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


张弥曼院士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原籍浙江嵊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比较形态学、古地理学、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对泥盆纪总鳍鱼类、肺鱼和陆生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对传统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在中新生代含油地层鱼化石的研究中,探明了这一地质时期东亚鱼类区系演替规律,为探讨东亚真骨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动物地理学提供了化石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东部油田的有关地层时代及沉积环境的看法,在学术上和实际应用上都有重要价值。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2011年2月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2011年张弥曼研究员被授予2011年度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芝加哥大学建校120年来,首次将这一荣誉学位授予中国科学家。

张弥曼 - 简介

张弥曼,女,原籍浙江嵊县,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弥曼院士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从事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中-新生代地层、古地理学、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对泥盆纪总鳍鱼类、肺鱼和陆生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对传统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在中新生代含油地层鱼化石的研究中,探明了这一地质时期东亚鱼类区系演替规律,为探讨东亚真骨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动物地理学提供了化石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东部油田的有关地层时代及沉积环境的看法,在学术上和实际应用上都有重要价值。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2011年2月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 2011年张弥曼研究员被授予2011年度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芝加哥大学建校120年来,首次将这一荣誉学位授予中国科学家。

张弥曼 - 个人简历

1936年4月17日出生于南京。

1953年毕业于同济附中并考入北京地质学院。

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任职至今。

1965—1966年、1980—1982年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进修并获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3—1990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86年被聘为研究员及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92—1996年担任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1993—1997年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1995年被选为伦敦林奈学会外籍会员。

1997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名誉会员。曾先后被聘为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菲氏自然历史博物馆客座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解剖系客座教授,北美古脊椎动物学杂志编委,英国古生物学杂志国外联络人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报编委及主编。

张弥曼 - 求学历程

张弥曼,原籍浙江嵊县。“八·一三”后随父母逃难到四川北碚,然后辗转江西,小学时辍时续。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受到较持续的教育。小时候,父亲在医学院工作,因此张弥曼常常要穿过解剖室到父亲的办公室去叫他回家吃饭,看惯了许多男、女学生在实验室里解剖尸体,同时也认识了不少和蔼、敬业、有教养的医生。心里自然产生了长大以后当医生的想法。到了高中,范胜兰老师的生物课引起张弥曼很大的兴趣。张弥曼在上实验课时,解剖很细的小蚯蚓也不会碰破血管,使张弥曼相信双手还不算太笨拙。而且张弥曼自认还有一点死记硬背的功夫,对人也有一点同情心。因此,高中毕业报考医学院似乎已经是认定了的事。

毕业前,高张弥曼一年的同学蔡祖善(当时她留校任政治辅导员)找张弥曼谈话,动员张弥曼报考地质专业(几年以后,她也上了地院,也成了的校友)。其实在这之前,张弥曼已经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了许多带有号召性的文章,其中记得起来的有俄国著名的旅行家和学者奥布儒切夫(Обручев)写的《下一代的旅行人,祝你们一帆风顺。》在报上也看到了刘少奇的讲话,他说:地质是工业的尖兵,国家要建设首先需要工业,而工业首先需要矿产资源。现在想起来,这一届(或者包括下一届)同学中,受到这一句话的影响而学了地质的大约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因为年轻,对于跋山涉水、骑着骆驼在沙漠上遨游充满了幻想。于是张弥曼便决定报考地质。当时张弥曼的父母根据他们对张弥曼的了解,希望张弥曼报考医学或者外语。知道张弥曼将报考地质,张弥曼的母亲有点不太愿意,她请了她的朋友、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绥宁老师来说服张弥曼不要报考地质,她们的理由是张弥曼太瘦弱,吃不起苦。而张弥曼那时年轻气盛,比较喜欢逞能,于是仍然报考了地质。

由于连年招了许多学生,北京的校舍已是人满为患。地院的新生部便设在了宣化。一听说要去塞外,母亲立刻给张弥曼做了一件厚厚的大棉袄,可以罩在小棉袄的外面,小棉袄里面当然还可以穿不止一件毛衣。这件棉袄,直到回到北京张弥曼都没舍得穿,一直在等待更冷的天气。老师们十分敬业。高平老师、边兆祥老师等都亲自到宣化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任课,年轻的老师如陈华慧、方克定、李文祥、丁国瑜、许高燕等都是学生的好榜样和好朋友,晚自习时,他们经常到教室里来辅导。其中也有后来名副其实地成了同学的“好朋友”的。星期六晚上在大食堂跟着体育老师的鼓点跳舞,成了每周的定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体育活动,大家穿着破旧的棉袄,直跳到满身大汗为止。

学校很注重对新生的教育,经常请来高年级的同学或老师,给讲他们的感受和经历。给张弥曼印象比较深的是高一年的王山山同学、尉葆衡老师和一位报告中国石油勘探情况的老师。前不久偶尔和刘光鼎先生谈起在新生部的往事,才知道,后一位报告人竟然是他。虽然他如今依然潇洒不减当年,但毕竟已不再是张弥曼印象中那位穿着浅蓝色毛衣体态修长的年轻人了。有时同学们自己也介绍学习经验,物探系聂熏力碧同学的介绍给了张弥曼许多值得仿效和学习的地方。同学们组织晚会自编自演也是经常的事。大系十班的笔杆子是李鼎容,她不仅常给校广播站写稿,每次班上要出节目,编写的任务便非她莫属了。记得有一次演一出介绍祖国丰富矿产的短剧,其中要有人扮演各种矿产,演煤的人要涂得满脸漆黑,女同学郑兴蓉自告奋勇扮演煤的角色,张弥曼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和宋长起一同从后台蹦出来的情景,不知他们后来用什么办法洗去脸上的黑颜色,因为水不多,热水更不多。

到烟筒山龙烟铁矿的旅行,是张弥曼第一次的野外经历,虽然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记忆中留下的已所剩无几,但张弥曼终究还记得在那次旅行中第一次看到了鲕状赤铁矿,并且至少对泉水的一种成因有了感性的认识。从宣化回到北京,住进祖家街的宿舍。仍旧是一间房住二十来个人,由木炕换成了绕墙一周的拥挤的上下铺。而房间当中终于有了一张紧挨一张的桌子。上大课人多,抢占好一点的位子或许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也仍然是很普通的事。由曲玉珍老师、关英老师和张俊福先生教的几门基础课条理清晰,注意力不知不觉地被他们吸引。虽然现在可能课程内容的绝大部分已经如数归还给老师,但正如曲玉珍老师时常强调的,“要概念清楚”,这些功课对于培养的思维能力有极大的影响,在日后工作中的助益是无法估量的。有些课程的形式也很活泼,分析化学每次课前的小测验常常令人紧张兴奋,课外小组又让人有更多动手和思考的机会。当时大学生不仅上学不要钱,吃饭也是不要钱的。张弥曼在昌平龙山实习时也曾一顿吃了14个包子(当时还没有用粮票,所以每个包子至少不会少于一两),创下女生的最高记录(据说男生的记录是29个)。这一消息居然传到邻校,赢得张弥曼的中学同学的惊诧。

西山的测量实习,龙山的地质实习也都记忆犹新。测量实习结束时,老师给张弥曼提了一条意见,说张弥曼不像以前那样用功了。因为张弥曼已经知道要去(前)苏联学习,眼前的功课便懈怠下来。听了老师的话,虽然当时感到羞愧,但在几十年中,这种偷懒的恶习却没有多大改变,这也是张弥曼一生中愧对老师的事件之一。

同学中张弥曼佩服的人很多,除了聂熏力碧和张弥曼的同班同学孙岱生,张弥曼最佩服的还是阎文敏,张弥曼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她都是的榜样,她的学习,她的朴实,她的才气,她的诚恳待人等等。还有许多张弥曼认识和不认识但听说过的同学,张弥曼都非常佩服。私下里张弥曼会大言不惭地说,那一届同学确实很优秀。遗憾的是,后来得知,张弥曼所佩服的同学中有不少人被错划成了“右派”,一生一世失去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生活苦不堪言。

有一件让张弥曼感到骄傲的事是,张弥曼曾经有幸和曲礼娥、刘馥、易定容一同参加过北京大学生运动会并得到女子4×100米接力赛第四名。

一次新生部选举团委委员时,不知怎地,竟选上了张弥曼这个未被事先提名为候选人的人;另一次是,学校在选拔留苏预备生时,起初张弥曼也并未被列入校方提出的名单之中,但学校当时挂出了一个意见箱,请同学们提出意见,又不知是哪位同学把他(或她)的意见投进了意见箱里,给了张弥曼到(前)苏联去学习的机会。

张弥曼 - 职业成就

张弥曼长期从事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中生代晚期及新生代地层、古地理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60年代初期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考查和研究中生代晚期(距今约1.3亿年)的鱼类化石。1965年底至1966年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开始泥盆纪鱼类化石的研究。经约十年的“文革”间断后,70年代中期调查、采集和研究了东北白垩纪中期(距今约1亿年)及渤海沿岸地区新生代始新世(距今约0.5亿年)以来的含油地层中的鱼类化石,对含油地层的时代和环境提出了与当时通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后来已被石油地质专家们采用或部分采用。

张弥曼还结合前人长期以来的工作成果,总结了中国东部晚中生代以来鱼类区系的演替情况,指出了由各时期中国东部鱼类区系与世界其他地区鱼类区系的异同而引发的一系列很有意义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动物地理学方面的问题。由于生物和地球的协同进化,这些问题也将涉及到曾经发生过的有关地质事件。她的这些工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兴趣。更重要的是她在泥盆纪鱼类研究方面所得出的成果。由于她曾师从瑞典学派的三位主要学者,因此她在斯德哥尔摩期间有可能采用虽耗费大量时间但能提供丰富信息的连续磨片及蜡制模型的方法,对中国特有的产自云南省早泥盆世的肉鳍鱼类杨氏鱼(Youngolepis)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成为目前曾用这种方法工作的少数人之一。通过连续磨片对杨氏鱼脑颅、脑腔及血管、神经通道的复原而得到的详细结果不仅用传统的观察方法很难获得,甚至采用最新的用CT照影的方法也无法得到这样准确的信息。

张弥曼对杨氏鱼及另一种肉鳍鱼类,即属于肺鱼类的奇异鱼(Diabolepis)所做的形态解剖学方面的工作对于近十几年来肉鳍类的系统发育关系和四足动物起源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受到国际古生物界和系统动物学界同行的普遍重视。由她主持的课题在泥盆纪鱼类化石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一等奖;此外,她对中国东部中生代及新生代鱼类区系的研究,也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张弥曼 - 代表论着

1.张弥曼.1963.《中国东南部中鲚鱼的新资料及其系统位置的讨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7:105—122

2.张弥曼、周家健.1976.《松辽盆地似狼鳍鱼属的发现及骨舌鱼目的起源——东北白垩纪鱼化石之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4:146—153

3.张弥曼、周家健.1977.《浙江中生代晚期鱼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12:1—59

张弥曼 - 科学访谈

荣誉属于中国古生物学界

 

有一条远古时代的鱼,以她的名字命名 
有一本全球古生物论文合集,以她的名义出版  
最近她刚刚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荣誉并不属于我个人……”  
见到新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张弥曼时,祝贺的话刚刚出口,张弥曼的脸上就掠过了一丝“惶恐”。  
熟悉她的同行、学生,甚至记者,都知道她为人低调、不喜欢被采访。几年前,尽管她接受了英国《自然》杂志的采访,但从戴尔顿的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出,采访进行得颇为“艰难”,他的文章中明确写道:“在采访过程中,当问及她的成就时,她总是避而不谈。”  
因此,这次采访并未预约,凭着多年在所里走动,常常碰面并互致问候的老关系,记者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直接敲门而入。  
张弥曼的一番话解释了她脸上的“惶恐”。她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很复杂,主要是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我真是配不上这个荣誉。很多同行、学生都比我优秀,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的周志炎,就是张弥曼心目中“做得比我好”的同行之一,几天前他也曾致电表示祝贺,了解到张弥曼的感受后,他安慰她说:“你就当自己是代表中国古生物学界,接受这个荣誉。”  
于是,张弥曼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我接受了这个说法,把这个荣誉当成是给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共同荣誉。” 

画鬼易,画人难

尽管不愿意谈自己,但谈起工作来,张弥曼还是颇有兴趣。10多年前,她将自己作了很长时间的泥盆纪鱼类研究,交到了年轻人朱敏手上,自己则转向了新生代鱼类的研究。  
七八年前,时已年近70岁的张弥曼,亲自参与了青海野外考察和挖掘。  
尽管对放手了的泥盆纪依然“很是眼馋”,但说起新开辟的新生代,张弥曼同样满怀热情。  
张弥曼说:“从新近纪起,青藏高原开始隆升,对全球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古生物领域看,哺乳类动物研究在认识青藏高原隆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鱼类则有它独特的地方。”  
哺乳动物可以大范围迁移,鱼类的迁移则更多地受到水域的限制。哺乳动物反映的是陆地的变迁,鱼类则折射了水域之间的关系。从鱼类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湖、河之间相通与隔离的关系变化。  
青藏高原不仅仅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高地,从这里流淌下来的水资源,也润泽了亚洲的广阔地区。南亚、东南亚的大多数河流,都发源于青藏高原。  
几年前,张弥曼和她的同行发现了一种长着超常粗大骨骼的鱼——伍氏献文鱼。它来自青藏高原北部。在柴达木盆地的干旱化进程中,它很可能是当地“苦苦支撑到最后的鱼”。它粗大的骨骼是在三四百万年间,喝着高盐高钙的“石灰水”而形成的。它的出现,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画鬼易,画人难”,张弥曼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她在新生代鱼类研究中“如履薄冰”的心情。  
“由于新生代年代比较近,大家都觉得不稀奇,因此写出的文章很难在影响较大的杂志上发表。也由于年代近,与现生鱼类会有更多相似之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更容易受现生鱼类专家的质疑,或者印证。必须格外谨慎、小心地对待研究过程与结论。”张弥曼说。  

一条让人感动的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后,从张弥曼手中接过泥盆纪鱼类研究的朱敏,200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果——梦幻鬼鱼。  
梦幻鬼鱼,一个很别致的名字,当年朱敏曾解释过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是一条在进化中处于过渡环节的鱼,古生物学家梦寐以求、寻找多年。很久以来,它存在于古鱼类专家的脑海中,他们在想象中反复勾勒它的形象。终于,这条鱼被朱敏的团队在更久远的志留纪地层中找到了。  
这条鱼解释了为什么张弥曼对泥盆纪的鱼类难以割舍。 
朱敏说:“有颌类的起源、鱼类登陆,都是脊椎动物演化上的大环节,重要的化石材料一直没有露面,因此,在这个领域很有可能因为一件标本的出现,打破旧有框架,这是很让研究者感到振奋的。”  
显然,这是一个更令人期待的领域,有很多“热点”科学问题,在国际上有很高的显示度,也更有机会在《自然》、《科学》这样的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  
朱敏认为,张弥曼现在关注的重点很基础也很传统,包括亲手作不少现生鱼类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这些重要的积累性工作着眼的是未来。  
张弥曼的“割爱”之举,在时下的学界并不常见,朱敏心怀感激。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四五位张弥曼的后辈学者,在他们心中,总有那么一两件与张弥曼相关的事情甚或只言片语,令他们感激、难忘。  
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忠和,并不是张弥曼的学生。而当年他无论是从古鱼类艰难转行到古鸟类还是去美国留学的阶段,张弥曼都给予他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周忠和说,1992年,张老师帮他联系参加了一个有全额资助的国际会议,她要看看他写的英文摘要。看完后她仔细询问摘要是不是他自己写的,有没有人帮他修改过,并主动提出如果他想出国留学,她可以写推荐信。这在当时对周忠和确实是个不小的鼓励,因为他早听说她不是对谁都答应写推荐信的。  
“1999年,我在美国即将博士毕业,想回国工作,当时我不符合‘百人计划’的条件。在这件事上,张老师帮我和有关部门解释、沟通,最终我破格入选‘百人计划’。”周忠和回忆说。  
爱惜人才,就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张弥曼的大弟子于小波,在“文革”中没有机会上大学。张弥曼“破格”将他收在门下,最终使他有机会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男儿有泪不轻弹”,而20年前,张弥曼的一封信,使正在美国学习的苗德岁流下了眼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一片“人才外流“的忧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苗德岁给张弥曼写信,希望延长留学时间,在芝加哥继续做博士后。  
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人认为,苗德岁的请求不会被批准。而张弥曼的回复出乎他们意料。  
苗德岁说:“真正让我感动的,不是张老师的批准,而是信里的话。”  
张弥曼在信里写道:我们期待着你将来学成回所工作。如果由于家庭和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因素,最终你决定不回来,我也希望你能记住我们这个研究所,就像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一样。  
“当时我惊呆了,我第一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也是因为这几句话,20年来,我一直把自己当做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员。”苗德岁说。  
2006年,在张弥曼70岁生日之际,朱敏将一项鱼类起源方面的重要发现,献给了自己的老师,这就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晨晓弥曼鱼。  

一位有“争议”的淑女

张弥曼语音平缓、轻柔,笑容纯净、亲和。《自然》杂志主编在描述她时,称她为“中国淑女”。对这种描述,熟悉她的人却并非人人赞同。在她温和的眼睛里,蕴含着几分刚强和理性。即便是记者,也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淑女。  
在瑞典留学期间,她给同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沃德林认为,不说过头话的作风,使张弥曼的数据资料更可信。她不会越出证据说话,从不夸张。因此,当她说什么的时候,你就信。  
这种看法与周忠和不谋而合。  
周忠和说,她从不乱说话,但关键时候,她敢说话,因此她的话很有威信。  
《自然》杂志的记者没能从张弥曼口中得到更多信息,但从周围人那里,找到了他需要的。  
戴尔顿表示,虽然同行们经常谈论张弥曼为人温和、热情的一面,可大家都承认她也有“铁血”和坚强的一面。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张弥曼到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危险地区,为野外实习打前站。当时,那里敌视外来人,旅馆也不接待外国人。了解这段经历的北京大学古生物学家高克勤说,为了要个房间,她坚持跟人家理论,并拍着衣兜说,“我有钱,我有钱!”她的坚定与无所畏惧,使她最终得到了那个房间。  
张弥曼重视写作,在周忠和还是学生的时候,她曾主动借给他几本鲁迅的著作,叮嘱他打好写作功底。  
张弥曼自己也喜欢写作,记者读过她的几篇“闲文”,写故乡、写抗战时期逃难经历、写大学生活。她的文章清秀、生动,读起来颇感愉悦。 
在《逃难》中,她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虽然实践上还差得很远……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739年,是瑞典最高学术机关和最大的科学中心,在世界上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和前苏联科学院齐名。  
该学院目前包括大约420名瑞典院士、175名外籍院士。  
从建院起,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一直是终身制。到20世纪70年代初,瑞典皇家科学院进行了改革,新的改革措施规定,老院士一过65岁,即可增补一名新院士,老院士依然可以保留院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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