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


高树勋(1898年-1972年1月19日),字建侯,河北盐山人。民国时期军事人物。他最初曾跟随冯玉祥,后来与冯一起归顺国民党,曾在1931年时因不同意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而离开军队,暂居天津。1933年5月,他与吉鸿昌前往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高树勋整编河北民团,组成“河北暂编第一师”,后被国民政府整编为“暂编第九师”(后为“新编第六师”)。最后成为十军团第八军,由高担任军长一职。194012月1日,高树勋与臧伯风、毕广垣和孙良诚等人合谋杀掉石友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于邯郸马头镇率领“新八军”与河北民兵归顺共产党,称为“邯郸起义”。是国共内战时期最早归顺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同年11月13日,高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高树勋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逝世于北京。

高树勋 - 经历

高树勋,字健候,1898年8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3人中,他排行第二,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4年,后家道中落,回乡务农。1914年,到天津、北京等地学徒谋生。后又投奔在四川绵阳冯玉祥部当兵的舅舅。1917年,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因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段祺瑞约冯玉祥到汉口谈判。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冯玉祥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高树勋升任排长,受冯玉祥的影响,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925年8月,又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上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此后,随冯玉祥四处征战,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

1931年,参加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击败。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1933年5月,他与吉鸿昌前往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高树勋整编河北民团,组成“河北暂编第一师”,后被国民政府整编为“暂编第九师”(后为“新编第六师”)。最后成为十军团第八军,由高担任军长一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树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1938年2月19日,日军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高树勋指挥部队,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1940年11月,过去与高同为冯玉祥部属的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企图投降日军;同年12月1日,高树勋与臧伯风、毕广垣和孙良诚等人合谋杀掉石友三。


二战结束后,国共军事对立明朗化。1945年9月19日,高树勋被蒋介石任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但高树勋过去与八路军关系良好,又不满蒋介石,于是派出属下王定南和刘伯承、邓小平联络。同年10月30日,高树勋于邯郸马头镇率领“新八军”与河北民兵归顺共产党,称为“邯郸起义”。是国共内战时期最早归顺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


1945年9至10月,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高树勋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排斥异己、挑起内战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伯承将解放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被缴获,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7件公开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

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此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1955年,毛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高树勋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高树勋 - 率军起义

1944年,高树勋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1945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新八军军长,此时中共党员王定南已经在他身边工作。日本投降后,高树勋奉命率军以受降为名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他不愿打内战,联系刘伯承、邓小平酝酿起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国民党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附近的内战前线起义。

对正在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来说,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蒋不惜歪曲事实来封锁起义消息。国民党中央社于11月8日以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造谣:“10月31日夜高树勋在磁县以北马头镇为共军所俘,高树勋已完全失去自由。”

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建议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仍用新八军旧名。11月10日,河北武安县举行了庆祝“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起义后,高树勋三次申请入党,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成为中共党员。

毛主席命名“高树勋运动”

高树勋起义后,还托人带口信给其他国民党将领,希望这些国民党军将领效法自己,脱离反动派。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须从国民党军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1946年11月1日晋冀鲁豫版《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朱德总司令的文章《祝高树勋起义一周年》,文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高树勋将军的起义之外,还有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到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邓小平说:他的功劳很大。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邓小平所说的“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指的是1947年6月14日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事件。当时晋冀鲁豫军队的某些领导,轻信该军将要叛变投敌的“情报”,竟然派兵抓捕时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高树勋,扣押了时任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定南(王定南曾策动高树勋起义),取消了民主建国军的番号。所谓“阴谋暴动案”,查了近一年,没有发现证据,被关押人员在1948年春开始分配工作,高树勋也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此后,中共中央长期没有为这一案件正式平反。

1949年9月23日,高树勋与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军出席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的宴会。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1972年,高树勋逝世,华国锋等领导参加了追悼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的冤案最终平反,高树勋将军终能含笑九泉。

高树勋 - 活埋石友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高树勋的新六师被改编为国民党十军团第八军,高树勋任军长,受大汉奸石友三的节制。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借助日本势力,勾结失意的军人政客,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十分不满。师长米文和、张雨亭等不愿当汉奸,准备伺机除去石友三。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这样,石、高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加深了。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利用这些矛盾,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不一会儿,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4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高树勋 - 高树勋运动

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又称平汉战役)中,我党做好统战工作,促使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战场起义。这次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内战未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的第一起反对打内战的大规模起义。

高树勋起义后,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提出:“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明确地把“开展高树勋运动”,确立为1946年我党我军解放区十项工作的第二项工作。

在全国内战爆发四个月后、高树勋率部起义一周年之际,1946年10月30日朱德又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从理论高度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概括。朱德指出:反动“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他科学地预见,“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朱德作出的“高树勋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高树勋运动”必然会得到更大发展两点精辟结论,完全被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统战工作是战争年代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开展“高树勋运动”,促使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被我军俘虏的达636万人。
1945年10月,邓小平在指挥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时,深入做好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统战工作,促使高树勋率部起义。高树勋起义后,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号召我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高树勋运动”兴起后产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的21.9%。若加上被我军俘虏的459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停止军事抵抗、甘做我军俘虏人员),则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俘虏的总数达636万人,占被我军歼敌总数的78.8%。

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时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邓小平当年为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深入做了两方面工作。

一是全面调研高树勋的历史。邓小平深入调研后了解到,高树勋出生于佃农家庭,曾给我党军事家刘伯承当过副官,还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抗日战争时期,高树勋与我军领导人彭德怀、肖华多次接触,1939年7月,高树勋率领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宁家寨被日伪军包围后,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冀鲁边区司令员肖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机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此后高树勋心怀知恩图报之情,准备寻机回报共产党和八路军救命之情。据此邓小平得出结论:高树勋历史上“就同我们有联系”,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是我们拟首先争取的统战对象。

二是关注高树勋的现实倾向。1945年9月,高树勋派其亲信王定南(系中共地下党员)主动来找邓小平和刘伯承,希望与我党我军建立联系。根据高树勋上述现实政治倾向,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要争取像高树勋这样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站到人民阵营来,同时嘱咐王定南转告高树勋,我党我军愿意与其继续保持联系。此后邓小平又增派申伯纯、靖任秋等协助王定南做争取高树勋的统战工作,在河南新乡建立与高树勋的秘密联络站。特别是当邓小平了解到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住在徐州,高树勋担心起义后国民党会迫害他本人及部队高级军官家眷的情况后,邓小平请新四军陈毅军长设法把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从徐州转移到安全地方。

经过邓小平周密慎重地做好各项工作,高树勋率领其部队于1945年10月30日宣布起义。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过程表明,邓小平既是指引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引路人,同时又是“高树勋运动”兴起的实践创造者。

毛泽东抗战时期两次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20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此后又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军队各战略区建立专职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国军工作部”。)高树勋起义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

此后,毛泽东在1945年12月15日亲笔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5月2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文件,再次强调:“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正是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指示和大力号召下,“高树勋运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阐述。

一是把“高树勋运动”提高到符合历史规律的高度予以肯定。历史唯物论认为,一项社会运动能否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取决于该项社会运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者则必然兴起,不符合者则难以兴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高树勋运动”在当时出现,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能否得到更大发展?朱德作出如下精辟回答:一切反动派“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二是朱德高瞻远瞩地指出:“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必然会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朱德高瞻远瞩地作出的“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的结论,此后完全被解放战争4年的实践所证明,下面一组权威统计数字充分说明这一点:

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69.4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2.0%。

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98.1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4.4%。

解放战争第三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是247.8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81.2%。

解放战争第四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为220.6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92.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战绩统计表四》,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简言之,解放战争4年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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