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旦


李旭旦,江苏江阴人。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人文地理学,提出用综合方法划分地理区域的观点,晚年大力提倡复兴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撰有论文《中国地理区域的划分》。

李旭旦 - 个人简历

1922年9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

1924—1930年,就读江阴南莆中学,毕业时总分第一,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

1930年—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其间与任美锷合译《人地学原理》,由钟山书店出版。

1934年—1939年,在中央大学任地理系助教,后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就读剑桥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江苏省北部区划地理”,获理学硕士学位。

1939年—1941年,经美返国,在重庆沙坪坝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开始担任地理学报总干事及总编辑。

1942年—1947年,兼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1946—1947年,并任美国MarylandUnivercity访问教授。

1948年—1950年,继任抗战后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1950年—1956年,科学院地理专业筹委会委员;译《苏联地理》;担任《地理知识》主编,1952年8月,院系调整,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

1957年—1979年,被错划成右派,还以坚强的意志着述,1963年写作“分式号码法的应用与评价,以苏州东山镇为例”,刊登在江苏地理学会论文集;1964年,译Wagner《海陆的起源》商务印书馆;着“现代地理学的几个问题”《地理知识》,1979年3期。到1979年右派错案才得以纠正。

1979年6月—1985年7月8日,当选为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这期间着述颇丰,积极呼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新生”,许多媒体都进行了采访和报导,为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旭旦 - 生平简介

从“时间”到“空间”

1911年,李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年稍长,就读于苏南有名的“南菁中学”。清贫之家,供一个孩子上名牌中学,包含着父母的多少心血。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惜时如金,发奋学习的秉性。辛勤耕耘的汗水,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其中他最有兴趣的课目是历史和地理。那时,他确实深深陶醉于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文化历史之中。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对历史的爱好,使他涉猎了各名家之思想。在他熟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后,认为读书不能忘救国。当时,十几岁的他,年少志高,时常考虑自己所学的知识怎样才能服务于民族与大众!随着对国事的日益了解,他逐渐看到了:这片有着灿烂历史的河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制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深深感受到:作为炎黄子孙,固然有着引以自豪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要深知祖国之大地,才能为国出力。于是,当他于1930年以全校高考总分第一名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学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系,作为他为之攀登终生的高山。

愿为一颗铺路石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文化伴随着他们的炮舰一起进入中国。从那以后,系统的人文地理学才开始传播进来。至20世纪初,许多先辈学者,实际上已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上做了许多宝贵的开创性工作。但是,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地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共同的意见。正是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中国的人文地理学那时还较少地作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而存在。有鉴于此,当时还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学生的李旭旦深深地感到:只有大力推动“人地关系”的研究,才能使人文地理学迅速地向前发展。于是他和当时的同学任美锷在胡焕庸、张其昀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翻译了法国人文地理学一代宗师白吕钠的《人地学原理》。这是一部人文地理学的经典巨着,内容渊博,夹叙夹议,翻译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一种执着的追求,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成功。在西方,自人文地理学诞生以后,围绕其理论基础,形成了两大流派。以德人拉采尔为首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法国白兰士及其高徒白吕纳的“人地相关论”则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自然固然能影响人,人类亦能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环境决定论”相比,“人地相关论”在当时显然是较为积极的一种理论。然而,中国当时的人文地理学者,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环境决定论”却颇具有市场。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翻译出版后,“人地相关论”的观点越来越被中国地理工作者所接受。可以说《人地学原理》的引进,对中国当时地理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6年,李先生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并于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这时抗战已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李先生回到母校担任地理系教授,讲授“英国地理”、“地理学思想史”、“人生地理学”等课程。国难当头,教学条件及生活都异常艰苦,但当时学术气氛却非常浓厚,他十分高兴地说:“我当时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已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李先生在那时的教学中,就非常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年暑期,他都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四川省内许多地方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1941年,李老参加了中华自然科学社的西北考察,并担任了团长。他们艰辛跋涉,考察了白龙江中游地区。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写成了“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一文。文中指出,这个地区的农民,“但知辟地为田,不知植林牧草,以养其田。故以言白龙江流域之土地利用,过重农业,忽视林牧,实为一不平衡之发展……”,“植树保土当为本区今后急需的农村建设工作”。可见,40多年以前,李先生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协调人地关系的宝贵意见。而且,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地提出:白龙江是我南北重要分界线——秦岭淮河线的向西延伸,又是中国东部农业区与西部牧业区的分界。这一见解成为解放后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划分地理界线的依据。

1946—1947年,李先生应聘到美国马里兰大学作访问教授。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地理区划问题。在谈到区划问题时,李先生激动地说:“当时地理区划已成为各国地理学者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中国,由于国土辽阔,地理状况复杂多样,要进行科学的地理分区殊为不易,不少中外学者都争相涉足于这个问题。我吸取了当时国外地理学中的先进方法,进行了独立的、综合的地理分区,把整个国土作为一个巨大的人地单元,既考虑诸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种自然要素,又考虑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人文要素,在深入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地域分异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一文,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上。”认为,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具体区划界线,至今仍不失它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将自然与人文综合起来划分地理区这一思想,当时在中国实属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李旭旦先生于1947年底从美国回国后,仍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李先生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1949年初,国民党曾打算把中央大学迁去台湾。在全校师生员工积极的支持下,他反对迁校,担任了“应变委员会”工作,保护学校免遭损失。他奔波劳碌,为中大平安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阳光终于驱散了乌云,给祖国人民带来了新生。李先生趁这大好时光争分夺秒地工作,他编着了《苏联经济地理》,翻译了《苏联地理》等书。并同施雅风、吴传钧等先生一道,在1950年创办了《地理知识》,并亲任主编达7年之久。为了更好地培养新一代地理教育工作者,在院系调整中,他毅然辞去原任职务,主动要求由南京大学转到南京师范学院创办地理系,开辟新的育人园地。缅怀往事,李老谦逊地说:“我当时只是摸索着做了一些工作,不过是在为后人开辟的道路上铺了一颗石子而已”。

李旭旦 - 科研工作

在李旭旦教授的履历表上,最简单的时期是从1958年到1979年,20多年的时光,只要用两个字即可概括“右派”。

正直的学者,坦白的襟怀,出于对党对人民深诚的爱,他的心上是容不下半粒沙子的。李先生和那一年代许多人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不幸。他困惑,他委屈,但很快他就感到心地坦然了。天地之广阔,历史之久远,个人的一切荣辱得失何足道哉!重要的是应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工作。于是,他把个人的不幸放在一边,陶醉于地理教学和科研的王国,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科学的新动向。60年代初,外国提出了新的大地构造学说——新的大陆漂移理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学说必将会给地理学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他立即翻译了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作,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将这一新兴理论及时引进国内。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极左思潮之下,这一新学说并未受到重视,直到10多年以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它对于地理学的科学价值。

李旭旦教授说:“自1979年底我卸下背负了20年之久的沉重包袱之后,心情异常舒畅。在1980年初广州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了必须复兴人文地理学。这一呼吁,犹如投石击水,有人担心,有人茫然,有人反对,然而更多的是赞同。因为在建国初期,在学习苏联地理学的过程中,对人文地理学就产生了偏见,认为它是‘反动的学说’,是‘伪科学’,因此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从那以后,‘人文地理’这一名词竟成了地理科学中的禁区。现在要复兴人文地理还得经过一番努力。”

一位年逾古稀的学者,为了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不顾多病的身体,多次应邀在国内外讲学,出席各种会议。他奋笔疾书,在报刊上为人文地理学撰文呼吁。他翻译了近100万字的外文书刊,介绍国外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新理论、新动向。为了培养人文地理学的新生力量,他更是呕心沥血。每当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在志于人文地理学的青年们的求教信像雪片般飞来,只要身体许可,他大多要亲自答复,为了满足高年级学生对人文地理学的求知欲,他拖着病体先后为他们作了10多次讲座。1982年,他还亲自招收了两名研究生。为了适应广大青年学习钻研人文地理学的需要,他不辞辛劳,为大百科全书主编了《人文地理学》分册,并翻译了詹姆斯的《地理学思想史》。

经过广大地理工作者的数年艰苦努力,人文地理学终于迎来了它的新生。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了人文地理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在全国高校开设人文地理课程。并在六五计划中把人文地理学列为加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李旭旦 - 治学方法

几年来,

许多有志于人文地理学的青年们纷纷向李先生写信求教治学方法,李老常因身体不佳不能一一作答而深感遗憾。为了促进人文地理学的迅速发展,李老坦率地对说,他想借此采访机会,谈谈自己的治学体会。他说:“我是一个书呆子。我认为,书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宝库。许多书是其作者几十年探索自然、博览群书、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有的书甚至是人类社会几百年知识的结晶,而通过阅读,花几天或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大致掌握它。地理学具有广博性、综合性的特点,它极端需要经常补充大量的信息。信息越多,新观念、新思想的形成越有可能。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避开勤奋读书这条道路登上科学之巅的。但是,仅仅在书桌上还出不了地理学家。

地理科学是以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它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对地理环境的探索。”说到这里,李老深有感触地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36年,当他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时,导师问他是攻读三年制的博士还是两年制的硕士。经过严肃考虑,他选择了后者。这样,他利用省下的一年时间和三分之一的留学经费,孤单一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周游德、法、瑞士、荷兰等国,登上阿尔卑斯山之巅,后又横渡大西洋,踏上美国国土,从东向西横穿美国,最后横渡太平洋回到祖国。这一环球旅行,使他观察、了解了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观察到了沿途人地关系的地域分界,大大增加了世界地理的感性认识。现在,许多青年,虽然能勤奋读书,但不愿走向野外去观察、去实践,实在是一种缺欠。因为地理学永远是一门与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

最后,李老谦逊地说:“治学之道,人各有异。我只想强调一下前人已讲过的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李旭旦 - 主要着作

“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近今趋向”,《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2期。

“什么要学习地理和怎样自学地理”《地理知识》,1982年,第3期。

“美区域地理学的新动向”(附作者给日本广岛大学石田宽教授的信件译文),《中国地方史志》,1982年,第1期。

“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地理学报》,1982年,37卷4期。

《地理学思想史》,(美)普雷斯顿·詹姆斯着.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1版。

“江苏省农村聚落的整治问题”,李旭旦、金其铭,《经济地理》,1983年第2期。

“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人文地理文集),1984年。

“世界各国人文地理学流派”,《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地理专辑),1985年第1期。

《人文地理学概说》,李旭旦主编,科学出版社,1985年。

《人文地理学论丛》,李旭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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