孙嘉淦一个过失,交刑部议处。刑部领会上意说,按律当斩。雍正作为一个明君这时候体现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又加恩免死。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可著在银库行走。”也就是让孙嘉淦不要胡说八道,因为他不贪墨,用其所长,在管钱的衙门当差。在此期间,孙嘉淦认真“行走”,与隶卒同吃住共甘苦,深得吏卒们的拥戴。

孙嘉淦任职期间勇于革除时弊。1730年,原工部经手工程无章法,官吏上下勾结、欺上瞒下、贪腐成风,使工程拖沓不前,数年不能完工。孙嘉淦就任工部侍郎后,制定了各种工部制度,重新核实规定了所用材料及运输费用,使工程建设进度有了大的发展。1734年,河东盐政开支混乱,浪费十分惊人。孙嘉淦就任后,查明实情,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压缩了开支。使原来的开支由每年一万三千两白银减少为八千两,剩余部分全部归公。同时对运城盐池进行了较大规模整修,并对蒙古运进口内的食盐划分销售地区,制定了征税条例,以利国计民生。

孙嘉淦作为封建社会的高级官吏,在审理案件中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注重实据审定。乾隆即位时,晋州(今河北晋县)有一个村中小孩被杀,破案人员没有深入走访了解,便将本村纪怀让所穿的豆汁染红的衣服误认为血衣,便对纪怀让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纪怀让一个农民哪能忍受了这份折磨,只好承认小孩是他杀的,坐了十几年监狱,即将被处死时,孙嘉淦上疏要求缓刑。经过调查,重新审理了此案,纪怀让冤案才得以昭雪。

孙嘉淦 - 元老事迹

忠言直谏

孙嘉淦在清朝雍正年间任职,享有正直名声。他敢于直言争辩,扶正祛邪。因此,也常受到打击。但他无论居住乡间,还是任职朝中,都能至诚待人,始终保持忠言直谏的品质,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

清世宗雍正靠玩弄阴谋手段夺得帝位后,下令朝中大臣,凡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孙嘉淦在上疏中,针对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尖锐地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雍正接疏看后,非常生气,召集朝中大臣,传阅议处,说:“孙嘉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决不能让他留在翰林院”。吓得诸臣都不敢说话。只有大学士朱轼回答了一句:“嘉淦确实是够狂妄,但他敢于直言进谏,为臣也很佩服他的胆略!”雍正想了想也说:“朕亦服其胆!”孙嘉淦总算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

孙嘉淦为祭酒时,曾荐其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后来,他又负责对宋镐、方从仁等人的教育培养。当学习期满,引荐给雍正时,孙嘉淦说:“宋镐、方从仁都有教学,可委以重任。”当孙嘉淦有发现方从仁的所作所为名不副实时,于是又直方上疏说:“方从仁不怎么样,实在不值得使用。”这使雍正很生气,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为此将他撤职,交给刑部治罪。刑部提出,孙嘉淦犯了欺上之罪,准备将他斩首。这时,雍正又对朝中大臣说:“孙嘉淦太憨厚,他有优点,就是不爱财。”又免了他的死罪,把孙嘉淦发落到户部银库干些杂事。

孙嘉淦出狱后,到银库服役。当时,执掌户部大权的是果亲王允礼。他一向认为,孙嘉淦是担任过朝中大臣的人,如今被罢免,到银库服事,一定瞧不起、也不会去干会计之类的小事,以后,又听到流言蜚语,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取得好名声,对收交的银两,一概不去核数。为了弄个明白,果亲王允礼亲自察访此事。他到银库检查,所查结果,同传说的完全两样。他进入库场,又看到孙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员在一起,不辞劳苦,又是记帐,又是搬运,还拿着秤一份一份细细地称。他所收得的银子,都集中起来固定地放在一个地方,取来复称时,没有丝毫差错。这件事传给雍正皇帝后,雍正愈加器重他。雍正十二年(1734年),任命他担任河东盐政。

多次上疏

孙嘉淦精于理学,曾以孔孟之学为纲多次上疏。高宗弘历(乾隆)于1735年即位后,孙嘉淦被召见京师,先以侍郎候补,后授吏部侍郎,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想到高宗初政,春秋方盛,乃上疏提出:“治乱之循环,职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怎样做到慎戒呢?他提出,“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接着他对“三习一弊”又详加论述。这些精辟的见解受到乾隆皇帝的赞扬,并将孙嘉淦的上疏当朝作了宣示。

三年后,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当时京辅一带,酒禁甚严,尽管如此,违法的人还是很多。但是,地方官吏都不敢向上报告。孙嘉淦上任后,根据实情,上疏提出:“禁酒原在灾年,现处丰年,不宜再禁。造酒之物,本非朝夕所食,豆皮、大麦、谷糠、黍谷之类,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会倍于昔。会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乾隆接到孙嘉淦这份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的上疏,认为他的建议对民生确为有利,决定对禁令作修改,使酒禁较前有所放松。

为民雪冤
孙嘉淦不畏权贵,在办理民讼冤案上,也能坚持正道,政绩卓著,被人们称誉。关州有一疑案,多次派人处理,始终没有结果。乾隆特命孙嘉淦前去审理。他经过调查了解后,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受冤枉的十多人全部解脱了。以后,他一连处理多起被诬、被陷、被株连的冤案,都使其真象大白,平反昭雪。

以后,他又致力于治理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先后任湖广总督、福建总督、左副都御史、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

史家在为孙嘉淦作传时,对他的一生为人处事作了简要的概括:“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收。’用以自戒。”

孙嘉淦 - 与魏征

魏征是唐朝著名的谏诤之臣。孙嘉淦则是清朝雍正帝时有名的犯颜直谏之臣,官拜翰林院检讨。时人曾赞美他颇有魏征“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遗风,很为世人推崇了一阵子。

魏征与孙嘉淦先前同为犯颜直谏之臣,一则始终不渝,一则半途而废,而两人最终都修成了正果,其间“掌故”,委实堪人玩味。看来,人囿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大多是会变的。精明人更不会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而往往善于通权达变,因势利导,于险地寻安,在绝处求生,以便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在唐太宗与魏征的一段对话中,就说得非常浅显明白。太宗说:“魏征每犯颜劝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则诚恳地回答:“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由是观之,魏征是不变之变,孙嘉淦是以变应变。至于如何变法,全看主子而言。主子贤明仁慈,则变得“直”而“露”;主子昏聩暴戾,则变得“曲”而“藏”。用今天的时髦话讲,这是叫“与时俱进”和“适销对路”。

孙嘉淦 - 与《三习一弊疏》

1735年,乾隆帝登基,一反他父亲雍正的做法,就要用孙嘉淦直言敢谏的性气,擢用了孙嘉淦为左部御史,专管监察。孙嘉淦看到乾隆帝年轻有为,正用其直,很快向乾隆帝上了一份著名的《三习一弊疏》奏稿,被后世称为“大清第一名疏”。

奏稿直斥雍正朝绝对集权的弊端,言辞十分尖锐。孙嘉淦在奏稿中说:“上愈智而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陷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皆是。”“阴极盛而阳衰,阳极盛而阴生。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者,积重而不可返。”他还说:“小人进而君之退,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奏言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

何谓“三习”?一习就是“耳习”,喜欢听歌功送德的声音。耳朵习惯了听颂扬之辞,对不赞成的话就会产生反感,开始时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接着对不说颂扬之言的人厌烦,久而久之,对颂扬得不好的人也产生反感了,就会养成喜欢阿谀奉承厌恶直言上谏的习气;二习就是“目习”,喜欢一呼百应的场景。眼睛习惯看手下的媚态,对不献媚的人就感到反感,开始时排斥性格耿直的人,接着对自己惧怕不够的人也会疏远,久而久之,对见了不会拍马屁的人也会看作是对自己不恭;三习就是“心习”,喜欢自以为是的感觉。心里觉得自己总是高人一等,英明伟大,别人都是平庸之辈,于是不是不作为就是乱作为,甚至胡作为,结果从别人口中了解不到自己有什么不足之处,自己也看不到为政有哪些失误,便随心所欲而自以为没有违反道德与法律,号令一下便要人必须执行,习惯了人们顺从自己,从而养成了厌恶直拗的习气。

如何除掉“三习”杜绝“一弊”,用孙嘉淦的话说就是:“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唯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他希望皇帝预先要除掉这三种习气,永远杜绝喜欢小人而厌恶君子的弊病,切不可自以为是。乾隆帝看了这个建议后,积极采纳,“宣示于朝”,并提升孙嘉淦为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可是晚年的乾隆仍然陶醉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之中,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三习一弊”随处可见。上至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下到地方小吏,在他们各自的“小王国”里或一亩三分地上,俨然是一个“小皇帝”,耳能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的声音,眼睛看见的都是温顺柔和毕恭毕敬的姿态,心里想的都是一顺百顺,大皇帝有的“小皇帝”照样有,大皇帝没有的“小皇帝”也要有。这正所谓“上行下效,更胜一筹”。这种封建王朝的“家长”官僚制度,繁殖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官场人身依附关系和仕途文化潜规则,使得“三习一弊”就难以消除。

孙嘉淦经历过康、雍、乾三个时期,他既是谏臣又是能臣,一生查贪污、平冤狱、整修河道、调和民族矛盾,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的“三习一弊疏”是对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是对保护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素质的一次呐喊,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康、雍、乾经过134年后,清朝开始由盛转衰,这种突出个人权威作用,忽视民众呼声导致历史的倒退,值得人们重温此训引以为戒。

孙嘉淦 - 离奇死因

孙嘉淦的死耐人寻味。对吕梁文化名人深有研究的赵桂溟先生分析说,他这位胆大的老乡竟然是被吓死的。

1750年,登基15年的乾隆皇帝筹划他的首次南巡,有的官员对皇帝的这种举动有意见,企图阻止皇帝,但又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不够,就想了个办法,假托孙嘉淦的名义伪造了一篇为此上谏的奏稿,还伪造了皇帝的御批,然后在民间和官场传播,以求制造舆论,耸动人心。借了孙嘉淦的名声,这篇文章还真的产生了挺强的号召力,流传甚广。伪奏稿事让乾隆皇帝发现后,在全国范围内追查作者,仅在四川一省,就有280余人因传抄而获罪。

赵桂溟说,孙嘉淦直言抗上的牌子很响,梗直不假,但是他更是一位有政治智慧的臣子,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时机、尺度把握准确有当,这样越轨的事不会干。

事情发生以后,孙嘉淦非常不安。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雍正在位13年,兴文字狱20起,乾隆皇帝在60年的统治期内,更是发动过130起文字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过了几十年,年近七旬的孙嘉淦再直也弯了,晚年的他已经表现得极其圆通谨慎。据史料记载,查处伪奏稿的事延续了三年,孙嘉淦对家人说:“先帝(指雍正)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我名,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此致之。”

1753年,孙嘉淦惊惧而终,时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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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淦 - 参考文献

1、http://m.huaxia.com/zhsx/zw/00177738.htm
2、http://m.xici.net/b280603/d316358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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