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赛娟


陈赛娟 女 遗传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5月21日出生于上海市,原籍浙江省鄞县人。198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上二医瑞金医院血研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陈赛娟 - 概述

陈赛娟出生于1951年,她和她的同代人亲身经历了上世纪50-60年代年青共和国的茁壮成长期,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路程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大好时光。陈赛娟从一名普通的纺织工人走上医学科学的道路,并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她在国内建立了完整的细胞和分子遗传学技术体系,阐明了我国白血病核型变化的基本类型和分布格局,为白血病的诊断、分型、治疗和预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国际上首先克隆了Ph染色体阳性急性白血病中BCR基因第一内含子的断裂点丛集区,提出了BCR-ABL基因重排的工作模型。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中具有变异染色体易位t(11;17)的一种临床类型,证明了该易位导致的PLZF-RARa融合基因的致白血病作用。首次阐明了APL经典易位t(15;17)所致PML-RARa变异型转录本的形成机理。识别了一组核孔蛋白NUP98相关的染色体异常以及婴儿白血病中的t(11;19)(q23;p13)易位,揭示了NUP98-HOXA9,NUP98-HOXC11,NUP98-PMX1和MLL-EEN等染色体易位所致融合基因的致白血病机理。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变和M2b型白血病发病机制的研究,丰富了白血病"多步骤"发病的学说。参与指导了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诱导分化、凋亡治疗APL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为APL靶向治疗概念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共发表论文300余篇,被引证7000余次,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10个奖项。
   
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赛娟 - 家庭

丈夫为刚刚就任的卫生部长陈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研究生,他们是由从同窗成为终身伴侣的。他曾在我国著名内分泌学奠基人邝安教授的极力推荐下,于1984年10月被学校派往法国担任外籍住院医生。

陈赛娟 - 医生之梦

1958年陈赛娟进入上海市卢湾区顺昌路第一小学,那时学习条件非常简陋,但课后学习方式与现在大为不同,不是请家教或家长辅导,而是组织同学的自学小组,互相学习,独立思考,1964年陈赛娟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卢湾区重点中学向明中学。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美好的中学时光在初二时即辍然中止。
                         
1968年,陈赛娟17岁,先是分配至上海第六印绸厂,当过几个月的车工,后因工厂合并,进入上海第五丝织厂,当上了一名纺织女工。她在准备车间工作,学会了摇纡子、扦经等工种,有时还利用休息时间到力织车间学习挡车,纺织工人马不停蹄的三班制工作使她得到锻炼,也更体会到工人师傅的辛劳。陈赛娟积极争取成为工人阶级先进组织中的一个成员,197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2年陈赛娟被推荐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三年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为瑞金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毕业一年后在上海市松江县新浜公社赤脚医生大学的教学经历给了陈赛娟深刻的印象。陈赛娟承担了赤脚医生大学大部分医学基础和临床课,包括病理生理、生化和内科学,既培养了赤脚医生,又使陈赛娟进一步巩固了大学期间所学的课程。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报考制度后,从陈赛娟报名到考试,虽然仅二周的准备时间,但陈赛娟顺利地考取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血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陈赛娟师从著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教授。陈赛娟的硕士论文是研究血液的“高凝固状态”,高凝状态参与包括冠心病、糖尿病、肾脏病在内的多种常见病的发病机理。这一研究涉及到当时不少较先进的生理、生化测试,还需要进行大量统计学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个具有挑战性的交叉学科课题。1981年陈赛娟终于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血液学硕士学位。

陈赛娟 - 报效祖国

为了进一步在专业领域得到深造的机会,1986年1月陈赛娟被学校派赴法国巴黎著名的血液病研究中心圣·路易医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通过调研,陈赛娟认识到细胞和分子遗传学是白血病诊断的重要依据,也是白血病分子机制研究的突破口,而国内血液学界尚缺少这门学科。因此,陈赛娟决心以细胞遗传学研究为切入点,架设一座血液学临床和分子研究的桥梁,探索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为了专心致志地做研究,陈赛娟将不满二岁的儿子留在国内,报考了巴黎第七大学的博士学位,师从国际著名细胞遗传学家洛朗·贝尔杰。从此,白血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成了陈赛娟一生追求的事业。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初期,陈赛娟一方面学习细胞遗传学核型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研究带有费城染色体(由第9号和第22号染色体相互易位所致)的白血病细胞之免疫表型,即在细胞膜不破裂的情况下同时作核型分析和免疫表型分析。当时染色体荧光素原位杂交技术尚未引入,尽管化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进展仍不顺利。1986年,分子生物学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应用Southern、Northern分析,DNA测序、分子克隆和染色体步移等方法,陈赛娟终于在“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急性白血病中鉴定了一种新的分子畸变。在此种畸变中,费城染色体形成过程中22号染色体BCR基因的断裂点不是位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经典区域(基因的第12至14内含子),而是位于BCR基因的第一内含子,从而为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了有用的分子标志,也为该型白血病染色体易位的可能机制提供了工作模型。在法国三年多时间,陈赛娟每天工作12-14小时,从无间断。辛勤的耕耘终于换来了甜蜜的收获,陈赛娟一共发表了十二篇论文,其中在《Blood》、《Oncogene》、《Nucleic  Acids  Reserch》、《Leukemia》等杂志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6篇。1989年,陈赛娟以最佳评分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位法国专家说:“我也做过类似的研究,知道要攻克这项难题非常不容易,要付出很多艰辛的劳动。”陈赛娟的导师开玩笑地对人说,“我不能直接称她是居里夫人,但她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女性。”

 一些好心的朋友提出了建议,认为在西方国家发展机会更多。陈赛娟和陈竺也有过一些讨论,但他们的结论却与之相反:中国的科学事业更需要人才。他们对法国文化的热爱绝不会少,但对祖国的热爱则更多。实际上,在出国期间陈赛娟夫妇一直将孩子留在国内,也就是要用对孩子的思念来更加坚强回国创业的决心。

1989年6月,是陈赛娟夫妇向学校承诺回国的时刻,机票都预订了,但就在此时国内发生了“六四”重大事件,一段时间内回国航班全部取消。在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个月以后,1989年7月4日,陈赛娟和陈竺一起登上了回国的班机。临行前,许多法国同事非常担扰,都劝说陈赛娟夫妇改变主意。对于陈赛娟夫妇的回国,国内很多人也不理解。那时“出国风”正处于高峰阶段,有些人甚至以为他们肯定是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要回国。陈赛娟心里想,不管人家怎么说,让历史证明他们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吧!至于科研条件,没有也可以创造。当法国导师贝尔杰了解到陈赛娟夫妇坚持回国是为了投身于国家的科学事业,也非常感动。他亲自带着陈赛娟夫妇去法国癌症基金会说服其负责人,争取到一笔十万法郎的基金资助陈赛娟夫妇回国创建实验室。在当时,十万法郎也算一笔不小的资金,陈赛娟夫妇全部买成了仪器设备运回国内。

陈赛娟 - 回国创业

回国创业需要勇气。瑞金医院是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医院,有丰富的临床资源,陈赛娟夫妇学习巴黎圣·路易医院的科研体制,将实验室放在医院里,变临床资源为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之源。然而医院的医疗任务非常繁重,在80年代末,要在临床医院里建一个基础研究实验室谈何容易!在回国前陈赛娟作了一定的准备,收集了若干实验室急需的宝贵试剂和材料。回国后一部分从国外带来的昂贵试剂要放在低温冰箱里,当时医院尚无-80℃低温冰箱,只能放在上海二医大基础部的低温冰箱里。未料一星期后低温冰箱发生故障,价值几万法郎的试剂全部报废,真是欲哭无泪。临时建立的实验室在门诊5楼,仅十个平方米,好不容易从法国进口的几套设备在实验室里放不下,就放到走廊里,与医院门诊超声波、心电图室外经常拥挤和喧闹的环境共处。一些需要超速离心机等昂贵设备的实验就到外面的研究所去借做。每次都是把那些贵重的标本、试剂、试管小心翼翼地放在自行车前的篮筐里,无论雨天、刮风、酷暑、严寒都坚持不懈。记得为了做一次PCR实验,曾经一天到坐落在岳阳路的上海生化所去过三次。

用了二年的时间,陈赛娟和同事们建成了系统的白血病标本库,细胞遗传学实验室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在王振义院士的指导下,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在临床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论文于1988年在《BLOOD》发表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其诱导分化治疗的分子机制亟待阐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陈赛娟日夜拼搏,终于与国际上其它三个研究组同时发现APL患者所特有的染色体易位t(15;17)可引起维甲酸受体(RAR)基因和早幼粒细胞白血病(PML)基因的重排。PML-RAR?融合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质,不仅在APL发病原理中起着核心作用,也可作为白血病细胞分化治疗的一个分子标志。研究论文在1991年分别发表于《Leukemia》和《Blood》。

1990年,一位患APL的病人在接受常规治疗后未发现好转,这一特有的情况引起了陈赛娟们的注意,经反复观察和分析,意外地发现该患者与其他病人不同,具有一种变异型的染色体易位,除了累及17号染色体的维甲酸受体基因外,还累及11号染色体。

1991年7月-10月,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肿瘤研究实验室肿瘤分化诱导疗法的国际权威魏克斯曼教授邀请陈赛娟到美国进行科研合作。那时科研经费和信息交流较缺乏,实验室又正处于搬迁阶段而不能正常工作。陈竺和陈赛娟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遇拓展国际合作。利用与魏克斯曼合作的机会,带着手中正在进行的课题去美国,由于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陈赛娟夫妇就发现了APL中PML-RAR?转录本的异质性,又在国际上首次克隆了变异型染色体易位t(11;17)中11号染色体受累的基因。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遇期,陈赛娟夫妇在实验室里总是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常常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难题而通霄达旦。一个月后陈赛娟夫妇的实验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教授非常高兴,对陈赛娟夫妇提议:你们留下来吧,在这里的待遇将10倍于你们现在作为访问学者的收入。陈赛娟回答说:“如果想在发达国家搞科研的话,1989年我们就不会从法国回中国了,或许今天也不会到您这里来。”魏克斯曼教授听了非常感动,说:“我会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在中国的事业。”教授说一不二。几天后,他专门为陈赛娟夫妇举办了他的实验室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聚会,并宣布赠予陈赛娟夫妇一份厚礼:与陈赛娟夫妇在上海共建一个实验室,3年内资助17.5万美元,实验室的名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魏克斯曼癌症研究基金会联合实验室,就设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内。这一合作实验室不断发展,以后又成立了临床肿瘤诱导分化中心。十余年来基金资助累积达到100万美元以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政府的重视,科研条件不断改善,国家对陈赛娟院士的资助也越来越多,然而陈赛娟与魏克斯曼教授的合作和友谊却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加深,在学术界形成了佳话。

1994年在一次国内血液学会议期间,陈赛娟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事讨论中医药治疗肿瘤的问题,得知该校张亭栋教授早在70年代就将中药砒霜通过静脉注射,使肿瘤特别是APL患者获得很好的效果。陈竺对此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于是,陈赛娟夫妇与哈尔滨的同道共同组织了攻关小组,通过两年的努力,发现即使是对维甲酸耐药的复发APL患者,用砷剂治疗的完全缓解率仍然达到80%以上。在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还表明,砷剂治疗白血病是通过使白血病细胞发生凋亡和部分分化而达到治疗目的,而且砷剂能直接降解引起APL的PML-RAR蛋白质。这样,陈赛娟夫妇用现代研究的手段科学地阐述了中药砒霜“以毒攻毒”的机理,使得砷剂治疗白血病为现代国际主流学术界所接受。相关的首篇论文于1996年8月1日在《BLOOD》杂志发表,该期封面上还刊登了文中的一幅实验结果图。次日,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进行了专题报道,称赞道:“应用维甲酸治疗APL使人感到震惊的同一个研究小组又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随后的研究发现,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通过不同的作用途径,使APL致病蛋白质发生降解,故两药之间不仅没有交叉耐药性,而且有可能产生协同作用。陈赛娟夫妇在2000年启动了两药联合应用治疗初发APL的临床试验,最近结果表明四年无病生存率达到95%以上,成为迄今成人急性白血病治疗的最好疗效,APL也成为第一个可基本治愈的成人白血病。据此,陈赛娟夫妇又提出了白血病基因产物协同靶向治疗的思路。这一思路已拓展至其它类型的白血病,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类型的白血病患者从这一研究中受益。

1998年,在参加中国妇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陈赛娟作为科技界妇女代表有机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和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工作。2002年,陈赛娟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一年,陈赛娟领衔的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正式获得国家科技部批准,同时陈赛娟还担任了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执行所长。

回首往事,心潮澎湃。展望未来,任重道远。今天,陈赛娟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在不断发展,瑞金医院科教大厦也已成为国内外医学研究中心之一。但全面攻克白血病的重任依然摆在面前,让人无法懈怠。今后,陈赛娟和同事们仍将始终抓住肿瘤诱导分化和功能基因组学方面的学科生长点,不断吸引和培育优秀人才,以保证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陈赛娟确信,中国学术界将对白血病研究作出更大贡献,我国的医学科研水平也终将在整体上跨越到国际先进水平。

陈赛娟 - 角色

院士的妻子

陈赛娟是院士,同时也是院士的妻子。当年携手并进的同窗,如今成了圈内称道的“院士夫妇”。不过,陈赛娟在公开场合不愿多提到丈夫:也许,她不想沾他的光。

当年,两人一起上研究生专业课,一起看显微镜,由此成就了一段美丽的爱情。不过陈竺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评价:“陈赛娟事业心强、个性强、性子急。和我面红耳赤地争到底,是家常便饭。” 陈赛娟急了,反驳说:“陈竺大事上认真,生活上马虎,一向对我欠缺点‘人性化’关怀。”并举出例子:“怀孕的时候,人家先生都对妻子关怀备至,陈竺倒好,注意力还是在研究上。” 解决之道是,夫妇俩约定:工作上不顺心的事决不带到家里去,一旦工作不顺就到外面换换环境。生活单调时,也去听音乐、看电影,放松一下。

眼下,两人争论的机会已不太多了。自从陈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陈赛娟扳着指头说:2003年他只有39天在上海,2004年也不到80天,夫妇俩只能靠每晚一个长途电话联系。没有了和陈竺的争论,日子太平了,却显得寂寞。心底里,陈赛娟一直想当个好妻子。当年孩子小,她总是尽可能早些带儿子回家,让陈竺留下来做实验。研究最忙的时候,她也会关心丈夫是否吃药,还要当“家庭营养师”。她担心地说:陈竺身兼数职,太忙,身体一直不太好,高血压、糖尿病,肝功能也不好。可眼下他远在北京,做妻子的鞭长莫及。 问陈赛娟:如果没有家务束缚,你会不会做出更大的成就?她诚恳地回答:“我只是觉得,女性从事科研,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然而陈赛娟依然认为自己幸运。事业上,她与丈夫互相支持、并肩作战。生活中,欠缺“浪漫神经”的陈竺有时也会给她一点惊喜:2004年陈赛娟当选院士时,远在美国的陈竺破天荒地一日之间给她发了两封电子邮件,向她祝贺。

一直有这样一个画面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是2000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颁奖仪式上,陈竺温柔而坚定地出现在妻子身后,一起等待结果揭晓。当陈赛娟与大奖失之交臂的时候,陈竺轻轻搂着妻子的肩膀说:“科学意味着永不放弃!” 1987年,陈赛娟夫妇陪同法国代表团回国,见到已经3岁的儿子。儿子正在吃饭,抬起头来羞涩地叫了一声“爸爸妈妈”,低头却高兴地说:“我们明天要到飞机场去接爸爸妈妈了。” 

内疚的母亲

陈赛娟自认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我一生中面临最大的考验,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飞机场!”1986年,她接到去巴黎留学的通知,儿子还不足2岁。陈赛娟怀揣一本儿子的影集,一步三回头地踏上求学征程。 1987年,陈赛娟夫妇陪同法国代表团回国,年轻的父母抑制不住思念的心情,特地托人买票,提前一天从北京飞赴上海,见到已经3岁的儿子。外公外婆赶紧让儿子叫爸爸妈妈。儿子正在吃饭,抬起头来羞涩地叫了一声“爸爸妈妈”,低头却高兴地说:“我们明天要到飞机场去接爸爸妈妈了。”天真的孩子分明没有弄清楚:眼前的爸爸妈妈与明天要去接的爸爸妈妈是同一概念。陈赛娟看在眼里、泪在心里。 飞机场上母子又一次经历了离别。略微懂事的儿子张着双臂哇哇大哭,在巴黎攻读博士期间,这哭声常常撞击做母亲的柔软心房。

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陈赛娟天蒙蒙亮就骑自行车出发,身后驮着刚上小学的儿子。那时候家远在市郊,实验室一切由零开始,工作与生活永远都像在打仗。每天下午,总是同事轮流帮陈赛娟去接孩子,然后让他在实验室做功课。因为出门早,加上一天的课上下来,他常常写着写着就睡着了。 为了弥补昔日对孩子照顾不够,陈赛娟有时去外地开会时,也会带上这个“小尾巴”。开会时,六七岁的儿子在后排打瞌睡,只有开会期的最后一两天,做妈妈的才有时间带他到处走走。 令陈赛娟欣慰的是,尽管夫妇俩忙于工作,但孩子十分争气。“他平时不声不响的,喜欢看书,大概属于那种思考型的选手吧,这点像他的父亲。”说起这个话题,陈赛娟的眼中洋溢着笑意。“他读小学时,我们也曾用过题海战术,错2道题罚做4道,一看4道里又错了3道,等到他想睡觉了,做几道错几道。以后,我和陈竺就改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引导他的兴趣。陈竺偶尔会与他比赛,看谁的题目做得快!”

当初那个在妈妈实验室里打瞌睡的小学生,如今已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大三学生,还拿过好几个全国和市级竞赛的奖项。有趣的是,陈赛娟夫妇都是博士,儿子却叫“陈硕”。原来,夫妇俩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有了他,就从爷爷取的“陈硕、陈博”中选了这个名字,意思是“丰硕成果”。结果“陈博”大名归了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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