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内义雄

武内义雄 武内义雄是文学博士,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早期实证论代表,国立东北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员,日本学士院会员,名古屋大学教授。

武内义雄(1886-1966 )号述庵,出生于日本三重县。1919年留学中国。1923年起在东北帝国大学担任法学文学部教授,翌年任该校图书馆馆长,1948年任该校名誉教授。后为日本天皇讲授中国哲学史。是文学博士,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早期实证论代表,国立东北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员,日本学士院会员,名古屋大学教授。武内义雄被誉为是日本学界最早用思想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学的思想史家。主要著作有《老子原始》、《老子的研究》、《老子与庄子》、《论语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等。有《武内义雄全集》十卷存世,角川书店1978–1979年出版。

武内义雄 - 大事年表

1886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

1910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毕业。

1919年,留学中国。

1923年,在东北帝国大学担任法学文学部教授。

武内义雄

1924年,任该校图书馆馆长。

1948年,任该校名誉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日本天皇讲授中国哲学史。

1942年至1944年主编《东洋思想丛书》第三十八种《顾炎武》。

1957年,任日本学士院会员。

1959年,任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讲师。

1957年,从东北大学退休,获名誉教授之称。同年任日本学士院会员。

1959年,任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讲师。

1966年,去世。

武内义雄 - 汉学研究

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先后撰著了《老子原始》(1926),《老子的研究》(1927),《老子与庄子》(1930),《论语译注》(1933),《诸子概说》(1935),《中国思想史》(1936),《论语研究))(1939),《易与中庸的研究》(1943)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体系。

武内义雄在《中国思想史》的《序言》中写道:“维新之后,关于支那(中国)思想研究的著作已出版数种,大多数都详于学者的传记和著作的解题,对于理解思想推移的轨迹甚感不便。我在本书中特别意欲阐明思想变迁的过程,在简要地说明传记和解题的同时,还涉及了历来置于圈外的经学的变迁和佛教的影响”。武内义雄在这里表明了他本人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从这样的追求和方法论来说,他显然是属于20—30年代实证主义中的社会思想史学派的学者。

武内义雄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概述为以下的特点:

第一,武内义雄注重在依据文献的原典批评的基础上,对某一特定思想的前后关系,它的形成时期以及与其他思想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便是这一时代中实证主义的社会思想史观的基本研究逻辑。例如,他在研究《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的思想时,把它们的思想内容的深度,乃至文章表现的新旧,与其它的文献相比较并由此而引出结论。他认为《中庸》的前半部分,近似子思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是秦以后子思学派的门生们所作。其它的三篇,又可以推定为战国末秦初的子思学派的著作。基于此,武内义雄认为,子思学派的导向是对《易》的尊重,所以《易》的经典化,则是子思学派思想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的这种“文本批评”,可以说是一种精致的技术至上主义。

这样一种古文献的分析方法,是直接继承了狩野直喜的观念和方法论,但又有所发展。他开始注重思想的时代思潮,注重思潮中学派的特点,并从中引出相应的结论。

武内义雄的“文本批评”是非常精密的,可以说是创造了此种学问的典型。他在关于《老子》和《论语的研究方面,这种观念和方法论发挥得非常充分。在武内义雄的“文本批评”中,他较多地采用了比较的手段,这在当时堪称典范,并且影响着后世的研究者。

第二,武内义雄在论述“思想变迁的过程”时,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的经学这一棘手的问题。经学内容的本身,便充满着派阀之争,狩野直喜把它们概括为“传经派”与“传道派”。狩野的功绩在于把江户时代不被程朱理学家们看重的汉唐训诂之学,提到了与宋明理学相等的学术地位上。这过程当然是必须的。武内义雄在此基础上,更全而地考察了经学的历史变迁,他与狩野十分器重清代考据学不同,他认为“考据学”本身并不是思想的对象,清代思想史变迁的实质是由于考据学的发达而导致了朱子学权威的崩溃。武内义雄的这一思考,使实证主义学派从创世时代表现出的对清代考据学的若干信仰,转变为把考据学也纯粹作为一种学术的对象。在这意义上可以说,以武内义雄的理沦为标志,实证主义突破了经学研究中的最后的防线。

第三,武内义雄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中,注重了道教与佛教的自身的发展以及他们与儒学的关系。例如,他论证了宋学的理论与华严宗的关系,指出了阳明学逐步禅宗化的倾向等,这在当时的同类研究中并不多见。但是,武内义雄似乎仍然只是把儒学作为中国思想的正统,把道教与佛教作为异端来对待,所以,他对于象《抱朴子》及其作者葛洪这样一些道家与道教的独自的思想则很少言及,对于象李卓吾这样的非正统观念则有所指摘,或许,这正是他的学术观念的局限。

第四,上述这种观念的局限,不仅在对待儒佛道三者的关系方面,而且,也涉及到了对儒学本身的分析和评价。例如,他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中包含了“革命思想”,“这种思想,与我国万世一系的国体的不相容是毋需置疑的。”武内义雄在40年代初为文部省编写的教科书《中国思想与日本》中曾这样说:“一个接一个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幸的,使忠孝一本的思想不能实现。”然而,“儒学的真缔则要求忠孝而伦必须一致。忠孝一本或忠孝不二,是我国国民道德的特色,必须说,这是生活于日本的我们的骄傲和幸福。”

这些观念具有明显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形态特征。可以说,这是包括武内义雄在内的战前日本中国学中实证主义学派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缺憾。

武内义雄作为当年狩野直喜在京都大学开设的中国哲学讲座的最早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老师的观念和方法,并加以改造和推进,以自己独特的研究,成为战前中国学中实证主义的一大旗帜。

武内义雄 - 学术成果

《南北学术的异同》,(《支那学》第1卷第10号,1921年6月)
《老子原始》(1926);
《老子的研究》(日日社,1927年);
《老子与庄子》(1930);
《孙子十二篇之作者》,(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子思子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
《论语译注》(1933);
《诸子概说》(1935);
《支那思想史》(1936);
《隶古定尚书》(《支那学》第8卷第3号,1936年6月);
《诸子概论》(岩波书店,1938年);
《论语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
《中国哲学思想史》(汪馥泉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
《中国思想史》(岩波书店,1940年);
《易与中庸》(岩波书店,1943年);
《礼记·大学》(岩波书店,1943年);
《论语》(岩波书店,1943年);
《孟子》(岩波书店,1948年);
《王引之》(弘文堂,1948年);
《支那学研究法》(岩波书店);
《史记残卷解说》(贵重古典书籍刊行会,1954年);
《中国思想史》(岩波书店,1957年);
《论语》(筑摩书房,1963年)。
《武内义雄全集》(角川书店,1980年)

武内义雄 - 参考资料

[1] 中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资源库 http://form.nlc.gov.cn/sino/show.php?id=49

[2] 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 严绍璗,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 199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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