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

章炳麟(1869.1.12-1936.6.14),字枚叔,号太炎,又名章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思想家。他富于民族思想,先后担任《时务》、《昌言》等报编辑,并创爱国学社,鼓吹革命。后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坐《苏报》案被捕入狱。1905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主持《民报》。辛亥革命后,参加孙中山的军政府,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幽禁。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辛亥革命后,日渐脱离政治,专意治学。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和文学诸方面都有深湛造诣。章炳麟一生著述甚丰,被尊为经学大师,著作版本繁多,后辑为《章太炎全集》。

章炳麟 - 生平

早年师事著名经学家俞樾。1897年为《时务报》撰述,宣传变法,对康有为、梁启超但是孔教和尊清不以为然。听到孙中山因志在倾覆清朝政府在伦敦被清使馆诱捕后甚为同情。因思想分歧离开《时务报》,先后任职于《经世报》、《昌言报》等报刊,并为多家报刊撰稿。但仍寄希望于李鸿章、张之洞一类官僚。戊戌政变后撰文痛悼六君子,怒斥慈禧太后,清朝政府下令通缉,避走台湾。

1899年5月东渡日本,在横滨首次与孙中山相会。9月返上海,任《亚东时报》主笔。

1900年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上海张园国会,割辫表示坚决反清。《中国旬报》在发表其有关文章时孙特加写后记:“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1902年流亡日本,与秦力山至横滨谒孙中山,双方讨论革命胜利后的土地、建都等问题。在孙支持下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

1903年因痛斥“载湉小丑”而坐牢,在狱中为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题词:“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

1906年6月出狱,孙特派人迎至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民报》。

1907、1909年与陶成章等掀起倒孙风潮。

1910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任会长。武昌起义后返国,与孙捐弃前嫌。

1912年1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任会长。2月孙函聘为枢密顾问,未到任。宋教仁案发生后策动讨袁。

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后渐入颓唐,鼓吹联省自治,认为孙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为“非法”,反对孙联俄联共,与居正、冯自由、马君武等发表《护党救国宣言》,成立辛亥同志俱乐部,指责“现在广东的党政府……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孙逝世后撰《祭孙公文》,盛赞“惟公建国,继步皇明”,“天生我公,为世铃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本之侵略,只有战之一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要求“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

1934年迁居苏州。次年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 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

章炳麟 - 哲学思想

章炳麟的哲学思想大致可以190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思想反映了他从旧的传统思想中挣扎出来,敏锐地接受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学说,并努力用这些新知识、新思想来批判旧学的过程。他在《天论》、《公言》、《菌说》等文章中,论证了各原质成于以太、万物成于各原质的自然观,肯定人的精神依赖于各种化学物质组成的人体,是第二性的。这些思想,都带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性质。1906年出狱到日本后,他把佛教唯识宗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和西方近代的一些唯心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抛弃了原有的唯物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企图用这个哲学体系为民主革命服务。他从唯识宗那里吸取了“阿赖耶识”作为基本范畴,认为“阿赖耶识”是世界的本体,它是超越一切而又永恒不变的绝对物,世界上的一切最初都以萌芽状态蕴藏于它之中,“此识含藏万有,一切见相皆属枝条”。“阿赖耶识”处在清净状态中的时候,也称为“真如”,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根本东西。在他看来世界并非实有,“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万法唯心”。

一、认识论

章炳麟早期虽然有贬低感觉经验而夸大理性认识作用的倾向,但承认认识起源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因而其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到后期,随着世界观的转变,他的认识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赞同唯心主义经验论者D.休谟的观点,拒不承认感觉之外有客观事物的存在,认为“所感定非外界”。同时,在对理性认识的理解上,追随I.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认识主体具有若干先验知性范畴,如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等,它们绝非外界事物所固有。他把这些范畴叫做原型观念或阿赖耶识的种子。他认为人们进行理性思维时,“必有原型观念在其事前,必有综合作用在其事后”。由原型观念把零乱的感觉综合整理,才成为理性认识。

二、发展观

章炳麟早年吸取了近代进化论的理论,认为自然界经历了非常悠长的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从无机界进化到有机界,有机界从原始生物进化为草木,再进化为蜃蛤水母,而后“递进为甲节,为脊骨,复自鱼以至鸟兽而为猿、狙、猩、狒,以至为人”。同样,人类社会也是不断上升发展的,他说,“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章炳麟比较早地把革命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从理论上论证用暴力革命救国救民的必要性,指出:民智恃革命开之,公理以革命明之,旧俗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提出“俱分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的进化,认为社会的善与恶、苦与乐是“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他还注意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曾说:“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新以变”。但他又认为,事物的进化和新事物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事物各自的精神意识推动的,它们按照所谓“欲恶去就”、“渐思而渐变”的意志行事。这样就把进化发展归结为精神意识的作用,把发展动力的问题神秘化了。

三、宗教观

在对待宗教有神论的问题上,章炳麟既表现出积极批判基督教神学的近代无神论思想,又主张利用宗教为民主革命服务,提倡建立所谓无神教。他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从理论上批驳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他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夫上帝何为哉?”“非有上帝造之,而物则自造之”。认为世间万物皆由基本粒子“几”构成,不是上帝创造。他还从逻辑上揭露了基督教的种种矛盾,并指出:“然则神造万物,只被造于他,他又被造于他”,“以此断之,则无神可知矣”。但是,章炳麟对于佛教和佛经则深信不疑。他往往还运用佛教教义去批驳基督教教义。章炳麟虽然批判基督教有神论,却并不反对宗教本身。他认为要成就革命事业,必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在他看来,“所以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依他”。因此,他提倡建立一种不崇拜偶像的、发挥依自不依他精神的所谓无神教。在他的心目中,这种理想的无神教就是佛教唯识宗。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

四、哲学评价

章炳麟自形成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后,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自信他的哲学体系对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他的体系,主观意识是一切现象的根源,意识是自主的,外在的一切都是派生的,人们之所以有力量在于“自贵其心”。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哲学信念,才能自尊无畏,一往无前。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不但不能论证和指导革命,反而以主观幻想歪曲客观规律,对革命产生消极的作用。

章炳麟在后期越来越多地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互相印证,“以佛解庄”,“以庄证孔”,把他自己接受的种种唯心主义冶于一炉。

章炳麟 - 伦理思想

伦理思想是章炳麟整个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他把反对保皇派的斗争同批判封建旧道德结合起来,强调“革命”道德的作用,提出了善恶并进的“俱分进化论”,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中的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和要求。

章炳麟揭露了儒家伦理思想的虚伪性。他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中庸之道,“多在可否之间”,是封建统治者的“南面之术,愚民之术”。保皇派以儒家所倡的道德相标榜,实际上却是一群“志在干禄”、“污邪诈伪”的伪君子。他提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论断,强调“革命者”应当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性,养成知耻、重厚、耿介和必信的优良品质,能够对革命事业“确固坚厉,重然诺,轻生死”,即使是“私德”、“小德”也不能忽视,这样才能“任天下之重”。

章炳麟还把人们的道德状况同他们的职业地位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发展中,“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社会职业可分为16种,“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农工“劳身苦形,终岁勤动”,他们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而那些不事生产,专靠剥削的上层社会的人们,则是堕落的。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通过善恶对立和斗争而复杂地存在和发展着的。

章炳麟的伦理思想,曾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起过进步作用。但他往往夸大道德的作用,把道德的衰亡看作“亡国灭种之根极”,并错误地提出了“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主张,甚至宣扬“个人为真,团体为幻”的虚无主义,这在当时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在晚年,提倡尊孔读经,钻研佛理,其伦理思想具有更多的消极成分。

章炳麟 - 逻辑思想

章炳麟在逻辑上的贡献,主要是对先秦名辩之学、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运用其所熟悉的因明知识,参照西方的逻辑理论,解释、评论了墨家、荀况和惠施的逻辑思想。他的逻辑思想大都反映于《国故论衡》一书中,其中《原名》最重要,其次是《明见》和《语言缘起说》。他在《原名》提出了若干有启发性的问题:①论述了爵名、刑名和散名,其中最具有逻辑意义的是散名。散名就是加于万物者之名,它是名辩逻辑着重研究的概念之名。章炳麟认为对散名的研究始于先秦的惠施、公孙龙,但由于他们只想在辩论中求胜,因而有些地方不免流于诡谲。他指出,墨子和荀子的逻辑思想确是以探求是非的根本法则、穷究事理为宗旨的。②用因明理论阐释、论述了名的形成和种类。章炳麟认为,名的产生始于感觉,接着是感觉传入内心,产生对事物的认识,最后是离开感觉形象而产生用以思考的、抽象的名。他肯定了墨家把名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种类型的做法,并赞同荀子关于共名、别名之区分。对荀子提出的遍举万物的大共名和偏举的大别名、单名、兼名、异状同所的一实、同状异所的二实等,也作了论述。③讨论了辩说之道,将因明的三支和墨家的论证、西方传统逻辑的三段论作了较详细的比较研究。章炳麟认为,辩说之道是先见其旨(论题或结论),次明其柢(理由),然后取譬(用喻)相成,亦即按因明的宗、因、喻顺序进行的。三段论的顺序是初喻体,次因,次宗;《墨经》中论证的顺序是初因,次喻,次宗。它们都缺少喻依,所以不知因明三支。但因明三支也有局限性,比如不能表达墨家关于爱利、仁义的论证,不能反诘“言皆妄”的论点。他还提出,运用因明三支时还要注意,全称命题“凡火尽热”,尽管可以用作宗以测未来,但不能用作喻体以概括过去,因为没有人曾经遍验天下之火。

在《明见》篇中章炳麟具体分析了惠施和辩者的逻辑学说。他认为,辩者二十一事,只有关于飞鸟、镞矢、尺锤几条说得明白可以接受,关于目不见、指不至、轮不□地等也还讲得通,但其他论题如白狗黑、狗非犬等都不伦不类,足以乱俗。章炳麟指出,惠施和辩者不同,因为万物十事都是主张“无时、无方、无形、无碍的”,万事万物必因而混淆错乱。所以,惠施虽然析物至微,仍无补于求真。

章炳麟 - 政治思想

一、维新思想

章炳麟最初走出书斋投身到社会政治斗争,是始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卖国屈辱的《马关条约》,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慨。在京应试的举人康有为等发起1300多人参加的“公车上书” ,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随后,又组织了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等政治团体,出版《中外纪闻》、《强学报》等进步刊物,推动变法维新运动。救亡图存与变法维新的声浪遍及全国,给章炳麟很大震动。1895年,上海强学会征求会友,他立即寄去会费银16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存。1897年初,章炳麟接受梁的邀请,担任《时务报》撰述,在报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了的政治生涯。

章炳麟上任伊始,就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文,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前文里,他大声疾呼,中国要“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主张“修内政”,反对“不新制度,随俗雅化,惟旧章之守”的保守政策。在后一文中,他主张兴办学校、学会,“以教卫民,以民为国”。他指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以革命挽革命。”这是章炳麟思想的主要方面,但同时他这时期思想中存在一些糊涂的认识和看法。首先,他还认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把日本侵略朝鲜、辽东半岛看成是“非其黩武,冀自救也。”章炳麟从狭隘的地域观念出发,简单的把日本列为“同类”,把俄罗斯视为“异族”,因此提出“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其二,章炳麟此时对革命性质还认识不清,害怕革命,担心革命会导致外国干涉,“内乱不已,外寇间之”,“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使白种为之尸也。”因此,他主张“以革政挽革命”,即希望通过改良的办法达到富国强兵,保家卫国。

由于以上糊涂思想的限制,决定了章炳麟的维新思想,是十分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客帝”思想上。他反对封建专政,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受传统春秋大义的影响,痛恨满洲人统治,但迫于现实的复杂性,他认为迅即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汉人政权会导致大乱,给帝国主义可趁之机。因此,他找出一条折衷办法,这就是汉人以满清君主为“客帝”,希望其领导一场政治改革,变法自强,挽救危亡。这种软弱的想法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不久,爆发了反帝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组织了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清政府屈膝投降,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 ,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具。事实教育了章炳麟,它的“客帝”幻想破灭了。反清思想代替了他的维新思想,从此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排满。

二、排满思想

章炳麟最终与改良主义决裂是在1900年7月。那时候唐才常在上海发起“中国议会”,创立自立会,组织了自立军。该会宗旨宣布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权,但又拥立光绪皇帝,态度暧昧。章炳麟反对用“勤王”旗号。他说:“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因断发以示决绝。表示了要同清王朝战斗到底的决心。

章炳麟的排满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开始,章炳麟本着传统的春秋大义思想和对满清政府的刻骨仇恨,主张排斥一切满人。他在《客帝匡谬》一文中,对自己的维新思想作了检讨:“余自戊、已违难,余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1901年,他在《国民报》第四期发表《正仇满论》,具体阐述了他的排满思想。它主张,关外为满洲之地而关内为汉人分地,“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碑界以收复吾所以固有而已,而彼东三省犹为满洲之地。故曰逐满,而不曰歼灭满人。”在这里,章炳麟没有抓住要害,认清事物的本质。清政府之所以腐朽,应该推翻,是因为它奉行封建专制主义和对帝国主义实行妥协主义注意政策,而不是章炳麟所说的满汉两族本非一家。章炳麟为了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需要,竭力论证满汉不同种,满洲人不是中国人,而致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东北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于不顾,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分裂,也给顽固派和立宪党人攻击革命留下了口实。章炳麟并为觉悟,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对满洲人的攻击和对汉人“复国”的号召更加激烈。1903年,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并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此成为上海当时著名的“苏报案”的主角之一,在狱中仍坚持斗争。

章炳麟的排满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和主张是在出狱后,他开始把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开始把排满同排王权、反对封建专制联系起来。他在《讨满洲檄》里,着重列举十四条罪状,揭露满清贵族的封建剥削和压迫。1908年,章炳麟在《排满平议》中更加鲜明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尽管这时章炳麟已将满族统治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但他的思想仍未脱离满汉矛盾的圈子,仍念念不忘满汉分治。

章炳麟真正将排满的意图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完全等同起来,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昌起义时,章炳麟在日本东京,当时满洲留学生,惊恐万状。有人主张向日本借兵扑灭革命。章炳麟闻讯立即写了《致留日满洲学生书》,向他们说明革命军的立场,劝告留日学生,避免了一场可怕的后果不堪设想的恶性事件发生。至此,章炳麟排满思想的真諦,真正回到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各民族共兴中华的路上,从而达到了其排满思想发展的顶峰,而这也正是他排满思想结束的时候。

三、民主建国思想

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又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体制的国家,怎样去建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章炳麟本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出谋划策,不断四处奔走。这一时期他提出不少民主建国主张。然而他不能科学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情况和矛盾,这些主张也就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化为泡影了。

关于国家体制,章炳麟回国之初,主张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因为他看到已经光复的各省没有足孚众望的领袖,害怕完全统一会导致内战。但不久就转而反对联邦制。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他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与美国不同,因此反对联邦制。此时他较倾向于法国的责任内阁制。理由是:“君主以及之制既亡,大总统遂为相争之的。不速限制,由于专制不殊。惟有取则法人,使首辅秉权,而大总统处于空虚不用之地。”关于政权的构成,他主张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之外,应该还有教育、纠察二权的独立。

在拥护袁世凯的问题上,章炳麟由于没能及时认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而一度受骗,但当他一旦认清袁世凯的本质,则毫不犹豫地加入反袁的行列。后又加入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南北政权的对立,使章炳麟感到中央集权之一是在中国行不通,于是产生了“联省自治”的想法。在章炳麟看来,联省自治既可以抵御外侮,又可以避免内乱,还可以维护统一。然而这一思想在当时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在主张“联省自治”的同时,章炳麟政治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顽固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章炳麟这时思想守旧,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缺乏深入了解,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反对借俄人势力而压迫中华民族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使他逐渐堕落到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和悲剧。

四、民主主义思想

章炳麟虽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中国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当时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清朝又一次闪烁出灿烂的火花。他不顾年迈体衰,为宣传团结抗日四处奔走,呕心沥血,用行动照亮了他生命历程上第二个辉煌的时代。

章炳麟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有真假之分。辛亥革命前,它宣扬的是假民主主义,狭隘的民主主义。他的排满主义,只是汉族复仇主义加上反对清王朝腐败卖国的爱国主义的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排满,即使出于历史的偏见,也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需要。而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炳麟坚决主张抗日,痛斥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无所畏惧,爱国主义热忱见于言行。他大胆揭露蒋介石一伙“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有不如爱自身之性命”。他宣扬抗日主张,勉励张学良、冯玉祥等不计个人名位、利益得失,积极抗战。他亲自为抗日将士作《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为抗日烈士题写碑文,鼓舞抗日士气。他在大敌当前外患紧逼的情况下,主张捐弃政治分歧,一致对外抗日。逝世前十日,他致书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必然抗日,主张把绥远地区让给共产党作抗日根据地。而其辞世遗嘱,却只有两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表现了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爱国这一生反帝爱国的坚定立场和质朴高尚的品德情操。

章炳麟 - “三入牢狱”

第一次入狱是因为1903年的“苏报案”。章炳麟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

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章炳麟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中评论:“在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炳麟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直呼当代皇帝的名字,骂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显而易见,这种言论虽然发表在上海的租界内,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动和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于1903年6月30日上午到报社捕人。章炳麟器宇轩昂,明言相告:“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章炳麟为此付出三年牢狱之苦。

第二次入狱是因为1908年的“民报案” 。章炳麟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在章炳麟的主持下,《民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炳麟传入警署。章炳麟二入牢狱,时在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炳麟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对章炳麟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章炳麟获释。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炳麟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章炳麟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炳麟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袁世凯先将章炳麟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忧惧而死,章炳麟才获自由,又是三年牢狱之苦。

章炳麟 - 与孙中山的对立

1907年6月17日,孙中山在港为发动国内革命,派日人萱野长知回日本购买村田式快枪2000支,每支带弹600发。村田式快枪是落后武器,事为平山周、和田三郎、北一辉等日本友人得知,即转告章炳麟和宋教仁。章炳麟大愤,说:“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 

于是章炳麟径用明码电报打到香港中国日报社,说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认为他泄露了军事机密,非常恼火,便由胡汉民写信至本部谴责章炳麟,声言要执行纪律。继而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再干预军事问题。

孙中山并致函宫崎寅藏,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辉、和田等,日本方面的工作要宫崎一人“力任其难”,同盟会本部、民报社中人,均不必与之商议。

刘揆一因而函告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警语,要冯、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孙中山复函:“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并表示,辞去总理一职可以,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炳麟承认错之时。

黄兴写复函则谓:“革命力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黄兴的态度平息了同盟会的内讧。但孙中山从此不愿再过问同盟会本部工作,同盟会组织遂日益涣散。

章炳麟 - 讽慈禧七十生辰

今日幸颐和,明日幸北海,何日再幸古长安?亿万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七十更割辽东地,廿余省版图渐蹙,预期万寿祝疆无。

1904年,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各省文武官员都在忙于为她祝寿备办礼物,惟上海《苏报》(当时主编为章炳麟)与众不同,在她生日那天刊出此联“赠庆”,讽刺深刻,胆识非凡。

联中的“幸颐和”、“幸北海”等是指到颐和园和北海公园等地玩乐。“幸古长安”是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仓皇出逃西安,往返途中,依然大讲排场,穷奢极欲。“割交趾”是指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把安南(古称交趾,今越南)割让给法国,其时她正好五十岁。“割台湾”是指甲午中日战争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将中国的台湾等地割让给日本,而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慈禧太后刚好六十岁,为庆祝其寿辰,她不顾国家危亡,大肆铺张,严重影响了战备,最终由于以她为首的清政府的妥协退让,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而告终。“割辽东地”是指1904年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划为日俄交战区,任其在我领土上厮杀,残害我老百姓,涂炭我生灵,且战后东北南部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这副对联高度概括了慈禧太后腐朽的一生,也反映了以她为首的清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导致近代史上几次重要的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

章炳麟 - 为何外号“章疯子”?

鲁迅的恩师章炳麟,是清末民初有名的革命家和学问家,外号“章疯子”;章炳麟自称有“神经病”,但他对于这“神经病”却另有一番解释。章炳麟死于1936年秋,只比鲁迅早一个月;而鲁迅在10月9日写了悼念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到10月17日又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这是鲁迅去世之前两天所作的未完稿,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恩师章炳麟先生的感情之深。鲁迅在先前的著述里面,还特别提到章炳麟先生外号“章疯子”的一些逸事。

章炳麟的个性基本上属于“神经质”。

满清末年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二百多年以降,“避席畏闻文字狱”,在文化专制的血腥淫威之下,明末清初的遗民只能迂回曲折地抒发愤懑,而所谓“康乾盛世”士大夫只能沉匿于考据古籍。然而,到了20世纪初年,异族皇权风雨飘摇,满清政府穷凶极恶的威权强势已经荡然扫地,原先俯首听命的士群压抑长久的逆反心理,已接近沸腾。

于是,以章炳麟为代表的狂傲不逊的“疯癫”,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代表的铁屋中的呐喊,旷野上招魂的呼叫,废墟中冤鬼的怒号,发扬蹈厉,震撼人心。于是,个性人格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章炳麟作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家的“神经病”形象,应运而生,著称一时。

章炳麟的个性,他自己说是“神经质”。这种神经质乃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投射。

其实,章炳麟还先天患有癫痫病(俗称佯癫疯),所以16岁时不得不放弃科举考试的机会。这也不妨说“塞翁失马”,却使得他“得天独厚”吧。章炳麟生平的“狂”是出了名的,而他独特鲜明的个性远不止于“狂”。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说: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做敢为,大有作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章炳麟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狂者”。

章炳麟的神经质个性特点

狂——敢作敢为、狂热进取;

放——放浪形骸、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不朽——参政积极,学问独特;

热衷讲学——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

痴——日常生活心不在焉,痴迷书呆。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狂——敢作敢为、狂热进取

章炳麟的“狂”,不肯摧眉折腰、低首下心,而富于狂热的反抗精神。在1903年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入狱三年、1908年在日本被拘禁、1914年大骂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两年多,这三场冤狱之中,章炳麟狂热的革命斗志,得到突出的体现。

鲁迅对章炳麟的评价:“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他曾自称有“神经病”、自称是疯子、狂人。但有时候属于“真狂”、狂热、狂妄,有时候属于“佯狂”,就是装疯卖傻。章炳麟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炳麟颇有自知之明,自鸣得意,并非自贬。

二、放——放浪形骸、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章炳麟年轻时曾是江南大学问家俞樾(yuè)的得意门生。他参加过上海强学会,赞成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反满的“种族革命”。他去看望老师俞樾,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俞樾却大骂他不忠不孝。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章炳麟公开声明,跟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他狂妄地既不忠于朝廷、又不尊重师长,这在当时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

章炳麟因为“嬉笑怒骂皆为文章”,曾忍受被杖之辱。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炳麟古文造诣,聘为主笔。然而章炳麟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请捉章炳麟,按律治罪。亏了《正学报》坐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炳麟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这口气咽不下去,命骄夫把章炳麟扑倒在地,一顿乱棒。后章炳麟每与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炳麟就不语了。

章炳麟为人直爽,性格火爆,出言不逊、持论偏激、惊世骇俗,被世人称作“疯话连篇”或“狂言无稽”。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炳麟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年龄——万寿无疆。”

1902年4月26日章炳麟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留学生数百人报名赴会。日本当局迫令解散此会,并传讯章炳麟等。警长问章是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

章炳麟首如飞蓬,衣衫褴褛,不拘小节,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

章炳麟言论爱走极端,看着谁恶心了,不顺眼了,想骂就骂,想吼就吼,想咒就咒。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持论偏激,行为怪诞,又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但又一方面,他也算准了,自己盛名盖世,社会影响非同小可。杀一国士的恶名,谁担当得起?清末骂光绪皇帝小儿,这着棋似险而不险;民国初年骂袁世凯,袁自命天下英雄,不敢公然学曹操来杀章炳麟。所以他有恃无恐。章炳麟是一大手笔,就连袁世凯派去软禁他的爪牙都懂得:“炳麟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炳麟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章疯子”的绰号,对于章炳麟的社会政治影响也造成不利的一面。例如:当章炳麟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之后,黄兴曾写信给孙中山说:“弟与(汪)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按:指章炳麟)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章疯子”的名气更大,凡是不合时尚与流俗的话,多被指为“疯人呓语”。鲁迅有一段回忆:“民国元年,章炳麟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三、三不朽——参政积极,学问独特

像章炳麟这样最后一代的“士大夫”,晚年虽基本以讲学为主,看上去很像专业文化人;但他确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尽管他们常常回归学术,但大都出于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的选择。积极参政的情结一直存在,“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

细读章炳麟《自定年谱》,除了少年时期多涉及读书外,成年后涉及政治、社会活动的内容,远超过论学。可知章炳麟对于自己的定位,是“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周作人指出:章炳麟对政治的关切,原本“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致力“参政”乃是中国士人的传统。

传统所谓“三不朽”指的是“立德、立功、立言”。我国历代士大夫一向把“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章炳麟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国初年(1914)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 抗蒙古侵略有功的明代刘伯温墓侧;抗战前夕(1936)国难危重时则选择葬在抗满清的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他自选的盖棺定论侧重于“立功”,均以民族主义的“攘夷”为标志。因此鲁迅盛赞他的老师章炳麟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炳麟乃是公认的国学宗师,道德文章,堪称一代之雄;但他更倾心担当社会活动的责任。只要一脚迈出书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卑鄙的“食肉者”感到头痛的怪事。

卓尔不群,是章炳麟个性的特点。他常有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路。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被视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以致有人将它与“进步主义”等同起来。1906年,章炳麟发表《俱分进化论》,反对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演化:“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知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也就是说,社会“演化”可能走向“进化”,也可能走向“退化”。文中对有些人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表露了深切的忧患意识。两年后,他又发表《代议然否论》,就西方议会制的利弊作辩证思考,主张中国的制度应力求避免代议制的弊端。

章炳麟在1911年撰著的《齐物论释》,要求破除对权威和经典与膜拜,破除文明与野蛮的偏见,破除是与非的机械划分,强调不发达国家、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指出世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当时“惟西是尚”的流风下,章炳麟的观点从民族性出发,不盲从时髦,而敢于独树一帜,体现了对国家命运的独特思考,代表了现代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

四、热衷讲学——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

顾颉刚当年曾连续冒着雪夜的寒风去听章炳麟的国学讲演,“觉得他的话即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佩服极了。认为从此认清了做学问的大路,懂得“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他们的主宰。”

章炳麟去上海与梁启超同办《时务报》的时候,作为读者的谭嗣同就将其二人相提并论了:“大致卓公(梁)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二者虽风格有别,却难分轩轾,只是章文用典太多,过于古雅,一般的读者不易接受,故而黄遵宪的评价似可作为谭嗣同的补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之文。”

1919年初章炳麟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今日青年之弱点》,他本人的确有意调和新文化与旧文化。他在讲演中明确表示:“近来有人提倡新文化,究竟新文化和旧文化,应该怎样才得调和?”

章炳麟的言行中,一直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新潮中引入“整理国故”,参合新旧。章炳麟对国学进行了重新解说。他认为:“诸子学等于现在西洋的哲学。”后来更按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的系统讲述国学,这其实就是借鉴西学加以调整。曹聚仁记录章炳麟《国学演讲》,认为年轻人研究国学的原因有四:其一,区分精华和糟粕(腐骨),便于取舍;其二,系统整理,便于观察;其三,找出国学的真面目,抵御社会旧势力“借国学做护符”的反动,以利于趋新;其四,找出沟通国学与西方文化的方法,以便“合理的迎纳”。章炳麟先生讲国学,的确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

1924年胡适为清华学校策划兴办国学研究院,主张采取英国的导师制度,校方遂请胡适本人出任导师。谁知这位留洋的博士却自认才疏学浅,声称当今之中国非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诸公不足以担此重任。结果梁、王二位欣然赴任,章炳麟却因不屑与“保皇党”共事而拒受聘书。

1932年章炳麟到北平讲学长达3个月,故都各校的趋新弟子执礼谨然,其余各派学人也纷纷请益问学。这象征着五四以后文化界新旧、南北之间的冲突,重归“以平实而致博大”的轨道。

五、痴——日常生活心不在焉,痴迷书呆

章炳麟居住在上海时,每次自己出门外购烟,离家不过五六十步,便不识归途,又不忆门牌,只得沿途问人,问路之词甚为幽默:“先生,我的家在哪里?”闻者莫名其妙。

民国初年在上海,章炳麟跟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时常往来,有时在章家叙谈,有时孙中山派人驾车接他去。有一次章炳麟从孙家出来,孙家车马刚好都有事去了,门口只停了一辆人力车,他跨出门就上了人力车,挥手呼快走。车夫问:“拉往哪里?”炳麟向前一指说:“到我家里!”车夫便径往前走。拉了一程又问:“先生家住哪里?”炳麟说:“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家烟纸店。”车夫没法,只得拉了章炳麟走一程问一问,在马路上大兜圈子。孙家陪送章炳麟的人,当时要找一辆人力车同行,等找到另一辆车时,章炳麟已不知去向,便用电话向章家(汤国梨夫人)询问,得知章炳麟并未回家!急得孙家和章家分别派人四出寻找,终于在大世界附近,发现他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住送回家中。事后大家引为笑谈,忍俊不置。(根据汤国梨夫人晚年叙述)。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说章炳麟有一次从南京返上海,家人误记了班次,章炳麟一人下车,不知如何雇一马车,车夫问他到何处,章炳麟随口答道:“到我的家里。”车夫无办法,只得在市内兜圈子。家人接不着章炳麟,焦急万分,派十余人在市内寻找,好不容易才寻到……以后,章炳麟每次行动,即使在室内亦有侍役追随,不然,即给夫人添麻烦。

章炳麟居处皆是书,窗台亦设书,室内了无陈设,中置一床,每中夜睡醒,忆及某书某事,起床翻阅之,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亦不知加衣,莅晨仆役进室洒扫,见章炳麟持卷呆立,惊呼:“老爷,你还未着衣呐!”章炳麟方始惊醒。人到暮年读书,乃能读到痴迷的地步,章炳麟令人敬佩。

章炳麟 - 章炳麟的回头与鲁迅的不回头

章先是一个革命者,虽然也肯定孔子,但更多的是批判,不过辛亥革命后的现实使他重新回归传统。而鲁迅却至死都保持对传统的批判态度。从姜义华先生的《章炳麟评传》中感觉章炳麟实际上还是遗老心态,也就是说仍要用传统文化中已有的东西来应付千年之变局,而无彻底革新的意识,或者说他要利用传统中已经阐发过,但长期处于边缘的思想,如其对佛教及荀子的推重。他虽然痛恨封建君主专制,倡言民权,但却不明了荀子之学恰恰衍生出韩非子服务君主专制的思想,而儒学真正能面向现代民权社会的东西,他却不能明了,并视为糟粕。过盛的反满民族意识也使之不能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有深刻体认,他的回头是对现实失望而寻求内心安宁的体现。他的临终遗言要求子孙不得仕官外夷,恰恰反映出他看不到中国不被日人征服的可能,还想以保存文化血脉的方式倔强生存并进而化夷为夏。殊不知历史再不会重复明遗老的历史情境了,亡国就必然亡文化。以台湾为例,如无1945年的回归,日化教育一定会造出一代代日本人。现代教育的力量太强大了。鲁迅有幸晚起,能看到彻底革新中华文化的微茫希望,那就是通过批判而焕发真精神,再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塑造其现代形式,所以他永不回头,而这种永不回头,恰恰是他深悟儒学真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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