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

戴逸,历史学家。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1949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1973年转而研究清前期历史。1978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曾任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中国通史》、《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清通鉴》、《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繁露集》、《二十六史大辞典》等。

戴逸 - 戴逸个人简介

戴逸,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生毕业。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人第三届副主任。1986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专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

戴逸 - 顽劣学童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

小学时,戴逸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但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课本,却爱好各种游艺,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功课好几门不及格,小学几乎未能毕业,幸而学校网开一面,给班两个最差的学生“奉送”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戴逸知道自己不能毕业,在家中躺在一张藤床上,发闷犯愁。手里拿着一本弹词小说《天雨花》,也看不进去。忽然,另一位与戴逸同班不能毕业的劣等生,飞步进入戴逸家,高兴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学校去,今天典礼会上宣布要发给毕业证书,也能毕业了。”戴逸听了自然喜出望外,赶紧去学校,果然拿到了毕业证书。

毕业是毕业了,但下一步考初中又是个难关,报考县立中学,发榜的那天,戴逸父亲去看榜。回家来脸色阴沉,不言不语,戴逸情知不妙,连羞带怕,躲到亲戚家去了。

中学没考上,很可能就此断绝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去当商店学徒,戴逸的几位堂兄就是这样走上人生道路的。偏偏这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开始了抗战,家庭逃难到了上海。戴逸的两个姐姐进了“苏女师”读书,邻居的孩子们也

 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每天晚上都在戴逸家复习功课,演算习题,灯火通明。虽宁谧静寂,但孩子们用心灵和语言交流,亲密友好。他们都有书可读,唯独戴逸静坐在壁角里无事可做,打不进这个读书圈。如此情景,长达半年之久。这时戴逸心底逐渐升腾起渴望上学的强烈愿望。每天早上坐在窗台上目送两个姐姐上学,晚上盼着两个姐姐回家。有时偷偷翻开姐姐的书包,似懂非懂地偷阅她们的书本。人类本能中蕴藏的求知之火燃烧了起来。

机遇来了,第二年夏天戴逸考上了苏州中学(因抗战迁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马路外滩)。因成绩很差,只是个备取生,候补正取名额,也有了上学的机会,兴冲冲每天远道赴校上学。

戴逸小学时虽不爱读书,却很喜欢读小说,说故事,听京戏,听评书,简直入了迷。在小学中《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还有剑侠书、小人书,无不遍读。至今还能报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姓名。有一次听评书出了神,晚饭没有吃,竟在书坊里听到晚间十点钟,急得家里到处找戴逸。住在上海时,有一次到新世界听上了京戏(演员是夏月珊和王竞妍,后来才知道是名角),从下午站着看戏一直站到夜间,粒米未进。人看似顽劣愚蠢,却往往有内心的爱好与潜在的才能,蕴藏在心底,得到正常的教育,人的潜能才会成熟,才可能脱颖而出。

进了苏州中学,好运气接连光临。戴逸是备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后。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两位最年长的正取生长得最高,学习成绩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后排,和戴逸这个矮小年幼且成绩不佳的备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三个人成了最亲密的学侣,一起读书,一起游玩,一起走路回家。他们的学习、谈吐、品行时刻影响戴逸,像春风细雨一样不知不觉地沐浴着熏陶着戴逸。戴逸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虽还不能夺取第一、第二,但已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课,学期末常能夺得冠军。从此戴逸初中和高中的成绩稳步上升,摘掉劣等生的帽子而成为班上优等生。

戴逸 - 爱好诗文

戴逸中学期间的语文课本都是文言,从未学过语体文,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姓郡,松江人,是一位精通古文、认真教学的好老师,戴逸在课外阅读的大多是《曾文正公日记》、《浮生六梦》以及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略略有了一点古文的爱好。

进入高中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的时候,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戴逸回到故乡的常熟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七中学),期中插班,就读于高中一年级,这年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学史课程。戴逸入学时已学到汉赋。这门课程令戴逸赏心悦目,心怀大开,课本是欧阳溥存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老师是杨毅庵先生。杨家是常熟恬庄的望族,族人杨崇伊是戊戌变法时奏劾康有为的顽固旧派,杨崇伊的两个儿子杨沂孙和杨泗孙都是著名的才子、名人,杨沂孙曾任吴佩孚的幕僚长,着《江山万里楼诗集》,2007年才出版。戴逸购置一套,品读其诗,雄浑峻拔,气象万千,确是一代作手。杨毅庵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又家学渊源,深受陶冶,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戴逸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杨先生对戴逸的用心学习似乎也很欣赏,要戴逸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其他书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板刻印后,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戴逸成了杨先生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戴逸古文作业。每到寒暑假,戴逸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戴逸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立意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他讲授时精神贯注,口若悬河,还能运用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琅琅上口。尤其是读词赋和读骈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

在杨毅庵先生将近三年的指导下,戴逸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空闲时分,戴逸经常逛旧书摊,用很少一点零钱购买旧书。日久也积存了一批线装书,夜深人静,独坐小楼,披卷阅览,随笔圈点,自得其乐。这样戴逸的古文修养有较大提高。

“人生难得一恩师”,杨毅庵先生是戴逸故乡小城的普通文士,清贫一生,终身以教书为业。戴逸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至今戴逸每逢教师节总要想起杨先生对戴逸的殷殷教诲,他帮助戴逸奠筑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戴逸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戴逸总想写一篇纪念杨毅庵先生的文章,惭愧的是戴逸只知道他的姓名,略知他的家世,关于他的事迹,当年竟不闻不问,一无所知,连他的岁数也不知道。前几年几次向往日同学们打听杨先生的事迹,也无人知晓,纪念他的文章一直未能动笔,令戴逸深以为憾。

戴逸 - 进入北大

在高中时代,戴逸擅长的课程是语文和历史。但1944年高中毕业后,却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戴逸不甘心在二三流的大学就读。而且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因此一下狠心,报考当时在上海最为驰名的交大。

幸而考上了交通大学,就读一年后,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欢呼雀跃,迎接胜利。戴逸正在交大上二年级,但戴逸一心向往文科,对所学的铁路管理毫无兴趣,所学非所爱,心中感到苦闷。也就是硬着头皮学下去,毕业后能够在铁路部门混个饭碗,度过一生罢了。

1946年夏,暑假。戴逸住在上海交大徐家汇的校舍里,没有返回常熟老家。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来了一帮人,张贴告示,挂上布幅,布置教室,原来是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北京,准备在上海招生。考场就借用交大,刚好设在戴逸所住宿舍的楼下。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戴逸没有多作考虑,报名投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本意不过是试一试,不见得被录取。考试发榜,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这倒反使戴逸为难起来。

戴逸在交通大学读二年级,下学期即将升三年级,两年后就可毕业,戴逸现在要上北京大学的一年级,从头开始要读四年,岂不是太亏了?戴逸的同学、朋友、亲戚多数劝戴逸不要去北大,戴逸确实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想慕,对北京大学的仰望,又使戴逸情不自禁地想远走北京。特别是有件事加强了戴逸前往北京的决心。上海交通大学是汪精卫伪政府下的学校,留在上海读书的学生竟被称为“伪学生”,只有从重庆沙坪坝迁回的交通大学学生才是正牌学生,能拿到国家公费,上学、住宿、吃饭都不必花钱,而“伪学生”须经甄别考试,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牌学生。这一歧视性的规定对沦陷区的学生是很大的刺激,蒋介石来上海时,所谓“伪学生”曾成群包围蒋的行辕进行抗议。现在戴逸考上北大历史系一年级正取生,虽然亏了两年,却毋须甄别,入学即能得到公费。四年在学期间,学习和生活都有经济保证。有了这层原因,戴逸毅然决然放弃交大学籍,投奔北京大学,跨进心仪已久的历史系门槛,选择了终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戴逸热爱历史专业,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戴逸一直认为:这是命运对戴逸的眷顾与关爱。

人生道路十分曲折漫长,有顺境也有逆境,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件,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和选择。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便改变了人生的路程,如戴逸幼年时因避日军而逃到上海,失学一年,却激发了戴逸的读书渴求;中学时遇到了杨毅庵老师而能多读古典文史书籍,稍窥学习门墙;大学时一个偶然投考北大的机会,使戴逸从此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人生无常。似乎许多偶然性在左右着一切,但仔细琢磨又觉得并不尽然。戴逸小学时习性顽劣,但又有爱读课外书的潜能,因此辍学一年,反而激活了自己的求知欲,又遇到优秀同学的帮助,故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常列前茅。正因如此,遇到杨先生的指引,初中特爱好语文课的戴逸,如鱼得水,学业日进。因为自己当年对文史甚为嗜爱,所以北大招考,戴逸能够舍弃交大的两年学业,改考北大,就此走上了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戴逸1948年前往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工作。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任中国革命史实习教员,1953年任中国历史教研室讲师,专攻中国近代史。1956年任副教授。

196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间被批判审查,下放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成立清史研究所,任副所长、教授,1980年任所长。1982年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生导师。

1988年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89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199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戴逸 - 主要着述

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中国通史》、《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清通鉴》、《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繁露集》、《二十六史大辞典》等。 

戴逸 - 获得荣誉

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获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获全国五个一工程著作奖和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中国图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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