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博

蔡博 蔡博(1924.6—1991.9),湖南双峰人,炼铁专家,先后担任了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厂长。

蔡博 - 基本资料

姓名:蔡博
职业:炼铁专家
籍贯:湖南双峰人

蔡博 - 简历

湖南双峰人,蔡和森与向警予之子,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医学院。
  自母亲向警予牺牲后,跟着祖母、大姑妈在双峰隐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乡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后,考取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总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庆转送乌鲁木齐,再由毛泽民带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时年19岁,是中国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伊万诺沃儿童院时,他是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他在钢铁学院学习期间,荣获了斯大林奖学金。 1948年毕业于莫斯科斯大林钢铁学院冶金系,获得炼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党为保护这位学有专长的烈士后代,在解放战争还紧张进行之时,没有及时令他归国。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等问题。期间,接见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愿回国的要求,刘少奇高兴地说:我与斯大林会谈,其中就提到接你们回国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随后,刘少奇与蔡博等人就国内形势、任务,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几天后,他就随同刘少奇回到了祖国。历任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处副处长、技术处副处长、炼铁厂厂长,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炼铁室主任,中国金属学会第二至四届理事。五十年代对鞍钢炼铁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进行了革新,推广了以生产区域管理制为中心的责任制度。组织进行了攀枝花钒铬磁铁矿电冶试验和竖炉直接还原试验,均取得了成果。
  蔡博归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亲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钢铁厂工作。当时,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重点工程。李根据留苏归国学生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后担任了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厂长。
  蔡博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他去鞍钢炼铁厂后,结合该厂的生产实际,成功地运用苏联的炼钢技术和管理经验。蔡博还大胆地提出与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厂长、车间主管和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专责制。实行这个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使鞍钢炼铁厂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曾在全国冶金会议上介绍推广。
  不几年,厂长负责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60年代,党安排他在钢铁总院炼铁室工作,他大胆地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课题,攻破了许多难关。
  “文革”中,蔡博在劫难逃。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在厂里“管制劳动”。“文革”后,蔡博被落实政策,作为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结中国炼铁技术经验,撰写了《钢铁研究院炼铁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评价。
  1984年5月,蔡博年满60岁,退居第二线。他退线不退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钢铁工业战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厂合一”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议。晚年,蔡博对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家乡及有关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不少资料。他曾多次回到家乡参与、指导蔡和森与蔡畅的纪念活动。
  不幸的是,1991年9月应邀回双峰参加蔡畅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开幕典礼回京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亲友】

  蔡和森共有4个子女蔡妮、蔡博、蔡转、蔡林。蔡畅只有一个独生女李特特。20世纪30年代,他们寄居苏联国际儿童院,留学莫斯科高等院校,归国后都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专家。他们和父母工作在不同的年代,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她们的名声虽然不如父母显赫,但他们的业绩无愧于父母。
  革命的大家庭
  蔡妮,1922年4月出生于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医学院;蔡转,1928年2月出生在天津;蔡林,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李特特比蔡博只大1个多月,1924年4月诞生在法国巴黎。蔡妮与蔡博是向警予所生,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暂。蔡妮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由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爱的时间更少,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外孙女李特特。其时,党派蔡畅与李富春由法国转莫斯科学习,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只好由外婆带回国来。葛健豪归国后,带着李特特住长沙天茂花园,在颜子庙创办的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大表姐刘千昂等组成一个家。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大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
  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到长沙看望蔡家的父母及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是她最后一次与蔡家的亲人相聚,好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了一张照片,算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仅过一年,向警予就英勇献身了,年仅33岁。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安排丈夫蔡蓉峰带着长女蔡庆熙及大外孙女刘千昂、孙儿蔡博回老家双峰永丰乡下,自己则带着长孙女妮妮、外孙女特特,转辗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与蔡畅兄妹都是“六大”代表,将妮妮带走,第二年去了莫斯科。葛健豪则带着刘千昂、李特特回到了家乡。从此,蔡和森、蔡畅的子女都随祖母(外婆)隐居到永丰附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毛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石板冲等处。
  在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关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地派员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至1929年,继蔡妮已跟随爸爸赴了苏联后,蔡博、蔡转、蔡林、李特特都先后离开家乡,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融入到了这个更大的国际大家庭里。
  蔡妮是1929年抵莫斯科的,到1953年归国,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4年。据她自己回忆说:“当时,苏联正处于困难而又动荡的时期,但苏联对那些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们的教育极为关心,为他们组建了儿童教养机构——国际儿童院。于是,我的父亲就把我安置在一个儿童院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
  “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于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她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上班时,姑父姑母对她的赠言就是:“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3年后,1957年组织上把她调到北京红十字医院,为中央首长和外国朋友服务。
  “文革”结束后,蔡妮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师生的欢迎。现在蔡妮已83岁高龄,身体尚健。她关爱家乡,对70多年前在家乡生活过的情况记忆还深。
  蔡转与蔡林是蔡和森与李一纯同志所生。李原名崇英,是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的老干部、老党员,曾在广州农讲所担任教员。1925年10月,随同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前往莫斯科,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同蔡和森结婚不久,回国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她跟随蔡和森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从事理论教育工作。在长达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蔡转和蔡林的养育也是尽了力的,于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1938年蔡转被党组织护送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学习,第二年就加入了少先队组织。她除了同苏联小朋友一起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外,还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补习中国的语言和历史。
  蔡转在国际儿童院学习期间,进步很快。15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中学毕业时,曾荣获金质奖章,免试进入莫斯科斯大林第二国立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她最会拉手风琴。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市举办大型文艺晚会,她都被推选登台演出。她有一个俄语名叫“阿尼亚”,每次集合时,兄弟姐妹们都欢呼着:“阿尼亚,拉一个,阿尼亚,拉一个!”
  1953年初,蔡转在莫斯科第二国际医学院毕业回国,分配在北京医院神经科工作,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白衣使者,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4月,为照顾夫妻关系调至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科。在武汉,蔡转常同爱人刘锡民一起深入基层。他们在湖北农村发现一种多发病——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这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脑血管病,在当时无论国际国内都没有查出这种疾病的原因,更谈不上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使许多患者由此丧失工作能力,乃至生命。
  蔡转取得了医院领导及爱人刘锡民的支持,从1958年开始对此种病因启动研究。她多次下乡蹲点调查病人情况,临床试验,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该病的病因、治疗及预防等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1963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神经精神疾病学会议”上,展示了这项成果,宣读刘锡民、蔡转等写的科研论文。
  蔡转和同事们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探索、试验,又陆续发表了系列科研论文。至1979年,这项被压抑了15年的科研成果,终于经过国家医学部门的鉴定,荣获国家卫生部优秀成果甲种奖。
  1986年,年近6旬的蔡转,还率领医疗人员深入鄂西北农村,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疗事业,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尊重、欢迎。
  蔡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1956年,同刘锡民恋爱结婚。刘锡民现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科教授。女儿刘燕,1957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83年公费派赴西德多特蒙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德国从事计算机信息研究;女婿侯佩宏同在西德攻读博士学位,现从事电视的研究。
  心系贫困山区的老专家
  李特特是蔡畅与李富春的独生女,1923年2月25日生于法国巴黎。只有8个月就跟外婆葛健豪回到了祖国,有时跟外婆住长沙,有时跟父母及外婆在武汉、上海等地住中央机关。大革命失败后,随外婆回到永丰隐居乡下,同表姐刘千昂、表弟蔡博,在家乡住的时间最长。至1938年4月,才离开双峰转入莫斯科。
  1939年秋,李特特入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她童年的学习生活,同毛岸英是同班同学。在这里,她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1944年,考入了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被调到苏联广播电台做校对、播音等工作。1947年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至1952年毕业归国。
  回国后,李特特长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她最先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1953年,她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开荒辟地,建设友谊农场。
  李特特在苏联学习的专业是植物生理。50年代后期,原子能的应用已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工业、采矿、医学、农业诸方面。中国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研究核辐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就把李特特从北大荒调回北京了。
  李特特运用她丰富的俄语知识,广泛收集苏联原子能应用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资料,建立了资料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为核效应研究,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好几年。在1958年至1960年间,她还参与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培养了1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实验室的骨干。
  遗憾的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所从事的核效应研究中断了。1974年她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但没有回到原子能核效应研究所,只能在中国农科院情报研究所作情报翻译工作。
  1978年李特特又调到中国农科院农业科学研究委员会做科研管理工作。1980年由她组织的“核辐射对农作物的生物效应”课题,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颁发的“科研进步二等奖”。另外,还选编了《国外农业》、《国外农业科技》等参考书。
  1984年,李特特离职休养了。但她只是办了离休手续,并未就此休息养老。曾有人动员她办公司,她没有答应,却主动参加了扶助贫困地区的工作。1989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她毛遂自荐,参加扶贫基金会工作,基金会的牌子还没有挂起来,她就第一个带头捐出了5000元,并走门串户,筹集扶贫资金,仅在1998年就争取到了300多万元扶贫捐款。多年来,李特特不顾年事已高,先后到陕西、甘肃、江西、湖南等省的老、少、边、穷地区作调查。除了扶贫工作以外,李特特还是欧美同学会理事。
  
【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来到钢铁学院学生宿舍,把他要回国的喜讯告诉蔡博。蔡博紧握着岸英的手说:“我也在等待着这一天。”随即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与打算,决心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炼就社会主义建设本领,尽快回到祖国。
  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后,于1946年1月8日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永福(岸英)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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