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俞可平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俞可平 - 个人经历

1981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为绍兴文理学院)。
1982年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班。
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哲学系讲师。
198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政治学博士。1987年毕业留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不久即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
1993年-1997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
1997年至2003年任该研究所所长。
2003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教授。

俞可平 - 担任职务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

俞可平 - 研究领域

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
外语水平及学术活动:
第一外语英语;第二外语德语、日语
1994年应邀赴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应邀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现代化的进程"等课程)。2008年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是德国历史上第10位获得名誉博士的中国人。

俞可平 - 学术观点

增量民主

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可称之为“增量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发展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增量民主就是对现有的既有制度不做大幅改动,而倾向建立一些新的民主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阻力较小,更具可操作性。例如,建立基层民众自治制度、实行党代表的任期制等,都反映出中央一步一个脚印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俞可平认为,“增量民主”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当特定的政治改革开始时,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储备,换而言之,经济和政治上必须具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可称之为“存量”,所谓存量,就是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积累了可观的存量。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候,特别是政治上必须具有一股进步力量,此时,更远一步的政治改革才能开展。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须和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相互兼容。
  
第二,在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上,政治改革应该创造新的增量,新的增量又扩大了资源储备。这并不只是由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决定,而且最终由大多数公民来决定。所以,这不是只是要合乎法律,而是要具有合法性。
  
第三,政治改革应该逐步,稳定的进行。这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演化。
  
第四,增量民主依赖于公民政治兴趣的提高,同时也不能危及公民现有的利益。
  
第五,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党内民主和草根民主应成为政治改革过程中的焦点。
  
第六,增量民主能促进动态稳定。有人说任何政治改革都应该保持社会和政治秩序,但实际上,增量民主的结局并不是保持传统的静态稳定,而是一个现代的动态稳定。换句话说,它专注于保持一个新的平衡,这个平衡中又有缓慢的、持续不断的变动。
  
第七,增量民主需要有秩序的民主,就是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应该得到鼓励,但这种参与必须合法,组织有序。
  
第八,增量民主并不能扮演法治的角色。没有民主能离开法治。在中国,贯彻法治和推进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治理与善治

俞可平是国内善治理论的先驱者,较早在国内引入和发展了西方学者提出的治理与善治理论。
  
俞可平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为了克服治理的局限性,就有必要实施“良好的治理”或“善治”。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民间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俞可平

“文胆”辨析

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文胆”,参与到政治架构的设计中,海内外一些人士普遍给予积极、正面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建议,解读可以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背景上来展开,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纠葛是一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更成为海内外学术界中国问题研究中不曾冷却的话题。

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上,毛泽东的"皮毛论"最为经典。他说,知识分子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没有自己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中,知识分子始终难以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和价值。

对于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俞可平曾做过深入研究。在《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一文中,他这样概括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游魂无处归。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像一个游魂,飘浮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这种判断,也是反思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问题中的主流声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地位的认知越来越清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从"中南海专家讲座"制度的建立,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对专家学者建言的重视,人们发现,在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正在隐然形成,并逐渐向制度化方向过渡。有分析家认为,这种变化根源于执政党的成熟,也与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建设性有关。

与此同步,各地政府对知识、对合作关系的需求达到了“渴求”的程度。北京、上海、大连、沈阳等城市纷纷成立了政府专家顾问团,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

毛寿龙认为,当前传扬颇盛的“文胆”之说,可以与中国各级政府目前这种对专家专业知识的渴求状态联系起来解读。

同时,人们也没忘了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

赵宝煦认为,俞的境遇,说明知识分子报国有门。但他同时提醒:“学术,特别是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为政治服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学者应该用自己的科学性为政治服务,如果只是诠释上面的意思,就失去了学者从政的价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学者则认为,很难说“文胆”对现实政治运作会起到多大作用,更不能从一个学者的学术立场推断他的政治立场。

毛寿龙从四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政府使用专家、学者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其一是学者进入政府后,应该有个地位,不要是不了解决策过程的局外人。现在咨询性专家往往与处一级干部挂钩,很难了解决策过程,这就限制了专家提供咨询的水平;其二是在发挥专家、学者水平的同时,应该允许他们保持学术自由和专业自由,这是学者与专家发挥作用的前提;其三是要扩大顾问规模,因为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偏见,偏见需要通过学术自由来弥补;最后,政府使用专家、学者也要着眼于制度性建设,开座谈会的方式有点单一,同时最好免费使用专家,这样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

俞可平 - 研究成果

专著类

  1)《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国外学者论中国经济改革》(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4)《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5)《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999年台湾风云论坛社再版)
  6)《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7)《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8)《全球化的悖论》(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9)《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年论文选》(主编,两卷本,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 1999年)
  10)《公益政治和权利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治理与善治》(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2)《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2002》(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年)
  13)《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4)《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5)《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论文类

       1)"拉斯基国家思想演变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评析",《国外政治学》,1986年第1期。
  3)"试从政治行为主义的得失谈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3期(该文原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6年第1期。
  4)"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1期。
  5)"论存在主义政治学",《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7期。
  6)"政治行为主义论纲",《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7)"论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5期。
  8)"体制和政治体制小议",《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5期。
  9)"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评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7年第4、5期合刊。
  10)"论政治系统分析",《社会科学评论》,1987年第8期。
  11)"政治沟通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2期。
  12)"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
  13)"简论民主集中制",《学习与实践》,1988年第4期。
  14)"试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今日苏联东欧》,1987年第6期。
  15)"政治沟通透视",《光明日报》,1988年9月12日。
  16)"转型时期的痛苦心态",《中国文化报》,1988年11月16日。
  17)"论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福建论坛》,1988年第11期。
  18)"说腐败",《中国青年》,1989年第1期。
  19)"重评保守主义",《理论信息报》,1989年1月9日。
  20)"西方政治学的最新趋势--新机构主义",《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1)"论当代中国政治的结构-功能特征",《求索》,1989年第1期。
  22)"论人权",论文集《德先生、赛先生、骆先生与当代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23)"强权政治的杰作",《时代论评》,1989年第1期。
  24)"政治文化论要",《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
  25)"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
  26)"论权威主义--兼评新权威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3期。
  27)"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
  28)"人权引论",《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4期。
  29)"对民主政治的幻灭--政治精英主义述评",《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30)"危险的搭便车动机",《中国青年》,1990年第4期。
  31)"何谓搭便车--奥尔逊的利益与团体理论述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年第3期。
  32)"马克思主义与人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0年第1期。
  33)"政治腐败概念探微",《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34)"政治哲学概说",《百科知识》,1991年第4期。
  35)"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期。
  36)"权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期。
  37)"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期。
  38)"国家理论与当代世界",《学术季刊》,1991年第2期。
  39)"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国外理论动态》,第13期。
  40)"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观点",《国外理论动态》,第14期。
  41)"一名美国左翼学者对美国马克思主义现状的思考",《国外理论动态》,第22期。
  42)"政治腐败类型浅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4期。
  43)"政府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6期。
  44)"政治沟通、政治咨询与决策的民主化",《理论内参》,1991年第12期。
  45)"国家利益与政府行为",《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46)"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完人",《社会科学报》,1992年5月14日。
  47)"教育的现代性",《社科参考报》,1992年第7期;又见《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4期。
  48)"君子:传统文化的整合",《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有期。
  49)"来自共和国公民的政治报告",《理论内参》,1992年第5期。
  50)"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社科参考报》,1992年7月20日。
  51)"英国历史学家希尔论美国的反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第69期。
  52)"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评析",《安徽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53)"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社科参考报》,1992年第13期。
  54)"略论国家利益",《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55)"历史是贵族阶级的坟场--帕雷托精英理论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第1卷。
  56)"健全我国的政治咨询网络",《光明日报》,1993年2月3日。
  57)"人权与马克思主义",载社科院法学所编《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58)"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3年第1期。
  59)"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60)"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北京青年报》,1993年8月19日。
  61)"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62)"政治关系","政治共同体","政治管理","政治过程""政治机制","政治行为","政治统治","政治主体""政治体",载《中国政治》,1992年。
  71)"全面正确把握现代西方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3年第12期。
  72)"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述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6期。
  73)"浅谈政府权威的流失",《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2日。
  74)"没有人说,我来说--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1期。
  75)"30年代中国思想中的文化与现代性"(英文),《亚太研究》(Asian Pacific Studies),1994年第2期。
  76)"现代化的代价",《北京青年报》,1994年11月17日。
  77)"美国学者迈斯纳批评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4年11月20日。
  78)"西化与中化之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1期。
  79)"当代全球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6期。
  80)"国外学者谈大中华",同上。
  81)"亨德里希论等级民主",《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3期。
  82)"关于现代化代价的思考",《市场经济导报》1995年第1期。
  83)"中国大众文化中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英文),《妇女与中国研究》(柏林自由大学),1995年8月。
  84)"我们只有一个家__谈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经济导报》,1994年第4期。
  85)"美国学者林德布洛姆论市场与民主的关系",《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21期。
  86)"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87)"9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上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和第3期。
  88)"放眼看中国---评《中国的崛起》",《中华读书商报》1996年10月。
  89)"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90)"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公共论丛》,1997年第1期。
  91) "漫谈学术评论与研究",《方法》1997年第1期
  92) "权利政治,还是公益政治?--当代政治哲学前沿问题之一",《方法》1997年第9期
  92) "程序民主,还是实质民主?--当代政治哲学前沿问题之二",《方法》1997年第12期
  93) "多元民主及其困境",《方法》1997年第9期
  94) "试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6期.
  95) "政治制度需要研究与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1期.
  96) "民主政治的条件--布莱斯的《现代民主政治》",《方法》1998年第2期.
  97) "一本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著---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紫光阁》杂志,1998年第3期.
  98) "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99)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
  100)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01) "后革命与中国传统政治",《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02) "全球化的二律背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
  103) "请关注政治学",《人民日报》1998年9月5日.
  105) "优败劣胜--盎格鲁逊模式对莱茵模式",《方法》1998年第9期.
  106)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5期.
  107) "走出政治改革--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深圳特区报》1998年9月15日.
  108) "共和国是什么",《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日.
  109) "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4日.
  110) "承包责任制与农村民主治理",《深圳特区报》1998年12月8日.
  111) "邓小平时代",《了望》周刊,1999年1月4日.
  112)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方法》1999年第1期.
  113) "从历史的中国到现实的中国--20年海外中国研究的新特点",《人民论坛》1999年第1期.
  114) "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115) "制约国际政治权力,防止一国专制倾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3期
  116) "治理与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117) "试论农村民主治理的经济基础",《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
  118) "评村民自治与治道变迁"(中英文),载刘溶沧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公共政策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9)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季刊》(香港),1999年秋季号。
  120) "全球化与传统思维方式的改变",《深圳特区报》,1999年12月26日。
  121) "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122)"全球化是一个合理的悖论",《人民日报》2000年4月27日。
  123)"浅论政治学和政治制度",《学术界》2000年第3期。
  124)"全球化理论的一些特征",《文汇报》2000年6月7日。
  125)"增量民主:三轮两票乡镇长选举的政治学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

俞可平 - 外界评价

俞可平曾撰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广泛反响,潘维等著名学者从历史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其批评也相当严厉。俞可平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2011年4月俞可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真正在社会领域实现善治,既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更需要高度的社会自治。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应当相互对立,而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俞可平称:“社会的良好秩序应当更多依靠社会的自治和自律。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政治家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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