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达维逊

大卫·达维逊
大卫·达维逊(David Davidson,1854年—1942年)是一位犹太裔瑞典经济学家。他在1890年—1919年担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经济学和税务法(瑞典当时称为金融法)的教授,也是瑞典第一位经济学教授。他的家族是典型的犹太商贾,透过参与贸易买卖致富[1]。

达维逊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以后便一直待在这里从事法律和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他以35岁之龄便获得全职教授席位。事实上,19世纪瑞典的经济学教育仍然很不成熟,经济学必须附加于法律课程之中才得以讲授,所以那时代的瑞典经济学家无一不是获取了法律学位,达维逊本人便曾经教授民法,还短暂地担任地方法官。

他成立并且参与编辑一份名为《Ekonomisk Tidskrift》(经济日报)的期刊(1965年至1975年这10年间,这份期刊改名为《瑞典经济学期刊》,从1976年起又改名为《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期刊》.通过这份期刊,达维逊把当时瑞典经济学界依据德国历史学派分析经济史的风气改革为以英国古典学派理论主导的分析方法。达维逊一人便在期刊发表了超过250篇文章。

达维逊按照研究派别来分类,他可说是新李嘉图主义者。但当时李嘉图的经济学因为英美的边际主义而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放弃,达维逊尽力把李嘉图的观点和新古典学派互相调和,由于达维逊恪守李嘉图式的理论,使得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人成为他的思想继承者。尽管如此,达维逊在瑞典国内却享有超然的地位,他跟克努特·维克塞尔和古斯塔夫·卡塞尔并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开山鼻祖。三者之中,达维逊年纪不是最年长,但却是最早参与经济学研究。

斯德哥尔摩学派三位学术巨人的私人关系并不融洽,特别是维克塞尔和卡塞尔的关系更是恶劣非常,不仅是因为两者学术问题上有歧见,而且他们更曾是同一教授职位的竞争者[4]。达维逊跟维克塞尔的私交相对友好,两者的争论只限于讨论边际生产力理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理论,前者厌恶而后者则推祟之。达维逊也不喜欢卡塞尔,然而两人的交情不如维克塞尔和后者般恶劣,达维逊甚至试图充当和事老让维克塞尔和卡塞尔和好,不过维克塞尔公开批评卡塞尔的观点“杂乱”使一切变得徒然[4]。

达维逊从事经济学研究值得称道之事乃撰写了瑞典中央银行的历史,也对货币理论作出了贡献,他建立了一个“客观性”货币理论[2]。

他于1920年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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