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创办《儿童世界》、《民主周刊》、《文艺复兴》等刊物,曾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多家名校讲学。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终年60岁。遗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等。

郑振铎 - 生平大事

郑振铎少入私塾,后就读于三官殿巷永嘉高等小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年暑期回温州,与温州爱国知识青年创办《救国演讲周刊》和《新学报》,在《新学报》上发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等文章;11月,与瞿秋白等创办《新社会》等刊物。

1921年初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初任上海火车站挂钩员。不久由茅盾介绍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编辑。1922年初创办《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并在上海大学兼课。1925年,与叶圣陶等创办《公理日报》。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讲师。19273月,与胡愈之等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迫去法国巴黎。越两年回国,仍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1年起,相继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34年底,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为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和参加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366月,与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1937年参加中国文艺界救亡协会。上海沦陷后,仍留居上海,化名郑敬夫。1938年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被选为理事。后与胡愈之、许广平等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194510月创办《民主周刊》,次年1月与李健吾等创办《文艺复兴》,主编《文学周报》副刊。后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又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49年初赴北平,7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

建国后,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中缅友协会长,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中国科学院(社科)学部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19581017日,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60岁。遗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等。

郑振铎 - 早期文学活动

郑振铎正式开始文学活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时期。

郑振铎和瞿秋白等人一起参加“北京社会实进社”,并组成《新社会》旬刊编辑部,郑振铎任部长,是发刊词的起草者,又在该刊发表了头条文章。新社会小组最迟于191910月成立,成员最初有4位,即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稍后又有郑的同乡许地山、郭梦良、徐其湘加入。《新社会》被迫停刊后,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对外称“人道社”。新社会小组暨人道社的成员,后来全体加入文学研究会,其中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是发起人。

郑振铎 - 文学研究会

发起

郑振铎正式开始文学活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时期。

郑振铎和瞿秋白等人一起参加“北京社会实进社”,并组成《新社会》旬刊编辑部,郑振铎任部长,是发刊词的起草者,又在该刊发表了头条文章。新社会小组最迟于191910月成立,成员最初有4位,即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稍后又有郑的同乡许地山、郭梦良、徐其湘加入。《新社会》被迫停刊后,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对外称“人道社”。新社会小组暨人道社的成员,后来全体加入文学研究会,其中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是发起人。

在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中,尤以郑振铎贡献最大。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1月,开始酝酿则在192011月间。其时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但因经济原因,拟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郑振铎们出版”。适逢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编辑主任高梦旦在北京,郑振铎与耿济之便找上门去同郑振铎们商量。

发展

除了积极筹办刊物,郑振铎全部参加了19201123日、29日,124日、30日的预备会,并被推举起草会章。这期间,为了使文学研究会更具影响,郑振铎在物色、约请发起人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振铎与耿、瞿、许本都是新社会小组成员,郑振铎们列名发起人自不待言。

周作人时为北大教授,因其盛名被视作文学研究会的“偶像”。从19205月开始,郑振铎就经常与之通信、见面。由周作人又联系上郑振铎的同事朱希祖。郭绍虞时在北大旁听,与郑振铎相识,颇受郑的影响。叶圣陶与郭绍虞是同乡,且从事创作较早,便由郭向郑推荐作为发起人。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编辑,王统照是曙光社成员,郑振铎常为《晨报》副刊和《曙光》写稿,还参加了曙光社。郑振铎因帮蒋百里编过书,因而相识。沈雁冰那时在上海,约请蒋做发起人,就是由郑振铎写信去联络的。从其郑振铎发起人与郑振铎的关系看,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的地位自然是众口称道的。郑振铎还邀请鲁迅、郭沫若等人参加发起,却因种种原因未果。

贡献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盛行的六、七年时间里,郑振铎一直是和信任。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这样几项:一是与其郑振铎发起人一起发展了百余名会员,与沈雁冰共同支持成立了广州分会。二是主编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会刊《文学旬刊》(含其后的周刊)、《星海》,以及1923年后的《小说月报》。三是发起并带头批判“礼拜六派”与“学衡派”,并与创造社有关文艺观点展开论争。四是以该会名义积极投身五卅运动和大革命运动。与此相关,由郑振铎署名或执笔的发刊词、序文、按语不仅数量多,而且发表位置显要。对此,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的人都早有评价。在《略叙文学研究会》中,叶圣陶说:“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郑振铎费力最多,成立会上,郑振铎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郑振铎经管会务。”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点滴回忆》中,郭绍虞也说:“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振铎到上海,文学研究会也就跟着移到上海来了。” 

郑振铎 - 著作目录

《家庭的故事》

《桂公塘》

《中国文学论集》

《俄国文学史略》

《山中杂记》

《文学大纲》

《泰戈尔传》

《中国文学史》

《中国通俗文学史》

《中国古代木刻史略》

《郑振铎文集》

郑振铎 - 文物事业

郑振铎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杰出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的事业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早期活动

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注意和重视研究文物和现代考古学。

1928年,他在伦敦编写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全面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和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田野考古发掘的著述。郑振铎以极大的爱国热忱,致力于保护祖国文物。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为国家抢极支持和参与由徐森玉、顾廷龙主持为准备索还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而编辑《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的工作。

郑振铎从20年代开始收集研究中国古代版画。30年代,他与鲁迅合作辑印了《北平笺谱》,重刊了《十竹斋笺谱》。1940~1947年,他以其30多年收集所得资料,陆续编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 5辑20册,实为前所未有、集中国版画之大成的巨著。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版画在世界版画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充分肯定了版画作为研究古代“生活实相”和“社会变迁”的生动史料价值。


1946年郑振铎筹资组成“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于1947年开始主要依靠他自己一个人动手,从各个方面收集资料,陆续编纂出版了内容空前丰富、收集有各类画片3003幅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1947年他痛感当时有很多珍贵文物通过上海流出国外的现实,发表了《保存古物刍议》一文,猛烈抨击了近百年来中国文物被大量掠夺、盗运国外的现象,提出了保护文物的原则。同时,他还多方筹款,大量购买了从北方运到上海的古代陶俑,以尽量减少其流往国外的损失。在此期间,他还陆续编印了《西域画》、《域外所藏古画集》和《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等,用来说明中国珍贵文物大量外流,“楚人之弓未为楚得”的痛心事实,以激发国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爱国热情。

1948年,他把曾被日本侵略军从香港劫夺而由中国驻日代表团追回的一大批珍贵图书秘密转移,指定孙家晋等人负责保管,故意拖延、推迟运往南京的时间,直到上海解放后交由中央工作团接收,使这批珍贵图书得以保存下来。

新中国文物保护

郑振铎在就任文物局局长后不久,即将他在上海重金收购的几百件古代陶俑全部捐献国家,并与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人员,都不要购买和收藏文物。这成了文物局工作人员的一个传统,以后被列为《文物工作人员守则》的内容之一。1950年,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文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和《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指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和办法,为中国文物的保护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立考古系

1952年开始,在郑振铎主持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先后举办了 4届考古人员训练班,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配合建设工程为主的考古发掘工作。1956年,郑振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他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组组长,与尹达、夏鼐共同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他创办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促进了文物考古工作新生力量的成长,扩大了文物考古队伍。

文物保护观点

郑振铎首先抓的就是建立文物的法令法规郑振铎主持拟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征集革命文物令》等法令、法规,由中央批准,并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颁布。为了做好宣传,郑振铎还建议中央将这些法令列入土改学习文件中。这样首先以法规的形式堵住珍贵文物图书的出口,并使保护文物、管理文物有法可依。确实这些法令、法规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再者就是抓博物馆、图书馆建设:解放前我国仅有博物馆21个,多为古物陈列所。郑先生曾介绍那时的博物馆说:“不仅数量上少,而且质量上也太差,是古董铺子,也是杂货摊子,参观的人少得可怜。”解放前的图书馆,国立的仅有2所,省立的也只有34所,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1950年,郑振铎发表了《怎样把图书馆博物馆服务于劳

动大众》又发表了《给“古董”以新的生命》等文。文中提出图书馆和博物馆“要为工农兵打开大门”,指出博物馆“不仅保存着,陈列产着那些珍贵的文物,而且要通过那些文物建立起整个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的系统来”。又说“我们要以实物(历代文物),配合着模型和图画,把整个中国历史的进展,依据着社会发展的规律,陈列出来。”这就给“古董”以新的生命,使博物馆成为教育人民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大课堂,还适时地举行了各种展览,并且送展览下乡。这在当时都是创举。1950年为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郑振铎在上海邀请美术家召开座谈会,发动全国美术工作者创作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的油画、国画、雕塑等艺术作品,成立“历史画创作委员会”用大量的美术品丰富陈列,使陈列富有感染力,在我国展览史上也是一个开创。为改进原有的故宫博物院,郑振铎曾亲自写了一份长达50余页并附有各种图表的报告送呈中央,对故宫当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与翔实的说明,并提出对故宫改进包括全面整顿,设置各种专题陈列等意见。这对故宫博物院来说,也是一次大的清理,大的革命。当时,除了整顿原有的博物馆外,还积极筹建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如中央自然博物馆、中央民族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等。中央办,各省市也办,为我国的博物馆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19565月,在全国博物馆会议上,郑先生总结了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和自然标本收藏所”;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即“三性二务”,成为至今博物馆遵行的原则。在图书馆的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农大众普遍对文化需要的大为提高”,要求大力发展图书馆,郑振铎在文章中指出:“不仅要工农兵到图书馆里来看书,而且要把书送到工厂、农村和部队的门上去。”郑振铎还组织图书馆专家,成立图书分类法工作小组,制定了适合新中国图书馆的第一个图书分类法。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图书馆的性质与方向,是图书馆的一次革命。

三、不失时机的抢救文物、古籍和方志: 这也是郑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贯作风。作为国家文物局的局长,郑振铎更感到责任的重大。1951年,郑振铎首次出访印度,途经香港时,得知香港有人准备出售我国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殉《伯远帖》,郑振铎当即请徐伯郊与国内联系,想尽办法不让文物珍品流失国外。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由王冶秋等同志专程赴香港收购国宝,归国家所珍藏。19529月,郑先生接到南京赵世暹的信,信中反映北京宣内小市发现许多永定河档案,还有冀鲁晋水利卷宗。郑振铎当即派人前往调查并追查它的出处,还将找到的255斤档案全部收购。同时又将此事报告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还写专题报告给文化部,报告中说:“我的意见,此事关系重大,必须追究卖出档案的责任所在,一则各部档案均有重大的文献和史实价值,二则实际上是尚需查考的”等。报告最后说:“故各部档案,片纸只字必须加以保留,绝不能任意加以毁案。请我部即行呈报文委转呈政务院,将此事作为〈内部通报〉,通报中央各会部署及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人民政府,提高警惕,以免再蹈复辙。”郑振铎还非常注意保护我国的地方志。早在1947年在郑振铎写的《保护古物刍议》一文中,就警觉地看到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收购我国古书时“郑振铎们注意的是各地方志和史料”美国“国会图书馆则以收罗各地方志为主。郑振铎们还注意于我国家谱的收藏,听说已藏有数千种了。”1952年郑振铎写了《为报告收购北京旧书肆所有各省方志经过事》给文化部各部长,报告说:“我国各省方志,有关国家国防及资源,万不能任其流通市上,致为各帝国主义者们所购得,必须一面禁止出口,一面收尽流通市上的方志。”郑振铎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史料的重要性,应当为国家所保存。

四、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这也是郑先生作为文物局局长狠抓的一项工作。郑振铎首先将文物保护纳入法规,并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使它获得权威性。再有,郑振铎注重并竭尽全力做好宣传工作。郑振铎在任文物局局长伊始,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各地机关、部队、团体和人民中的积极分子,一致注意保护古迹文物。”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正值建设高潮,为在基本建设中做好保护文物的工作,郑振铎亲自写了《做好基本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报请国务院下发到全国各级组织(题为《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此指示体现了在1954年正式提出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即“两重两利”的方针。郑振铎还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在基本建设中如何鉴别古文物、如何保护古文物。19537月,郑振铎曾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举办的基本建设科学知识讲座上作讲演,题为《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1953825日—29日,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在“地下博物馆”的门前———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1954831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文章详细的介绍了祖国丰富的文物宝藏和历年遭受的

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当今结合基本建设如何做好考古发掘工作等等。这些赋有知识性、专业性,更渗透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报告和讲话,感人至深,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五、珍重人才,注重培养新生力量。郑先生把人才视为珍宝。在文物局成立之初,郑振铎为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开展,着意聘请了裴文中、夏鼐、王振铎、张珩等著名专家,到文物局工作,使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在一开始就有可靠的保障。同时郑振铎也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从1952年起,文物局先后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协作,先是举办考古人员短期训练班,后又在一些大学设立图书馆专业、文博专业,考古专业等学科,学制2年。还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如文物鉴定、古建维修、拓裱、文物修复等等。不但中央办,各省市也办。为文博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郑振铎还特别重视特殊技能的老技师。1952年郑振铎为组织故宫博物院印刷部,从上海专门请来搞彩色铜版的老技师鹿文波和珂罗版技师戴圣保等。并给郑振铎们创造各种优越的条件,使郑振铎们能安心工作。这些技师为国家制做了许多精美的彩色图版,得到国内外的称誉。为了继承这些传统技艺,1957615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我的一个紧急呼吁》一文,向全社会大声疾呼,要重视传统工艺技术的继承与发扬问题。文章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承前启后的一个大时代。老祖宗留传下来的许多绝技、绝活,眼看就要随着少数老年的技术专家们的衰老、死亡而‘人亡技绝’了。我们得赶快抢救那些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技术。今天如果不做这种抢救的工作,后悔将莫及!”郑振铎不但这样呼吁,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文物出版社就是在郑振铎创意下建立的。出版社广收各方人才,为弘扬我国文物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考古工作上,郑振铎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508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郑振铎任职期间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成绩卓著。这些都记录在郑振铎1956年写的《考古事业的成就和今后努力方向》———在考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

郑振铎 -  与梁实秋

 郑振铎翻译并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后,反响还不错,但梁实秋却不以为然,写了一篇文章:《读郑振铎的<飞鸟集>》,指出,仅前十首译诗就有四处误译。此外,《飞鸟集》共有326首诗,而郑振铎只译了其中的250多首,梁实秋认为:“一本诗集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该因为译者的兴趣和能力的关系,便被东割西裂”,“我们可以说这位选译家不忠于原集,因为郑振铎译出来的只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不是原著诗集之本来面目。” 

郑振铎有何反应呢?晚年的梁实秋写有《旧笺拾零》一文,引用了郑振铎给梁实秋的几封信,读来让人怦然心动———

“实秋先生:十一月五日的来信,已经拜读了。我非常感谢你的这种忠实的态度。我的朋友虽多,但大都是很粗心的,很少有时间去校读我的稿子的,只有你常常赐教,这是我永不能忘记你的好意的。我愿意以你为平生第一个益友!……我向你认罪,当你的评《飞鸟集》译文出来时,我以为你是故意挑战的一个敌人。但我的性情是愤怒只在一时的,无论什么人的责备,当初听时是很生气的,细想了一下,便心平气和,常常的自责了……不管你当时做此文的动机如何,然而我已受你的益处不少,至少已对于许多读者,更正了好些错误。实秋,我是如何的感谢你啊!” 

郑振铎比梁实秋大两岁,但郑振铎很能拉得下面子。听到批评,不但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及时迅速地反躬自省。其实,这跟君子之风无关,完全是出于对学问的敬畏。后来,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要出单行本,还约请梁实秋给自己校阅部分稿子。同时向梁实秋约稿,让郑振铎为自己主办的《小说月报》撰稿。梁实秋对郑振铎的批评,语言刻不刻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梁实秋的确推动了郑振铎的进步。

郑振铎 - 爱情旅程

初恋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高君箴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

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12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结婚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惟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国

19274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10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9581020日清晨,人们从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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