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

欧阳予,男,194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57年在苏联获莫斯科动力学院技术科学博士学位。中共党员。历任二机部设计院核反应堆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二机部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核电工程总工程师、副院长,中国核工程公司总工程师,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秦山核电公司第一副总经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工程总设计师,连云港核电站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誉为中国核电之父。

欧阳予 - 人物简历

 

 194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曾任武昌下新河发电厂技术员、工程师,中南燃料工业总局电力建设公司控制系统安装组组长。1953年留学苏联。1957年获莫斯科动力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核工业部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副院长,中国核工程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理事。参加主持了我国第一座生产堆的研究设计,并参加其设备制造和工程建设工作。主持研究、设计了我国第一座30万千瓦核电站。 

 

欧阳予 - 人物成就

 

欧阳予自1957年起从事核工程研究、设计、建造工作,他成功地设计了我国第一座军用生产核反应堆;主持研究、设计并成功地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这两项开创性的工程,为我国反应堆和核电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军用生产核反应堆的技术,为各国军事战略机构所严密控制,50年代更为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所垄断。当时苏联曾答应为我国提供技术资料和帮助建设。但正当工作开始之际,1960年苏联却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带走资料,企图将我国军用生产核反应堆扼杀在摇篮里,使这项工作陷于极端困难的地步。当时我国又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欧阳予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带领科技人员,全面系统地摸清、攻破工程设计上的技术难关,排除了2000多个设计技术问题。其中解决吸收中子的控制棒所用的合金材料、核然装卸机构、可伸缩的密封组件、堆芯石墨砌体、铀燃料元件等关键技术课题360余项,包括重大技术关键30余个。在他主持和组织下,经有关单位大力协作,于1966年使我国第一座军用生产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生产,为我国国防战线战略核武器提供了急需的钚-239和氚,打破了美、苏的技术垄断,被国家科委定为重大科技成果。

欧阳予是秦山核电站工程的总设计师,秦山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成功的核电站,已于1991年并网发电,1995年通过了国家验收。这是一项技术难度密集的重大工程项目。它涉及反应堆物理、热工、流体力学、结构力学、机械、材料、焊接、电子、检测、自动控制、环境保护等多种学科。欧阳予全面研究和审定了所需要开展的380个项目科研中的试验,在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技术攻关与协作下完成了反应堆驱动线高温高压水冲蚀试验、控制棒驱动机构抗震试验、机棒联动试验、蒸汽发生器试验等重大试验,均达到国际水平。这些科研成果为反应堆的物理计算、热负荷与偏离泡核沸腾比值、堆芯流场分布等以及堆芯的安全设计提供了依据。完成了110项计算程序设计软件,从而在实际设计中达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NUSS规范系列以及国际通用的标准,使秦山核电站建立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之上,得到国家核安全局审查批准。 

 欧阳予主编的《秦山核电站最终安全分析报告》,共24册,200多万字,2000余张图表,400多份支持性材料。它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全面的有关核电站的安全报告,成为我国核电工业研究、设计、安全分析的技术总结。在设计、建设施工中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投资。秦山核电站全面建成后,国际原子能机构选派美国、法国、日本的10位专家来秦山进行安全审评,对建造质量和安全性能再次作了肯定的评价。在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多项重大科研成果,其中获得国家级、部级科技成果奖142项。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运行安全可靠,经测定,废水排入环境的放射性总量不到国家规定限值的千分之一,排放的惰性气体总量仅为国家规定限值的十万分之一,创造了国际原型核电站的先进水平。

欧阳予 - 所获荣誉

1988年,为表彰欧阳予从事国防科技事业32年所作出的贡献,国防科工委特向欧阳予颁发“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

1989年,建设部授予他国家级设计大师称号;

1992年,全国总工会授予他“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劳模)称号;

1995年,又被杨振宁、宋健等组成的评委会评为该年度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获奖者。

欧阳予 - 生平经历

中国第一座军用核反应堆总设计师

1927年7月26日,欧阳予出生于四川乐山城区大渡河畔的白塔街。他的家正对着世界最大的石刻弥勒坐像——通高71米的乐山大佛。抗日战争时期,欧阳予就读于乐山一中和武汉大学附中,1948年从武汉大学电机系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在武昌发电厂和中南电力建设公司任工程师。他在大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欧阳予小时候学的是英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缘故,他开始跟着收音机学俄语。大概是他多少懂一点俄语的原因,1952年初,被推荐参加赴苏联留学的选拔考试。那试卷上印的全部是俄文,没有一个汉字。凡是看得懂能回答的,他都认真地答了;看不懂或是看懂了回答不上的,他就用俄文在卷纸上仔细地将题目重新抄了一遍。

没想到,被选上了。这给了他一个惊喜。半个世纪后,欧阳予回忆道:“也许是因为我当年再抄一遍难题的精神,感动了判卷的老师吧。”

欧阳予从武汉回到家乡,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巍峨的乐山大佛,到北京,进人“留苏预备部”,补习一年俄语。

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课堂上,他通常不抢答老师的提问,每当别的同学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就举手要求回答,而且总能答对。有一次,一位苏联老师自问自答:是谁发明了无线电?是俄罗斯的帕波夫。欧阳予站了起来:“不是的,应该是意大利的马可尼。”

1953年夏,欧阳予成为莫斯科动力学院热工系热工控制与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

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一个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从这次绝密会议之后正式徐徐拉开。这一天,成为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

就在这年夏天,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李强,打电话约见欧阳予,告诉他:党中央决定,一面争取苏联援助,一面自力更生地发展原子能事业。因此,需要一批留学生转向这个领域。现在组织上决定,你要努力学习这方面的课程,将来为祖国的原子能事业服务。

于是,欧阳予开始兼修核技术课。从此,他与原子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7年,欧阳予获得苏联副博士(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学位归来,在二机部新建不久的北京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历任主任工程师、设计总工程师。

那年头,社会主义阵营关系密切,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国政府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先后签订了6个协定,苏联派出200多名专家帮助我国发展核工业。

1958年,欧阳予再度奔赴苏联,在原子能研究设计院等单位考察、工作了半年。回国后,出任我国第一座生产原子弹燃料钚-239的反应堆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是苏联专家。

不料风云突变。1960年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作协议,在设计刚刚起步之时,撤走了全部援助专家,带走所有技术资料,停止器材设备供应。中国第一座军用核反应堆的研究设计停顿了。

惊涛裂岸,鲲鹏扶摇。就像狂风卷起海浪凶猛摔向礁石一样,为了祖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梦的使命感强烈撞击着欧阳予的心扉。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作为这项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年方33岁的欧阳予凭着一腔热血,咬紧牙关,立足于自力更生,重新调整了部署。他先后带领科技人员到上海、沈阳、哈尔滨、长春、武汉等工业相对发达地区考察、调研,了解全国各地的科研水平和生产制造能力,系统全面地排出了工程设计建造中可能遇到的360项科研试验项目,又分解、落实到全国上百个厂校院所,协同攻关。

位于北京城西的一座9层大楼里,常常灯火彻夜通明。年轻的核工程师们心里憋着一团火,通宵达旦地苦战成为家常便饭。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都提倡勤俭节约,附近的居民向北京市政府写信,说这座楼里的人老是夜不关灯,太浪费了,简直不懂得电力的宝贵!这些可爱的同胞不知道这是周总理特批建立的核研究大楼,他们更不知道欧阳予和他的同事们在楼里为执行特殊使命而夜以继日的艰辛。

“反应堆冷却通道的宽度到底应该确定为多少?”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欧阳予。没有任何现成的图纸可以参考,只能苦苦思索,反复论证。梦里寻它千百度,终于在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找到了精确的尺度。

随着这一难题迎刃而解,欧阳予欣喜地登上了核工程科学高峰的一个重要台阶。

成功永远属于不甘示弱的人们。经过6年的呕心沥血,1966年,我国第一座军用生产核反应堆傲然倔起在西北戈壁滩上。

让苏联专家感到吃惊的是,欧阳予为总设计师的这一反应堆,不仅可以自行生产核爆炸燃料钚-239,而且还能生产出氢弹所必须的氖!当我国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成功爆炸时,欧阳予望着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激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11月,欧阳予和许许多多同遭厄运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道,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被“扫”出京城,到了湖北钟祥农村,当了两年猪倌。

现在,可以重新报效祖国了,欧阳予兴奋得双眼放光。早在建立军用核反应堆的时候,他和核工业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都盼着有朝一日铸剑为犁,将核能应用于和平事业。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听到了开辟新能源的号角,核电的希望之光即将在开拓者的交响乐中闪亮,一股渴望创业的热流在他胸中奔腾翻涌。

经过短暂的准备,欧阳予带领二机部所属的13名科技人员,迅速到达上海。不久,他被任命为上海物理研究所(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前身)总工程师,全面负责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工作。

选择压水堆型方案


摆在欧阳予面前的第一个棘手难题,是核反应堆堆型的选择。当时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已经搞了一个熔盐堆型的方案,那是一部分技术人员根据国外一些报刊的介绍,认为这种堆型发电效益高,再生核燃料多,好比鸡生蛋,蛋又孵鸡。那年代,什么事情都要从政

治方面“上纲上线”,虽然也有人主张选择别的堆型,但有人却以“赞不赞成搞熔盐堆是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压制科学技术不同意见的争论。于是选择熔盐堆的方案便大致确定下来了。

欧阳予仔细读了这个方案,反复推敲,觉得把握性不大。他翻阅了大量资料,经过再三再四对比、论证,认为熔盐堆还处在试验阶段,离建工程还有很大距离。而压水堆型核电站占了世界已建核电站的一半以上,从技术上来讲,是迄今国际上最为成熟的堆型,具有设计所赋予的内在安全特性。当核能释放太快时,反应堆能自动限制核能释放的速度,使其功率维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上。在国内,也有用于小型核潜艇的军用压水堆型的实验可借鉴。

科学技术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方能取得成功。“应当选择压水堆型!”这是欧阳予从内心作出的斩钉截铁的决定。可是在那些年代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的不正常政治空气中,要改变已经航行了一年多的航船方向,谈何容易。欧阳予不得不采取迂回的办法。

他首先争取单位军代表的支持。他认真负责的真诚态度、严谨的论述和富有说服力的依据材料,引发了军代表的高度重视:“你的意见很有道理,你就大胆地提出来吧!”

欧阳予为难地摇摇头:“我新来不久,不好讲话呀!”

军代表理解他的处境,沉吟半晌道:“这样吧,你把意见写出来,我以自己的名义给市里写报告。”

一份建议改变熔盐堆为压水堆型的报告,很快送给了当时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人。

紧接着,欧阳予赶到北京,向我国第一任核潜艇总工程师彭士禄请求支持。彭士禄是革命先烈彭湃的儿子,曾在苏联学习过核动力专业,我国核潜艇的压水堆型反应堆,就是他领导和参与研制的。

“老彭,你是根正苗红的人,便于发表意见,到上海去帮我说说话吧。”

这位富有正义感的核专家立即赶赴上海,为压水堆型方案的确定,起了促进作用。

科学的真知灼见,在不同见解的交锋中越发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无数次激烈的争论,长时间紧张的磋商,欧阳予的主张渐渐占了上风。

苏联的第一个核电站功率是5000千瓦,美国的第一个核电站为 9万千瓦,英国的第一个核电站是5万千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压水堆型核电站的功率已经上升到了的60万千瓦,那么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规模多大为宜呢?

“我们搞个30万千瓦的!”欧阳予果断地决定。

1973年10月,由上海市和二机部联合提出建设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的方案,呈进了中南海,摆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总理阅罢,指示先搞个模型来。

1974年3月31日,欧阳予终于盼来了中央关于核工业的专门委员会审议这个方案的时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谷牧等国家领导同志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取欧阳予、彭士禄等人的汇报。欧阳予演示了带来的核反应堆模型,引起各位领导同志的浓厚兴趣。他详尽地就建设核电站的技术问题作了说明。

这是周恩来生前带病主持的最后一次关于核工业的会议,他对每一个关键点都仔细地提出问题。听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汇报,他兴奋地挥了挥手:“投资六亿三!六亿三,学个乖!”

“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要通过工程建设,掌握技术,积累经验,培养和锻炼队伍,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周恩来再三叮吁:“无论如何不能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

会议批准了欧阳予及其同事的建设方案和设计任务书,决定以周恩来最先提出建设核电站的日子(1970年2月8日)命名,称作“728工程”。

周恩来愉快地与欧阳予等人共进晚餐。他握着欧阳予的手说:“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起来!”欧阳予感动地点了点头。见到总理面前只有两碟凉菜和几张油饼,欧阳予关切地问道:“总理,身体好吗?”

“不太好。夜里常常手脚冰凉,睡不着,要喝一小杯茅台酒暖暖身子才能人眠。”

望着总理清癯憔悴的脸庞,欧阳予不禁一阵心酸。他心里暗下决心:就冲着周总理抱病主持这次关系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关键会议,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核电站建起来!

成功的首选往往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欧阳予等对压水堆型的选择,其意义不限于泰山核电站一家。1983年,国务院确定压水堆为我国现阶段发展核电的基本堆型。其后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秦山二期工程,连云港核电站,都是压水堆型。此乃后话。

 

情倾秦山


核电站进入了研究设计阶段。一批批核电专家,从西北戈壁滩和西南的山沟,从核潜艇基地,汇集到了杭州湾,来到浙江省海盐县秦山之麓。

这里离上海公路126公里,离杭州公路92公里。欧阳予环顾山脚开阔的海滩,不由得脱口而出:“真是建站的好地方!”

只需用炸药削去小半边丘坡,核反应堆主厂房就可以坐落在坚固的岩石地基上。沿海边砌起一道长堤,便可从滩涂上围出一千多亩土地而不占用农田。前有海水,后可取淡水,为数不多的农民住房都在山坡背面,不需搬迁。沪杭公路沿着山的西南蜿蜒,距海盐县城的电网也只有13公里。好一个难得的最佳站址!

好事多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进人“批林批孔”阶段,“四人帮”加紧了纂党夺权的步伐,中央领导无暇顾及核电站的工作。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这项工程的决策几经曲折,关于站址也有过不同意见。

在1978年到来的科学春天里,欧阳予和王淦昌、连培生等著名科学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中央过问我国核电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问题,字字句句洋溢着他们对发展核电的紧迫之情和强烈的责任心。

天有不测风云。1979年3月28日,美国三里岛压水堆核电站发生了堆芯熔毁的严重事故,世界上刮起了一股反对修建核电站的旋风,“728”工程也受到了这股旋风的冲击。

欧阳予仔细研读了关于三里岛事故的报道资料后认为:这次事故主要是由于错误操作所致,不是核电的本质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三里岛核电反应堆有安全壳做屏障,事故并没有造成环境污染和人员伤害,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压水堆核电站的安全性。他把这些观点写成文章,在期刊《国外核新闻》上发表,以求澄清舆论。

建造核电站,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愿望,就像一团烈火在他胸中燃烧。他明白,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动摇,参加设计工作的核电专家们都看着他。只要自己不失去信心,整个技术人员队伍就不会散掉。

他加紧做好稳定人心的工作,在“728”工程没能立项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设计工作。

改革开放的浪潮激荡着祖国的大地,古老的神州焕发出勃勃活力,也给欧阳予带来了建功立业的好机遇。迅速发展的经济越来越需要电力。1981年11月,国务院审议了以欧阳予为首编写的《“728”核电站开展工程建设的可行性报告》,批准“728”工程立项。随后,国务院又批准从法国进口两套90万千瓦压水堆型机组,在深圳大亚湾另建一座核电站。

时序虽是隆冬,熬了十年的欧阳予却感受到了核电春天的来临,眉梢眼角都是笑。

1982年11月,国务院确定“728”工程建在秦山,正式命名为秦山核电厂、秦山核电公司。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地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建设秦山核电站的决定,把它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之一。

“轰,轰,轰!”开山炮震得地动山摇,野鸟惊飞。1983年6月1日,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的核电站开始平整地基了。秦山,这座因秦始皇东巡曾经驻足观海而得名的荒山野岭,在沉寂了二千年后,人声鼎沸,机器轰鸣,一夜之间知名度猛涨,成为国人的骄傲,世界瞩目的焦点。

欧阳予兴冲冲地登上茅草蓬生的山巅,俯览热气腾腾的工地上蚂蚁般来来往往的施工队伍和纷飞的尘土,倾听推土机挖掘机的喧闹和响亮的劳动号子,远眺万顷碧波上腾起的太阳,心中涌动着万丈豪情。

初到泰山,欧阳予和其他技术人员一样,住在简陋的二人间里。一年后,他才拥有单独的办公室。桌上摊着图纸,墙上钉着图纸,书架上吊着图纸,茶几上还堆着厚厚的几叠图纸。平时看上去炯炯有神的眼睛出现了隐隐血丝,鬃角悄悄地增添了银丝。国外的技术参考资料需要尽快翻译,设计文件、施工、安装、检查程序等急待编制,上岗人员需要培训,教材要组织人准备,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设备、工机具……欧阳予为伊消得人憔悴。

春天有艳阳,也有冷风斜雨,但毕竟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1985年3月20日,核反应堆主厂房底板的第一罐混凝土,轰然一声倾注在地基的岩层上。欧阳予欣喜地参与主持了浇注仪式。昔日荆棘丛生的山坡和潮涨水淹的泥滩上,一座座建筑物接连拔地而起。

现代工程交响乐指挥家

开创核电站,比欧阳予建造过的军用核反应堆技术难度更密集,技术要求也更高更繁杂。整个电站所需设备,70%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30%为我国设计国外加工购买;参加秦山建设的勘察设计单位有7家,施工单位11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100多家,承担设备制造的工厂670多家,仅上海市就有十多万人参加设备的试验和制造,还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81家公司承造秦山设计的设备。为了强化工程技术指挥系统,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力量,1984年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发文,明确秦山核电工程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是总设计师欧阳予,总设计师是技术方面的组织者、指挥者和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者。

迎着杭州湾的强劲海风,欧阳予感受到了肩上担子重千钧。他凝视波涛翻滚的海面,海燕正在暴风中高翔。一首气势磅磷的金戈铁马进行曲似在耳际回荡、轰鸣。

秦山核电站由核能、热工、机械、控制、水力、电气等170多个系统组成,共有大小设备3万多台,仪表和控制屏台1.76万台套,阀门1.17万个,相互用管线连接,组成系统。设计上要使这些设备仪表阀门管线接口得当,系统功能得到正确发挥,安全可靠,需要毫厘不差的严密谋划。在国际上对核电和平应用技术进行封锁,可借鉴的第一手材料很少的情况下,所有技术资料、科研数据和设备制造样件,几乎都要从零开始,需要欧阳予们在迷宫般的未知领域中摸索着探求。

如果说设计师们是核电站的灵魂,那么总设计师自然就是这灵魂的龙头。欧阳予严谨而大胆地提出设计与科研实验、开发相结合的设计指导思想——结合中国国情,综合别家,在设计上走自己的路。他强调:“解决自行设计中的技术关键,只有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开发,才能不仅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掌握技术上的主动权。”

欧阳予带领技术人员,先后排出了380多项科研试验项目。他细细地过问每一项技术难题。伴随着潮涨潮落,他和同事们一道,在一次又一次枯燥的实验、分析论证和设计研究中,送走了一个个寒夜,迎来了一次次充满喜悦的希望的黎明。

核电站的核心是核反应堆。它工作时释放的核能,主要以热能的形式,由一回路系统的冷却剂带出,用以产生蒸汽。因此,整个一回路系统被称作“核岛”。由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进行发电的二回路系统,与常规发电厂相仿,一般称为“常规岛”。反应堆的核心部件——核燃料组件,它的设计和制造工艺,各有核国都严加保密。欧阳予亲自来啃这块硬骨头。一点点地搜集资料,一次次地甄别,欧阳予觉得当时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燃料棒,直径10.8毫米偏粗,而且采用的材料为轻度冷作锆—4合金管也不利。“我们采用直径10毫米完全退火的锆—4合金管,用l5×15根燃料棒组成正方形排列的燃料组件。”

欧阳予的决断来源于科学的依据。他分析道:“这样可以克服燃料芯块中心温度易偏高和棒的线性功率密度也易偏高的不利因素,有利于堆芯安全。”随后,他与核材料专家张沛霖一道,精心指导燃料 组件的攻关和试验检验,直到试制成功。后来的实践证明,我国首次 设计研制的核燃料组件,性能良好,能在反应堆内安全使用3年,满足了秦山核电站的技术要求。欧阳予主持完成的这一项目,1986年荣获核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设计的反应堆控制棒驱动机构,是一个关键设备。上海和北京的两家工厂分别制造出其中的机械和电器控制两大部分。他们的样机,细致地检验鉴定后,都合格。按设计要求,这两部分配合进行热态试验,其热态动作磁力提升须达到一百万步。没想到,试验刚到84万步时,就发生了故障。“赶快查找症结所在!”欧阳予关切地发出指示。可是,两位负责机械和电控设计的工程师,查来查去,好长时间都没查到原因。欧阳予着急了。他赶到上海现场,主持技术协调会,制订出新的试验方案。位于四川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与来自上海的技术人员,共同承担了试验任务。欧阳予穿梭般地频繁往返于秦山、上海、四川之间进行协调,数度在四川试验现场详细了解第一手资料。有耕耘,必有收获。历经一年多的反复试验,故障的原因终于查清了。经过对症下药改造后,热态动作磁力神奇般地提升到了300万步,大大超过了设计要求。欧阳予喜出望外。这一自创性能强、有技术突破的机器,迅速投人了批量生产,成功地达到了国际同类水平。1990年底,秦山工地欢天喜地迎来了首次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40台反应堆控制驱动机构。

1986年,安装贯通一回路压力壳、蒸发器、主泵的不锈钢主管道,遇到了焊接大难题。这些直径84厘米、壁厚7.28厘米的耐高温高压主管道,一个焊口就得用1100多根、总重75公斤的焊条,管两端的焊接误差不能超过0.5毫米。这像微雕艺术般的工艺,那时候只有法、美、日等发达国家能独立完成。为了确保质量,起初向国外咨询。可是一个国家开口就要20万美元咨询费,另一个国家的一家著名企业答应以10万美元向我方转让技术秘密,但要附加政治条件。欧阳予皱起眉头,巴掌往桌上一拍:“我们自己干!”在著名焊接专家潘际銮教授的协同下,欧阳予和核工业部副部长赵宏等组织负责安装的核工业23公司和上海核工院等单位,联合组成攻关小组,从250名焊工中层层筛选出8名优秀者,进行实物试验和强化培训。皇天不负苦心人,540多个日日夜夜的汗水,换来了无数次琐细繁杂试验研究中的1500多个数据,摸索到了最佳焊接工艺的诀窍。1989年10月25日,16条主管道全部顺利焊接完毕。望着一条条长龙般雄纠纠的管道,欧阳予笑眯了眼:一次性焊接合格率99.23%,焊接质量完全符合国际标准!这项打破国外封锁的焊接技术,捧回了核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类似这样的难题,多如牛毛。一道道,一件件,从宏观上协调,由细微处人手,欧阳予坚韧不拔扎扎实实地亲自处理解决的,何只成百上千。如果说秦山核电站是一曲雄浑豪迈的现代化工程多重奏交响乐的话,那么欧阳予就是一位技艺娴熟的乐队指挥,成功指挥得和谐激昂,荡气回肠,响彻云天!

时光如鸟潮跹过,八个春秋间,关键性的技术障碍得到排除,142项成果荣获国家和部级奖励,其中有十多项是欧阳予直接主持或参与主持的。由他和其他技术人员精心设计的施工文件,装订了1092册。有人作了专门统计,如果将所有技术图纸铺在地面的话,足足有一公里长!那上面浓缩着无数酸甜苦辣的一笔一画,浸润着欧阳予和伙伴们的多少汗水和心血啊!

匠心独运


科技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自行设计核电站这样国内无先例的重大工程项目,其难度之大,自不待言。然而,欧阳予的设计中却有不少有别于国外的独特优点的成功尝试。

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材料采用和栅格布置,欧阳予的考虑和设计与国外所有已建核电站都不同。美国、日本、法国等普遍采用因科镍600号管材,做成正方形栅格布置;只有西德采用因科镍800号管材,做成三角形布置。国内不少专家主张沿用多数国家的,把稳些。欧阳予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得知,采用因科镍600号的事故较多,而西德采用因科镍800号却很少出问题。听说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对因科镍800号已有20年的研究和生产历史,他特地前往拜访,虚心求教,取得了用这种材质在安全上把握性更大的实践数据。“我们采用因科镍800号,但在栅格布置上,不因袭西德的三角形,用美国的正方型。”欧阳予力排众议,一锤定音。这种兼收美国和西德所长的改进,大大方便了蒸汽发生器的排污和清除积渣,有效地减少了对传热管壁的腐蚀。1983年欧阳予的这一决定,经受了20多年的实践考验,6千根传热管至今无一破损。

不设反应堆的热屏蔽,是欧阳予与众不同的又一重要决策。世界各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建成的核电站反应堆,一般都有用不锈钢制成的热屏蔽,设置于反应堆吊栏外围,用以减少快中子对压力壳材料的辐射损伤。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水力振动带来热屏蔽损坏的事例屡见不鲜,因此,美国西屋公司将热屏蔽改为中子衬垫。可是中子衬垫结构复杂,其可靠性必须经过一系列模拟试验。欧阳予组织科技人员反复研究,决定秦山取消热屏蔽,适当加大反应堆吊栏厚度,同时严格控制压力壳的材料质量,以改善其辐射性能。经过无数回验算分析和压力壳材料脆性转变温度的实测结果,压力壳完全可以满足40年以上寿命的要求。

世界上核电站采用双水内冷发电机,我国秦山是独一无二的,而取消它的热试车供汽锅炉,更是欧阳予的独创。核电站二回路汽轮发电机组在热试车冲转中,是否需要另设调试供汽锅炉,历来是国外有争议的技术问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止,除西德的一些核电站外,绝大多数国家都依靠另设燃油调试锅炉供汽。欧阳予和同事们经过翻来覆去的分析论证,认为如果二回路取消调试锅炉,直接依靠一回路热试车过程中主泵加热和稳压器的电加热,使蒸汽发生器二次侧产生积聚的蒸汽,进行汽轮机热试车,也有把握能冲转。

“就这么办!”欧阳予以超人的判断力大胆拍板。果然,照这种办法试车,一次冲转成功!每分钟3000转,达到设计指标。这一创新,不仅节省了数百万元资金,而且实现了核岛与常规岛的联合试车达到国际水平。

为了不污染国土


正当秦山进入热火朝天的安装阶段,1986年4月26日,传来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4号反应堆芯熔毁放射性泄漏的消息。全世界的核电发展又一次受到猛烈冲击,顺利建设中的秦山也被震动了。

核电站的安全,牵动着全国上下的每一根神经。国务院专门发文,对保证秦山核电站的安全和质量,提出了14项要求。

1987年2月,国务院任命核工业部副部长赵宏为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欧阳予为第一副总经理,技术设计、建设安装、运营管理的日常工作,由欧阳予全面负责。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特地在赵宏离京前单独召见了他,一再叮咛要确保安全:“你和欧阳予直接承担指挥和技术责任,有问题拿你们是问!”

欧阳予理解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分量,他比谁都明白“安全”二字的全部含义。他和赵宏一起采取有效措施,坚决不让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由于核的神秘性,人们一提起核电站,就联想到原子弹。实际上原子弹所用的裂变物质铀—235浓度为90%以上,能爆炸;而核电站的只有3%,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可能爆炸。这就像烧酒能点燃,啤酒无论如何也燃烧不起来一样。但是多一分严格,多一分安全,多一分挑剔,多一分质量。按照欧阳予重新审查的布署,工程师们行动起来了,工人们行动起来了。他们反反复复对工程设计的每个环节、建设施工的每一个部位,都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检查,将一切疏忽和漏洞消除在发电之前。

其实,欧阳予一开始就遵照周总理“不能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 的要求,从设计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按照“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提出“纵深防御,综合设防,多道屏障,万无一失”的指导思想。他常常对工程技术人员讲:“我们不能满足于万无一失,连百万分之一发生事故的概率可能性都要考虑到。一定要造一座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放心的核电站。”

对于核电站最核心的反应堆,欧阳予设计了三道防护屏障。第一道,核燃料棒锆金属包壳;第二道,反应堆压力容器和密闭的一回路系统;第三道是高63米、直径38米、壁厚1米,并有6毫米碳钢板衬里的混凝土安全壳。

目前全世界已建的400多座核电站,造成人员伤亡的仅仅切尔诺贝利一家,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石墨沸水型反应堆没有安全壳。 而美国三里岛事故虽然堆芯熔毁,但并没有对环境和居民造成危害,就因为它有安全壳。对于这极其关键的要害建筑,欧阳予如履薄冰,慎之又慎。先让设计和施工人员进行一比一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环段试验,成功后方才施工建造,其基座厚达10米。那特意设计成浅窝顶、环梁、平底板的立式密闭圆筒形的安全壳,坚固又耐压,即便飞机撞下来,里面的核反应堆也能照样运行。

欧阳予和他手下的设计人员,是一群视野开阔的精英。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给了他们博采众长的机会。虽然秦山核电站只有30万千瓦,它的安全壳的自由容积却与功率90万千瓦的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安全壳容积55653立方米差不多。三里岛发生事故时,它的设计压力为0.414MPa,而秦山的设计压力仅为0.26 MPa,认这有利于保证安全壳的强度和密封,可大大减低放射性物质向厂房外的泄漏量。经过打压试验,秦山安全壳每昼夜的泄漏量率仅为设计允许值的三分之一。这个水平,与国际上已运行的压水堆核电站相比,也是先进的。欧阳予对那些心存疑虑而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们天天在核电站里工作,并没有受到危害。科学仪器检测表明,在距反应堆500米处,人们每天所受的放射性剂量只相当于看一小时的电视。”

1987年夏天,欧阳予迎来了核工业部组织的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安全审查团。238位专家以职业性的挑剔目光,对重点部位的设计与施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复查。安全壳这个庞然大物,是重中之重。所有内衬钢板的焊接,都用X光——透视还不放心,又作了真空探漏;对20米以下混凝土,也是超声波检测和钻芯取样并用,进行强度试验。结果表明:安全壳密封性能比设计标准高三倍,与国际相比名列前茅。

欧阳予很清楚,核电站的安全,除了物质保障以外,更需要依靠严格的规章制度,以防止人为操作失误的发生。他亲手制订了安全设计必须遵循的四个原则(尽力排除事故根源;防止异常工况扩大为事故;减少事故危害;严格的剂量监测与辐射防护)和十条措施,并切实监督实施。又建立起一套权威的标准、法规、导则和极其严密的安全保证体系,被参加审查的专家们称为三道安全屏障之外的“第四道屏障”。

1989年5月初,一回路蒸汽发生器运抵秦山,检验人员在涡流役前检验中,发现两根传热管有两处疑点。负责设计制造这个设备的部门经过仔细分析,觉得虽然是个缺陷,但不影响质量和安全。质量保证部门则认为不能麻痹大意,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欧阳予听了不同意见后,明确表态:“我支持质量部门的意见。对质量和安全不能有丝毫松懈。万一蒸汽发生器的传热管有毛病,放射性物质就有可能泄漏到常规岛,后果不堪设想。”他亲自到上海,找负责设计这一设备的工程师,督促他再次对那两根传热管进行水压试验,直到没问题了才罢休。他总是这样一点瑕疵也不放过,脚踏实地一抓到底。

考虑到如果发生反应堆主管道双端断裂的极限事故,以及断水、断电、地震、雷击、台风、海潮、火灾等几十种可能同时出现的情况,欧阳予在设计中采取了多种对策和防护措施,尽量多留安全余量。

欧阳予要求海堤要抗得住千年一遍的海潮。历史上这一带的最高海潮为6米,而筑好的1800米长、6米宽、8米高的堤坝上,还有1米高的挡浪墙。尽管浙江地区是低烈度地震区,百年内最大地震烈 度为里氏6度,反应堆防震烈度设计却超过里氏8度。即使当地历 史上最高一年的降雨量同时倾注秦山,也可以在12小时内全部排净。

指挥系统方面,欧阳予建立了反应堆主控制室之外,另设应急控 制室,一旦前者不能使用,即启用后者。万一厂内的指挥中心失灵,厂外生活区内还有一个备用的指挥中心。

设备上更加讲究质量。就拿一回路主管道来说,做过百分之百的超声波和伽玛探伤,还加上超压试验。燃料组件,先做冲刷、腐蚀等试验,再放到反应堆内做2.5万兆瓦日的辐射试验。试验结果是好的,才放心地用到反应堆内。

土建、安装等,也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来保障。反应堆的操纵员更是分批送到国外核电站去跟班培训。

为确保安全,欧阳予组织了《秦山核电厂最终安全分析报告》编写委员会,亲任编委会主任。借鉴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管理导则的标准格式和内容来编写,分17章24册,约200万字,950多张图,910多张表,400多份支持性材料。国家核安全局审评后,又于1990年夏天,在北戴河举行秦山核电站安全问题论证会。国内一些知名老专家连二接三提出一大堆问题。已经有了坚实措施又作了充分准备的欧阳予,应对自如,以富有说服力的回答,赢得众多专家的首肯。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连连赞叹:“好,对答如流,对答如流!”

1989年4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了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和罗马尼亚8个国家的11位资深核电专家,到秦山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运行前安全评审。结论是:“整个核电厂的建设是高标准的,并且正在按令人满意的国际水平向前推进,国内生产的设备是高质量的”。“没有任何会危及建造的完成和建造后电厂启动的安全问题。专家们预期秦山将是一座安全的高质量的核电厂”。

1990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又派美、法、目的三位专家来复查。他们对建造质量和安全再次作了肯定的评价,尤其对详细、具体、周密、可操作性强的应急计划和防范措施,表示赞赏。

欧阳予和同事们以山的意志海的情怀,要让海水永远蔚蓝晶透,空气永远清新洁净,大地永远翠绿有生机。

 

历史的丰碑


1990年7月,秦山核电站主体安装工程完成了,调试的结果表明,设计是正确的,主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都是满意的。

7月31日,反应堆开始历时9天的装料。10月29日16点进行首次临界试验,至31日10点50分,首次达到临界,反应堆的首次链式核裂变反应实现了。

欧阳予满心欢喜,下令开始连网发电的准备工作。

历史永远记住这个庄严的时刻——1991年12月15日零点14分。欧阳予和同事们紧张地盯着操作员合上巨大的电闸。就在那一瞬间,核裂变转化发出的强大电流,平稳地输入了华东电网。

“成功啦!”人们欢呼雀跃,喜悦溢满了30万平方米的厂区。

从此,中国大陆拥有了自己的核电站。

碧浪滔滔,东海扬波高歌;绿树婆婆,秦山点头欢笑。在景色秀丽的杭州湾畔,欧阳予和他的伙伴们用勤劳智慧的双手,为祖国捧起了一轮绚丽夺目的核电“太阳”。

秦山核电站,一个划时代的工程。它标志着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开始,它是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典范。从1971年到1991年,欧阳予们用整整20年的心血,实现了我国核工业由军用到民用的历史性跨越,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竖起了一座巍峨雄伟的历史丰碑。它的意义不亚于我国当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这座凝聚着几代人梦想的核电站,不仅仅意味着每年20亿度电力,这是中华民族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一次值得骄傲的壮举,也是人民共和国自强不息的无尚荣光。它的每一台机器,每一座厂房,都浸润着炎黄子孙的自豪。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

力独立自主地发展核电工业!

欧阳予心潮澎湃,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此时此刻,他的脑际浮现出198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的一幕——某大国代表就中国代表上主席台高谈阔论:“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核大国,不应看它有没有原子弹氢弹,而应看有没有核电站……当然,中国还是能称得上核大国,可以例外,因为中国的台湾有几座别人帮助建成的核电站。”这位先生的讥讽口气,便欧阳予愤怒得涨红了脸。他纂紧拳头想发作,可是他站不起来。那时候,他深感羞愧,更多的是对历史所赋予的责任的焦急。而今,他可以面对东海,豪迈地响亮高喊:我们有了

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

同事们向他涌来,一个个紧握他的手,祝贺他的设计成功。他含着泪花动情地说:“真正的中国核电站总设计师是周总理。没有周总理,就没有今天的核电站!”

伟人已乘黄鹤去,千秋功业今告成。欧阳予真想对周恩来在天之灵三鞠躬。

美国核电专家梁楚玉参观后说:“《中国的核电站,包括台湾在内的8座,只有秦山是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这很值得骄傲,这是世界之所以瞩目的原因!”

1992年7月,秦山核电站达到满功率运行,提前两年达到年发电量15亿度的设计能力。其后,实际功率上升到33万千瓦,年发电量提高到20亿度。1994年4月1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1993年12月至1994年4月,中国核工业航空测量遥感中心,首次为秦山周围2000平方公里和上海市4833平方公里的面积,进行航空放射性监测和环境综合调查。据测定,核电站通过废水排入环境的放射性总量不到国家规定限值的千分之一,排放的惰性气体总量只相当于国家规定限值的十万分之一。

1995年,秦山核电站以“工程技术先进,质量优良,运行安全可靠,经济效益良好”的评语,通过了国家验收。

作为这座电站的创业者和技术带头人的欧阳予,听到这样的结论,怎能不欢欣鼓舞!

荣誉接踵而来。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欧阳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92年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3年入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1年当选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1994年,欧阳予领头的秦山核电工程设计荣获“全国最佳工程设计奖”。1977年,《秦山核电厂的设计与建造》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人员中欧阳予名列首位。

在这些荣誉面前,欧阳予显得很平静:“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我本人只不过是核工业这个光荣群体的一个代表而已。”

援建巴基斯坦


当人们还沉浸在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的巨大喜悦中时,欧阳予又接受了一项新使命——将中国核电技术带出国门。

1991年底,我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出口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的合同,合同于次年2月生效。欧阳予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向国外出口建造核电站的总设计师。这座以交钥匙方式承建的商用核电站,是我国最大的援外工程。

巴基斯坦方面选择的站址,在伊斯兰堡以南印度河边上的恰希玛。这里的河岸属高地震烈度砂土地基,在这种地基上建造核电站,国际上也不多见。当欧阳予带领上海核工院的设计人员风尘仆仆抵达这里时,迎接他们的,除了热带炙人的高温,飞舞的长脚蚊,还有地质条件对设计提出的新难题。

有了秦山的工程实践和经验反馈,欧阳予对恰希玛核电站的关键技术问题胸有成竹。可是如何减少砂土地基对核岛不均匀沉降的影响,让他和同事们绞尽了脑汁。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顶着烈日热风的细致现场勘察,多少回逼真的模拟试验,欧阳予请教了我国著名的结构力学权威张维、李同豪、钱令希等院士后,最终决定:把反应堆厂房、核辅助厂房、电气厂房和核燃料厂房,构成一个整体的核岛建筑群,全都坐落在边长84米厚3米的正方形水泥底板上,将反应堆厂房建于核岛的中央位置,核岛重心与底板几何中心相重合。欧阳予解释道:“这样处理,底板受载均匀,可以防止产生倾斜性沉降。”

建成后的实测表明,核岛不均匀沉降量仅有3毫米。设计完全成功!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欧阳予总是在吸收最新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尽管恰希玛核电站是以秦山为蓝本的,他不想一成不变地照搬。结合恰希玛的厂址特点、气候差异和合同要求,他按照国际标准特别是美国的相关标准,在工艺、系统设施、设备和厂房布置等方面重新进行设计,精益求精。光是核岛系统,就有18项重要改进。在安全方面,遵循我国核安全法规(1922年系列标准)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新的安全要求,在设计中首次成功地应用了概率安全分析和严重事故分析,将厂房布置与安全设施实体隔离,增强了安全系数。这将为今后新建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安全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时候的欧阳予,还要兼顾秦山的技术工作,常常要在北京——上海——巴基斯坦之间飞来飞去。他恨不得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用。

毕竟岁月不饶人,多年超负荷的工作运转,就是铁骨铜身也要累倒的,更何况他己经年过花甲了。1944年2月,他刚从巴基斯坦回到北京,便突发心脏病,经医生奋力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

这对欧阳予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前些年在秦山,也多次累病了。白天在工地上奔波,晚上多数时间有会议,还要找不同岗位的技术人员谈工程细节,能有多少休息时间?1990的年底,他在召开一次技术会议后,想让疲惫的身子松弛一下,刚进入卫生间洗热水澡,没想到脚一软,晕倒在地。工作人员急忙将他送进医院。脸色苍白,脉搏微弱,心跳每分钟高达200多次,幸亏抢救及时,总算化险为夷。可是第二天清早,他谢过值班的护士,转身迎着朝阳,离开医院去主持技术协调会,拦都拦不住。

这次,医生劝他无论如何要住院治疗一个月。

“医生同志,我不能住那么长时间。过几天,要在上海召开恰希玛核电站主设备的攻关路线和设计改进方案会议。你想想,如果这个设备不能按时到达巴基斯坦,那要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还会极大影响我国的信誉呢。我最多只能住三五天。”

他叫工作人员赶紧去预订飞机票。几天后,他献出现在上海核工院的会义室里。可是几个月后,1994年11月,他在上海又旧病复发。这次医生们的诊断结论是:必须住院治疗,强制执行!他只好屈从了。

1993年8月1日,恰希玛核电站开始浇灌第一罐混凝土。1996年,欧阳予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的设计工作和最终安全分析报告。2000年6月13日,并网发电一次成功,输出功率达到32.5万千瓦,大大超出了原设计水平。经国际原子能机构严格审查,认为这座核电站符合国际标准,运行安全可靠,电厂设计寿命可以延长到40年。同年9月25日,一颗在印度河畔发光发热的璀璨明珠——成功而安全的恰希玛核电站,顺利移交与巴方管理了,至今运行正常。欧阳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核电情未了

不知疲倦的东海浪涛,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日夜翻腾,永不歇息,用它的全部精力和无穷的热情奔涌向前。欧阳予也总是在马不停蹄的跑步中前进。1996年刚刚完成了巴基斯坦的设计工作,他又被任命为江苏连云港核电站筹建处总工程师,负责与俄罗斯谈判,引进两套106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并负责合作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是我国目前功率最大的核电机组。援外归来的欧阳予,又开始了与外国友人在国内共建核电站的合作。

朋友好心提出忠告:你快70岁了,功成名就,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该休息休息了,老是超负荷运转,受得了吗?欧阳予说:“比起当年那些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同行,接到秘密调令,瞒着家属,借口出差而神秘地在家庭中消失,奔赴那与世隔绝的罗布泊,这要好多了。”

其实从欧阳予内心来说,何尝不想卸担歇肩,好好地陪伴妻子清静地共度晚年。他总觉得这辈子欠老伴袁宁的情太多太多了。多少年来,他就像一个甲胄不离身的将军,转战于不同的战场,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俄语教授的老伴聚少离多,实在无暇给她以更多的照顾和体贴,只能经常让妻子在枯寂的空闱里与猫共度时光。面对鬃发斑白的妻子,他常常感到内疚。尤其是袁宁甲状腺动手术的那一次,欧阳予至今觉得过意不去。

那是1988年秋,袁宁患了甲状腺疾,需要住院动手术,恰巧欧阳予回到北京参加会议。

“欧阳,这回到医院陪陪我吧。”

听着这恳切的请求,欧阳予实在不忍心拒绝。可是,此行北京的日程早已安排得满满的,千里之外的秦山工地还急切地等着他回去解决几个技术问题,那比什么都重要啊!

“袁宁,原谅我吧,这次回京要开三个会,还要找好几个部门会商,等秦山核电站发了电,我再好好陪陪你吧。”

袁宁温柔一笑。她知道远在天边的秦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的心,她理解丈夫眷恋核电站工地的每一寸热土,那儿有他奋斗的事业,那儿寄寓着他的理想追求,那儿是他生命价值的载体。

她转而递过来几张稿纸。“这是女儿初中时的作文,前几天我整理房间发现的。写得很有意思,你看看吧。”

接过稿纸,欧阳予看着女儿娟秀的笔迹,笑了。这篇题为《爸爸工作着,在千里之外……》的作文写道:“只有爸爸在匆匆回家的短暂时间,我才能享受到‘上帝’赐予的父爱的欢乐……有人劝爸爸回北京来,请听爸爸的回答: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次干事业的机会?有了机会,就一定要抓住不放,一直干到底,争取多为人民做点事情,这样,当我们老了以后,可以骄傲地指着我们开创的事业对后代说,这就是我们留给你们的遗产。是呀,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他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永存的,这正是人们的价值所在吧。”

欧阳予心里歉然:我不但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而且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等秦山完工后,再来补偿吧!

第二天,欧阳予挤出时间陪妻子到了医院。刚刚动完手术,他握了一下妻子的手,向医生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地忙他的事去了。带着深埋内心的牵肠挂肚浓厚感情,当天晚上,他踏上火车驶向秦山。

现在,秦山核电站早已屹立在东海之滨,援建巴基斯坦的任务也完成了,可是欧阳予想休息而还不能休息。祖国的核电事业还需要老将出马,欧阳予二话没说又重新披挂上阵了。

1997年,江苏核电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欧阳予担任总工程师,全面主持连云港田湾核电站的设计和建造技术工作。

在新的坐标系上,欧阳予有了深入学习世界核电站建设经验的好机会,为他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拓展了飞翔的思维。他脑子里很明确,自力更生与技术引进并不相互排斥,但是基点要放在以我为主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吸收消化,直至今后完全国产化,还得靠我们自己。

连云港核电站采用了全数字控制系统,这项技术目前国际上只有美国和法国掌握。欧阳予面前又摆上了新课题。高起点、新模式、大开放的新观念,正在田湾荒凉的山坳里迸发出崭新的亮点。他兴奋地预感到,眼前这座新建的核电站,将为中国的核电史再次写下辉煌的篇章。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依然身穿沾着油渍的褪色夹克衫,在工地上忙碌着,不时奔波于北京与连云港之间。

喷薄而起的朝阳,染红了汹涌澎湃的海面,染红了田湾葱绿苍翠的山岭,染红了依山傍海正在施工中的一座座建筑物,也染红了正在工地上巡视的欧阳予和挥洒汗水的工人们。当2004年秋,这座核电站竣工发电,给沿海城乡增添辉煌的光明与希望之时,申国拥有了约占全国总发电量3%的浙江秦山、广东大亚湾和江苏连云港三大核电基地,而其中两大基地的蓝图出自欧阳予的手笔。

时代为欧阳予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历史舞台。从中国第一座军用生产核反应堆总设计师,到中国第一座核电站总设计师,再到中国第一座援外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四十多年如一日,为中国核电工业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殚精竭虑,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和心智,凭借着渊博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堡垒,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成为我国核电技术由零的突破到走向世界的奠基人之一,默默地铸就了一代科学大师的风范。他的千秋功勋,浓墨重彩地书写在当代中国的电力史册上。他的业绩已经载人《当代世界名人传》。

2004年初,国务院制定了大力发展核电的宏伟规划:2020年之前再造30座核电站。

欧阳予又有干不完的事情。

一粒中子撞击一个铀-235原子核,会裂变为两个新的原子核,同时又产生新的中子,再继续撞击新的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惊人的核裂变链式反应。欧阳予就像是裂变的中子、原子,以他为国争光的高度责任心,不断释放出令人惊异的能量。他也就像一座巨大的核反应堆,依然保持着火一般的热忱和活力,继续为中国的核电建设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岁月已经染白了欧阳予的头发,他感慨道:“虽然我的一生可以说是‘跑步人生’,眼下我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了。”

春风轻拂,阳光明丽。望着海天一色的港湾,欧阳予深情地说:“核电事业前景广阔,我还要为它鞠躬尽瘁,奉献终生。现在,我最想干的是,抓紧时间培养出一批中青年核电设计和经营管理专家。”

这是这位年近八旬老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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