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等。

郁达夫 - 个人生平

1902年,郁达夫七岁时,进入私塾,8岁转入魁星阁私塾就读。据《富阳县教育志》记载,私塾教材采用《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 、《女儿经》等韵文为主,对较高程度的学生则授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 。

1904年,郁达夫9岁,改进公立书塾“春江书院”,这实际上是高一年级的书塾,即所谓“经馆”之属。书院以读《诗经》、《书经》、《易经》 、《礼记》、《左传》等为主。郁达夫从这里开始正在接触古典文学,特别是对旧体诗和韵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

1907年,春江书院改为富阳县高等小学堂,郁达夫也在这时转入了学堂。在这期间,郁达夫遇见了两位教员,其中李问渠,他不仅思想开放,能接受新思想,而且他的诗和经史子学都有很高的造诣,郁达夫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受到过他的熏陶。另一位是王沛文(王子明),郁达夫也深受其影响,一首诗《寄王子明业师居富阳》“况当少小离乡日,更苦陬偶学语初”足见影响之深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刻苦好学,成绩优秀,因此在郁达夫13岁时(1908年),受堂长和知县的提拔,跳班升了级。正因有如此深厚的学业基础,因此在小学毕业时,他已经能够阅读家里一只开禁的书箱里的《石头记》和《六才子》。

1910年冬天,郁达夫高小毕业,由于成绩优异,奖得吴梅村诗集,是郁达夫严格意义上的研求韵律之始。此前郁达夫虽然广读诗书,但还只是停留在爱好上,而吴梅村的诗给他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是他真正开始了对诗的研究。

1911年春天,郁达夫离开家乡,到杭州、嘉兴府中,由于语言的不通,生活的不惯,孤独与乡愁时时袭扰着他,他只能借助读书来得到排遣。吴梅村诗集是这一时期所精研的教材之一,此外朱彝尊、李商隐、杜牧、李白等人以及清人诗,也开始大量阅读。《自述诗》之十五“怨湖旧忆梅村曲,莺粟人传太史歌”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清代诗歌给了他很多的影响;但影响更大的就是吴梅村,郁达夫说:“因为吴梅村的夫人姓郁,我当时虽则还不十分懂他的诗的好否,但一想到他是我们郁氏姻亲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亲热。”

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 《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沦》 、 《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 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在苏门答腊失踪,关于其死亡的推测最早出于胡愈之的文章,胡文中推测郁达夫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在1985年郁达夫的纪念会上,日本学者玲木正夫提出郁达夫系由日本宪兵掐死在森林里的观点,但是其对“凶手”却用英文字母表示,似嫌证据不足。此外还流传着其他的看法,如郁达夫系由印尼游击队杀害(郁达夫曾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故现在在学术界郁达夫只能谨慎地称为是失踪,而不能武断地认为其为日本宪兵杀害。

郁达夫 - “自叙”色彩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散文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郁达夫 - 散文特色

早期

(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

(1933年—1938年) 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

(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郁达夫 - 创作风格

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

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

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

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郁达夫 - 表现形式

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手中有几个钱就大嚼一番,喝个乱醉;情感与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就偷看女人,寻妓女,听土娼与客人调情,想上妓院(见《还乡记》、 《感伤的行旅》 、 《归航》 )。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与之相比,郁达夫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了。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会,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在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中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 

由这种对社会的恨,郁达夫又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了不满。在郁达夫的笔下,他所处的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无趣味,最无价值的时代,也当然就是最可憎恶的时代。在这里,这位被伤感折磨得无处解脱的人,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郁达夫 - 时代意义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在这之前,郁达夫在日记中还多次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 女人,在郁达夫的笔下被圣化了,爱,在郁达夫的意识与情感中被神化了,于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写到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少女,他的笔下就充满了浪漫的诗意。

在轮船上他见到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她的美,使郁达夫用近三百字来细细地刻划她的外貌、衣着、姿态,还有她那肉体蒸发出来的“香味”。最后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叫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起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因为,女性在封建规范中,不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就是被当作玩物,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所以 ,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郁达夫 - 颓废思想

郁达夫因对私欲、性欲、情欲的暴露性描写而遭社会舆论诸多非议,有人说他颓废,有人说他消极.叶圣陶说:“他是一个静观人生的作家,他只描写个人(当然是很寂寞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 和守旧的封建社会,他反映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的‘隔膜’。 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他反映着负担没落的命运的社会。”

成长的烙印、祖国所受的凌辱,是其颓废的思想根源;二、对女性的渴望追求、肉体相恋,在颓废荒唐中蹂躏自己的心;勇敢、率真的自我暴露,迷茫、痛苦中无需言表的抗争;零余者如怨如诉的低泣,恰是悄无声息的呐喊。

郁达夫 - 诗才成因

以小说著称于世的郁达夫,同时,也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大量诗歌,有人断言,称其诗歌的成就尤在小说之上。这个评价虽尚应进一步认证,却也不乏道理,且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

他的诗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毫无疑问的,郁达夫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艺术造诣,是与其时代的一些特定环境及其影响分不开的,这些影响构成了郁达夫作为一个诗人的特定心理与审美情趣,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他条件的变化,郁达夫的整体心理构架有着相应的变化,但是这些初期的质的影响在郁达夫美学思想中,成了胚胎性的积淀。

综观郁达夫的诗创作,可以发现其诗人的气质特质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这种气质的形成虽是多方面的,但其最主要的是与郁达夫少年时期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极大程度是郁达夫故乡秀美清丽的山水对诗人气质特征的内在孕育。弗洛伊德的“情结”论,并不单纯地为“母子情结”,而更为重要的是体现故乡情结。如果这样仅仅是一种臆断的话,那郁达夫诗所显示的那种清丽自然的风格,恰恰为此提供了极为有趣的佐证。

郁达夫少年去国,而后一直飘零于故乡之外,但他对于故乡的恋情却始终没有减灭过,他也多次表白对故乡的难以释怀之情。童年的郁达夫是孤独的。他的祖母早已不管身外事了,整日是吃素念佛,担负重任的母亲为了一家的生计劳碌奔波着,两个哥哥长于他多岁,早已外出求学了。但在严母的管束下,在孤寂的生活里,却有一束星光在他的心中闪烁,这就是既像姐姐,又像慈母呵护他,给了他无限安慰的翠花。她善良、温柔、细腻,给了郁达夫最初的美的熏陶。这是一种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的渗透,在童年郁达夫的心灵之中倾入了纯朴的美质。

所以,郭沫若说:“我相信他的诗文的清丽是受了这种客观的环境影响。” 家乡秀美的山水,赋予了郁达夫特定气质的构成基因,有意无意地影响了郁氏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但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性质的,并且这种影响仅仅是在气质与其审美偏爱方面。而真正直接影响其诗才形成的,则得益于他那良好的家风与丰富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郁达夫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家庭的书香之气很浓,郁母毅然地不惜典押家产,借贷度日地供养子女念书。郁达夫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并且其兄长当年刻苦好学,博览穷读形象,也影响着郁达夫有一个好学的作风。

郁天民先生的考证也可为据:郁达夫在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已对古典文学的唐诗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一部十二卷木刻版《古唐诗合解》就充满了他的密如蛛网的圈点(这部书“文革”以前一直保留在他的富阳老家里),因此,在小学毕业之前,郁达夫不仅熟读了《唐诗三百首》,而且已经能够背诵唐代一些主要作家的作品了。

正是因为有良好的家风的影响,慈母的严管督促,严师的教诲培养,同时也是因为郁达夫平身超群的智力和勤奋好学,郁达夫已在小学时期形成了相当的文学底蕴。

如果说,在山水灵气的孕育与童年良好的启蒙教育下,郁达夫的诗才开始萌芽,那么,其少年时期,他的诗才则已初具雏形,这时期是真正研求诗艺的开始。书香世家的传统遗风,富春江的钟毓灵秀,深厚的文学修养,青春的激情洋溢,为其研求韵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这种诗情的感染下,郁达夫从读诗进入了创作诗,因而也进入了他对诗韵、诗律的研究。在这个时期,郁达夫已颇具古典文学修养,而对旧体诗的韵律的研究还只是初步。因此,而后在杭州求学阶段是郁达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他诗艺初具雏形的时期。

在杭州求学时期,郁达夫唯一的娱乐就是买旧书,而其中一部《留清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是真正指示了他作诗的门径的。 《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是研究诗歌创作方法和讲解诗歌创作韵律的书,郁达夫以此为基础,认真研求诗歌韵律,以摸索作诗的方法。那一种激情,那一种刻苦的精神,终于产出了一首五言古诗,发表在当时的《全浙公报》上。此后郁达夫用很多笔名在《全浙公报》、《之江日报》、《神州日报》上发表诗作。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郁达夫最早的诗作是旧体诗《咏史》三首,这是1911年的作品,正是郁达夫在杭州府中求学时期,但我们已经看到了郁达夫从读诗到模仿,从研求韵律到发表诗作的艰难心路历程。1913年他随兄东渡日本,在课余作旧体诗更多,与兄嫂以及日本诗家唱和。

郁达夫不愧为诗歌创作的行家里手,他的刻苦来源于家庭,他的灵性来自于富春江,更因他对古典文学的执著爱好,对诗歌创作的不懈探索,因而他在童年少年时代,已为今后取得辉煌的诗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无论是与兄嫂唱和,还是和日本汉诗人的交流,或是以诗歌唱出民族的正气之歌,都是这个基础的升华。

郁达夫 - 情感生活

少年情种

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后来郁达夫去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又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两人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 ,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邂逅王映霞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结合。1917年,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
时,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订的婚姻并不满意,但对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还是很有些依恋的。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上床就寝。

1927年1月14日,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郁达夫追求王映霞时的喜悦和热恋,忧郁和彷徨,其放浪和坦白,都已尽收在本书之中,读者自可以用心去体会。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

文学与恋情

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李小瑛此时正26岁,她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郁达夫此时焉有不回应的道理,两人居然一拍即合,不久,李小瑛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到郁达夫家中居住,郁达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小瑛,暗中则已实行同居之好。为了表示亲昵,郁达夫甚至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可是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却强烈反对父亲和李小瑛的结合,而郁达夫也不便和李小瑛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小瑛痛苦地搬出了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他在这时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 ,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小瑛而作。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这位新夫人原籍广东,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所以原名

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取“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名为何丽有。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郁达夫 - 人生评价

郁达夫的一生经历了沉沦———迷茫———追求———反抗———献身.。他对祖国炽热的爱和无能挽救祖国的焦虑,构成了深刻的矛盾;但他始终未能拨开迷雾,看到人民革命的力量,只能停留在孤独的个人奋斗里,因而不免时常唱着迷茫、苦闷、忧伤、悲凉的歌。 这幻灭的悲哀,反映着没落社会的命运。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 - 社会贡献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搞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居民。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终年四十九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 - 生死之谜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来得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根本就没有可靠的说法。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

郁达夫 - 性格命运

郁达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文艺界历来就有不同甚至迥然相异的看法。我认为, 达夫是20 世纪中国最富才华最具个性最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之一。

达夫是个天分极高的人, 有人以为在这一点上他在创造社诸君子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在日本留学期间, 他对经济学、医学不太喜欢, 倒是对文学如痴如迷。在帝国大学期间, 他读过上千本小说, 而且借阅图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从书架上依次搬来, 不查目录。他的创作, 小说、诗歌、散文、文论、政论, 多而优质, 是创造社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也是“五四”巨匠之一。

从气质上讲, 达夫是个浪漫的抒情诗人。他一生最好两件事物::酒、女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经常出入秦楼楚馆,,导致身体憔悴,,很早就得了肺病。但实际上他并不是那种典型的浪荡子弟, 即使进了妓院大门, 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 也不是一个良心泯灭的玩世不恭的嫖客,却反而给那个污浊环境中带进了一种爱和慈怜的气氛,,就象朋友们说的那样———“俗得那样雅”。生活中的达夫纯真、坦白、潇洒、浪漫, 并微微带点神经质。热情与伤感并存,一点小事(如看戏) 能令他流泪。他对朋友、对同胞、甚至对敌人, 都是用情感来支配一切的, 做事不计后果。

郁达夫 - 故居

郁达夫故居临江而建,为江南水乡典型的“三间两弄”格局,分院子、客厅、厨房、后堂、西厢房、夕阳楼(书房)

等。故居展示郁氏故交互赠的字画及部分当初的日用器具等,其中有鲁迅先生《自嘲》七律诗轴。

故居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是1933年4月郁达夫为暂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郁达夫在杭州并未过“隐居”生活,他担任《东南揽胜》编委,任杭州作家协会理事,还经常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杂文,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

故居由当时学人马君武题为“风雨茅庐”,由郁达夫自己设计,分正屋与后院两部分,进大门,两侧有五、六间平房,过天井,有三间正屋坐北朝南,正中间为客厅,有后轩。厅东西为卧室,三面回廊。正院与后院以砖墙相隔,后院建平屋三间,为书房与客房。内有假山点缀,林木参差,环境幽雅。现在此宅犹存,结构原状,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郁达夫 - 著作书目

《沉沦》 (短篇小说集)1921年,泰东 
《茑萝集》 (小说、散文合集)1923年,泰东
《小说论》 (理论)1926年,光华
《文艺论集》 (理论)1929年,光华
《戏剧论》 (理论)1926年,商务
《寒灰集》 (《达夫全集》第1卷)1927年,创造社
《文学概说》 (理论)1927年,商务
《日记九种》1927年,北新
《鸡肋集》 (《达夫全集》第2卷)1927年,创造社
《过去集》 (《达夫全集》第3卷)1927年,开明
《孤独者的愁哀》 (戏剧集)1927年,创造社
《迷羊》 (中篇小说)1928年,北新
《奇零集》  (《达夫全集》第4卷)1928年,开明
《达夫代表作》 (小说、散文合集)1928年,上海春野书店;1930年,现代
《敝帚集》 (达夫全集》第5卷)1928年,现代
《在寒风里》 (小说、散文合集)1929年,厦门世界文艺书社 
郁达夫

《薇蕨集》 (《达夫全集》第6卷)1930年,北新
《她是一个弱女子》 (中篇小说)1932年,湖风
《仟余集》 (小说、散文合集)1933年,天马
《达夫自选集》 (小说、散文合集)1933,天马
《断残集》 (《达夫全集》第7卷)1933年,北新
《浙东景物纪略》 (散文集)1933年,浙江铁路局
《屐痕处处》 (散文集)1934年,现代
《达夫日记集》1935年,北新
《达夫短篇小说集》 (上下册)1935年,北新
《达夫游记》 (散文集)1939年,创造社
《达夫散文集》1936年,北新
《闲书》 (散文集)1936,良友
《我的忏悔》 (散文集)1936,良友
《藤十郎的恋》 (剧本)1937,上海文化书局
《郁达夫文集》 (小说、散文合集)1948,春明
《达夫诗词集》1948,广州宇宙风社
《郁达夫游记》 (散文集)1948,上杂
《郁达夫选集》 (小说、散文合集)1951,开明;1954,人文
《郁达夫南游记》 (散文集)1956,香港世界书局
《郁达夫选集》 (小说、散文、政论合集) 1959,人文
《郁达夫诗词钞》 1962,香港上海书局
《达夫文艺论文集》 (1—3卷)1978,香港港青出版社
《郁达夫诗词抄》1981,浙江人民
《郁达夫文集》 (1一12册)1982一1984,花城
《达夫书简》1982,天津人民
《郁达夫游记集》 (散文集)1982,浙江人民 
《郁达夫抗战诗文抄》 1982,福建人民
《郁达夫致王映霞书简》 l982,天津人民
《郁达夫小说集》 (上下册)1983,浙江文艺
《郁达夫日记集》1984,陕西人民
《郁达夫散文选集》1985,上海文艺
《郁达夫散文集》 1985,浙江文艺
《郁达夫文选集》 1985,浙江文艺
《郁达夫日记集》 1986,浙江文艺
《沉沦》 (短篇小说集)1986,百花
《郁达夫书信集》 1987,浙江文艺
《沉沦.迷羊》 (短篇小说集)1988,人文  
著名作品:中篇小说《出奔》 《她是一个弱女子》短篇小说《沉沦》  《春风沉醉的晚上》  《薄奠》 《银灰色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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