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天鹤


钱天鹤(1893年~1972年),字安涛,余杭人。1913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就读,获农学硕士学位。1919年回国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1930年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次年,为农业部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业研究所正式成立后任副所长,主持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经济部农业司司长。1940年任农林部常务次长,后任联合国粮食组顾问、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业组组长。1949年去台湾。1952年任台湾“农复会”委员,主持“农复会”金门、马祖“岛外补助计划审议小组”。1969年患病退休。美国国际合作总署驻台分署及台湾“农复会”联合赠送奖状彰其功绩。1972年去世。1973年和1982年在台北和金门分设“钱天鹤先生奖学金”,以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钱天鹤 - 个人简介

1893年2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

191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

1913—1918年: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获农学硕士学位。

1919—1923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

1925—1927年: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7—192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社会教育组(司)第一股(科)股(科)长。

1929—1930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博物馆主任。

1930—1931年:兼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

1931年: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33—1937年: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进所副所长。

1938—1940年: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司长。

1940—1947年:任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

1947—1948年:任联合国粮农组织远东区顾问。

1948—1961年:历任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业组组长、植物生产组组长、委员。

1916—191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社第二、三届董事。

1945—1949年:当选为中华农学会常务理事。

1954—1955年:当选为台湾中华农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1961年:退休。

1972年8月20日: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

钱天鹤 - 蚕业先行者

1919年,钱天鹤学成回国,应南京金陵大学之聘,任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金陵大学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在华设立的高等学府。成立之初仅设文科,1914年创办农科。1916年与林科合并为农林科,1928年改名为金陵大学农学院,是我国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所高等农业院校,曾为培养我国现代农业科技人才作出过重要贡献。1918年秋,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万国蚕桑合作改良会”共同创办蚕桑系,由当时正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执教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昆虫科主任吴伟士博士(Dr.C.W.Woodworth)主持,在南京城外开辟桑园,在校园内兴建蚕业大楼。这在当时各高等农业院校中是率先成立、试验研究条件比较完善的蚕桑系。

钱天鹤到金陵大学任教后,主讲农林科的作物学、育种学、园艺学等课程。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很受学生尊敬。由于他处事公正,要求严格,大家都称他为 “方正先生”。在致力于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开展蚕业科学研究。他首先调查研究了中国和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蚕丝业的状况,发表了有关论文和译文,深为我国蚕丝业的衰落而担忧。他惊呼:我国首创蚕丝已历四千余载,降至1918年,全国养蚕、缫丝从业人员及其家属近两千万人,生产徘徊不前,而日本则后来居上,出口生丝急剧增长,占全球生丝贸易50%以上,长此以往,世界丝市将为日本一国所垄断,不容我国有立锥之地,可不惧哉!他指出,中国蚕丝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蚕病蔓延,养蚕方法不科学,缫丝技术落后,以及资金不足和政府不重视。他认为,振兴我国丝业应从控制蚕病、发展桑园、防止茧商操纵茧价等方面着手治标;同时,要调查研究世界丝业情况、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加强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以及振兴蚕业教育等方面进行治本。

基于上述认识,钱天鹤在金陵大学任职期间,潜心于防治蚕病和选育蚕种的研究。曾发现多种新的蚕病,设计了新式制种盒生产无毒蚕种,培育成上海白种、横林白种、新元白种、意大利黄种、洞庭山白种等优良蚕种。

当时,江浙一带危害蚕业生产最严重的是微粒子病,经抽样检验,蚕种带病者高达40%—70%。钱天鹤和吴伟士合作研究的无毒种制种技术,可有效地控制微粒子病的传播,是当时金大农林科重要科研成果之一。这些成果由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推广部向农村推广。开始时,受土法养蚕习惯势力的阻碍,举步维艰。以后,各丝厂和广大蚕农逐步认识到无毒蚕种的茧丝品质远优于原有农家品种。1929年,无锡模范缫丝厂资助金陵大学蚕桑系增添设备,扩大无病毒蚕种的生产,才在苏南无锡、江阴一带大规模推广,取得显著效益。1931年,钱天鹤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民国八九年(1919— 1920年)之际,余在金陵大学办理蚕种事,较之今日之成绩,差之甚远。在今日可售一元一角之改良种,在彼时即分赠予人,亦不愿接受。然若无当时之宣传,导风气于先,何得有今日。”

我国古代农书中,常载有养蚕禁忌事项,在蚕农中广为流传。由于时代和科技水平的局限,其中不乏不科学之处,因而被当时多数新学之士斥之为迷信而加以全盘否定。钱天鹤则不然。他组织学生对《务本新书》一书中的《蚕忌篇》所载禁忌事项进行科学试验,去伪存真。在《论蚕忌》一文中,发表了试验结果,同时阐明了对祖国传统技术应持的科学态度。

在进行蚕病和蚕种研究的同时,钱天鹤从发展蚕业的全局出发,先后提出过建立原种场,以控制蚕病;开放蚕茧市场,以防止茧商垄断茧价;建立生丝检验所,以提高生丝质量;以及开展国际金融、运输、保险业务,以进入国际市场等一系列建议。

钱天鹤自己对蚕业科研工作,由于他离开金陵大学而中断,是十分可惜的。但他为后来我国蚕桑科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继承他担任蚕桑系主任的顾青虹等人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钱天鹤不失为我国现代蚕学研究的先行者。

1925年,钱天鹤应聘出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校长。1927年,钱天鹤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社会教育组第一股股长。1929年,大学院改名为教育部,钱天鹤任该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年,调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主持工作。1930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钱天鹤为主任。

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为改进浙江农业,聘请钱天鹤为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同时聘沈宗瀚为主任技师。钱沈二人同心协力,拟定工作计划。邀请毛雍为场长,在杭州拱宸桥购置原英国领事馆馆址为场址和五百来亩稻田和部分旱地为试验地,建立农林总场。1931年1月,钱天鹤辞去农林局长,农林总场改组为农业改良总场,设稻麦场于拱宸桥原址,继续开展工作,为现代浙江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钱天鹤 - 襄理中国农政大计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农所即作撤离准备,分批派遣各科系职工去长沙建立中农所驻湘办事处。11月,上海失守,中农所西迁长沙。在交通阻滞、舟车缺乏的困难条件下,先后运出重要仪器、图书、标本、档案和实验材料共四百多箱。1937年12月,钱天鹤和最后一批中农所职工撤离南京,抵达长沙。

1938年2月,重庆国民政府调整机构,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钱天鹤被任命为经济部农林司司长,中农所副所长一职,由沈宗瀚接任。中农所也由长沙迁往重庆。1940年7月,重庆国民政府成立农林部,任钱天鹤为常务次长。自此至1946年,政府机构几经变动,部长一再易人,钱天鹤始终以农业专家的身份襄理全国农政大计,主持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以前,我国内战不已,灾害频仍,粮食、棉花均不能自给,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大米、小麦和棉花。抗战开始后,大批军政机关和工厂、学校西迁,沿海地区先后沦于敌手,西南、西北交通险阻,输入粮棉的通道阻塞,形势十分严峻。钱天鹤受命于危难之际,协助主持全国农政。他殚精竭虑,致力于增加粮棉生产。通过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改进农田水利工程、建立农业推广机构,以及实行田赋征实等措施,粮棉蚕丝等产量得到较大增长,仅1941年度就增产粮食近47亿公斤。在渔牧方面,以繁殖耕牛役马、增产羊毛、养殖鱼类为中心,尤以防治兽疫取得很大效果。在林业方面,着重于保护和开发天然林,提倡培植经济林和营造水源林。在垦殖方面,以发展国营垦区为主,同时协助省营和民营垦殖事业。在农业经济方面,注重改善农场经营,调整租佃制度,调济农村金融。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在抗战八年期间,保证了军粮、民食和衣着原料的供应,对坚持抗战,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钱天鹤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1941年初,梁希、钱天鹤、邹钟琳等48位农业科技专家,针对抗战时期农业高等教育的状况,联名向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四项建议:

(1)“农学院设立,在质而不在量”,“应按照农业自然环境分区设立,对现有各公私立农业学院作适当之调整。”

(2)“农学院应以单独设置为原则,不必附设于任何大学,以便适应农业自然区域之需要;并宜设于大规模农事试验场之邻近地区,藉谋建教合作,便利人才相互利用。”

(3)各农学院“应与各(农业)改进机关分工合作。凡一切人才训练事宜应由农学院负责办理,中央及各省农业改进机关予以实习之便利”,“凡一切农业研究,应由中央及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分负责任,但农学院之教授,因人才设备关系,亦应兼作研究,唯须与中央及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取得联系,使不致重复。”

(4)“教育部与农业部应组设农业建教合作委员会,以期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互相策应,免除过去人才与事业不能适应及协调之弊。”这一建议,受到教育部领导的重视,对推进按农业自然环境分区设立高等农业院校,推进农业教育与农业生产、农业科研相结合,和合理使用人才,产生了重要影响。1944年8月,利用美国租借法案,重庆国民政府派遣200名(经考试,实际录取166名)农业科技人员赴美实习一年。考选工作由钱天鹤主持。他公正无私,坚持择优录取。全部学员于1945年4月动身赴美,在美国人大学进修、现场实习和参观考察各4个月。1946年回国,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事业的一支有生力量。

钱天鹤 - 创建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1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决定筹建中央农业研究所,由该部次长穆藕初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钱天鹤为副主任,洛夫(H.H.Love)、邹秉文、谢家声、沈宗瀚、赵连芳、马耶(C.H.Myers)、卜凯(J.L.Buck)等14人为委员。

筹委会草拟了研究所的组织规程,提出该所的任务为主管全国农业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选定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为所址;正式成立时,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以表示对实用性试验的重视。

1932年1月,中央农业实验所正式成立。这是一所全国性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同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农所的工作受其影响停滞不前。1933年7月,中农所改组,任钱天鹤为副所长,负责日常所务工作。钱受命以后,决心改变当时中农所的萎靡风气,从严治所。他针对时弊,提倡“三不”,即:不贪污,不迟到,不马虎。他认为要切实研究改良农业,必须聘请国内外第一流专家,以提高科学研究水准,并必须有很好的设备和图书,以利研究试验,此外尚须举办作物育种等短期训练班,以增进国内农业科技人员的新知识。

在钱天鹤及其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农所的业务工作蒸蒸日上。1934年春,钱天鹤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孝陵卫所址2570亩土地的征购工作。同年10月,第一座实验大楼竣工,中农所迁入新址办公,研究实验工作亦次第开展。至1937年秋,中农所因日军逼近而撤离南京前,已建成稻作、麦作、蚕桑、病虫害、兽医等实验大楼5座,行政大楼1座,宿舍楼十余座,以及温室、暗室、冷藏室等一批建筑。钱天鹤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建筑设计到施工,以至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购置,无不精心筹划,煞费苦心。

在加紧建设的同时,积极延聘人才,开展研究实验工作。中农所的研究组织分3科9系:植物生产科,下设农艺、森林、植物病虫害、土壤肥料等4个系;动物生产科,下设蚕桑、畜牧兽医等2个系;农业经济科,下设农村工业、农情调查、农业经营等3个系。钱天鹤对人才的选择十分严格,以致当时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中农所门槛高,不易进所当职工。接受中农所聘请,先后来所担任系主任、技正的有沈宗瀚、沈骊英、赵连芳、马保之、冯泽芳、卢守耕(以上几位为农艺专家)、林刚(森林)、吴福桢、朱凤美、蔡邦华(病虫害)、张乃凤、戴弘(土壤肥料)、孙本忠(蚕桑)、程绍迥(畜牧兽医)、汤惠荪(农经)等,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一流专家。还先后聘请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教授洛夫(H.H.Love)、明尼苏达大学作物育种学教授海斯(H.K.Hayes)、英国剑桥大学生物统计学教授韦适(J.Wishart)等为总技师和顾问。一时中农所人才济济,齐心协力,成绩斐然。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谋求全国粮食自给,以中农所农艺系稻麦两部分为基础,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由中农所正副所长谢家声、钱天鹤兼任正副所长,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于增设了一个机构,经费、人员和设备都得到了较大的充实。

中农所工作的特点之一是理论与应用兼顾,集研究、实验和推广于一身,着重于应用。钱天鹤曾在中农所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本所之工作目标,凡有试验均应从实用上着想;本所之农业实验,在于利用前人已经发明之原理与方法,作解决实际问题之工具。他要求科技人员抱着不畏难、不怕失败的精神,实事求是、丝毫不含混地去做实验;同时,对新的图书杂志,更须勤加研读,不容忽视。他说,农业系有地域性的科学,与其他科学如物理化学等之有世界共性者不同;我国地大物博,随时随地有亟待解决之农业问题存在,无异铺金满地,待人拾取;如肯努力精进,其前途自无限量。因此,中农所十分注重田间工作,各系主任和科技人员都亲自去试验地观察和实验,去各地了解农情,推广研究成果。在所内,各系分工合作,从多方面研究改良作物。在所外,联系和组织全国各地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院校,开展全国水稻、小麦、棉花区域试验和作物栽培、施肥等研究工作;每年冬季举行一次全国农作物改良讨论会,并随时举办各种专题讨论会、讲习班、训练班;出版《研究报告》、《特刊》、《杂刊》、《浅说》等不定期刊物和《农报》、《农情报告》等期刊,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当时全国的农业科技活动中心。

从1932年正式成立到1937年被迫西撤,中农所的主要科技成果有:(1)研究制订了中国水稻和小麦种植的自然区划。(2)研究提出改进水稻和小麦的育种及栽培技术。(3)选育并推广水稻、小麦和棉花优良品种。(4)研究证实当时各地土壤中以氮素最为缺乏,磷素次之,钾素则比较充足,无须多量补给。(5)大量制造推广杀虫药剂和药械,防治主要作物害虫;基本扑灭了严重危害南京中山陵园的松毛虫和江苏江宁等县的水稻螟虫;研究并推广了对粮食仓库害虫、小麦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的防治方法。(6)提倡种植经济林木,着重开展油桐的育种和栽植实验。(7)改良蚕种和桑树的栽培技术,发明了防僵粉,有效地制止了蚕病的蔓延。(8)制造并推广猪牛瘟血清和各种疫苗,在各省防治牛猪瘟疫,成效卓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可谓成果累累。然而,中农所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引进和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紧密联系农业生产、学风严谨的优秀科研人员,为我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有全所职工的辛勤努力,也凝聚着当时中农所三位主要领导人钱天鹤、沈宗瀚和谢家声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才能。

钱天鹤从教授、科研工作者、科技组织管理工作者,而后出任政府高级官员。他从政以后,仍然是一位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者。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至70年代,他一直活跃在学术界,为繁荣农业科学技术,振兴祖国农业而奔忙不息。

在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科学社是中国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之一,它在团结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开创、建设和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传播现代文明、启迪民智,以及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等方面,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钱天鹤在美留学期间,正是中国科学社初创之时。他在1916—1918年期间与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竺可桢等一起当选为该社第二、三届董事会董事,并担任《科学》月刊驻美经理、农林股股长。1919年回国后,长期担任《科学》月刊总经理兼经理部部长,多次参与中国科学社年会的筹备工作,以及中国科学社的日常工作。1928年12届年会上,与王季梁、竺可桢、翁文灏等共8人当选为编辑部编辑。他身体力行贯彻中国科学社的宗旨,筹办博物馆、研究所,编辑出版刊物,作通俗讲演,组织科学考察,参与统一科学名词等等,不遗余力,以实际行动促进科学界的团结,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

钱天鹤也是中华农学会的重要成员,多次当选为理事会理事,1945年当选为常务理事。1955年,台湾中华农学会恢复活动,钱天鹤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理事长,二至七届常务理事,八至十届理事,十一至十七届监事。

1937年8月,他和胡先骕、钱崇澍、陈嵘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并长期兼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钱天鹤一生清廉,对人仁厚友善,肝胆相照,对于后进和部属,常予扶助提携,助人而不求人知。他公而忘私,精明干练,思考周详,审慎从事,用人唯才,实事求是。其品德行为,令人敬佩。

1961年,钱天鹤患轻度中风,精力大减,于同年8月退休。退休后,仍担任台湾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常务委员、台湾中国农民银行常务监察、台湾土地银行常务董事等职务。1972年8月20日因心脏病逝世于台湾省台北市。

钱天鹤先生的子女各有成就,可谓一门才俊,其中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水利科学家钱宁先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等。

钱天鹤 - 主要论著

1、钱治澜.玉蜀黍浅谈.科学,1915,1(9).
2、钱治澜.机器孵卵.科学,1916,2(1):91—102.
3、钱治澜译.耶路撒冷蝗祸记.科学,1916,2(3):319—322.
4、钱天鹤.讲古农籍汇录.科学,1918,4(3):269—273 .
5、钱天鹤.中国蚕丝业之研究.科学,1919,4(11):1125—1134.
6、钱天鹤译.天演新说.科学,1919,4(12):1209—1214.
7、钱天鹤.论蚕忌.科学,1920,5(9):938—946.
8、钱天鹤.发展的蚕种当议.金大农林丛刊,1920(5)
9、钱天鹤.论蚕忌.金大农林丛刊,1920(6).
10、钱天鹤.振兴蚕丝业之管见.民心周报,1920,1:497—501.
11、钱天鹤.金陵大学新式蚕种制造盒.科学,1921,6(1):112—119.
12、钱天鹤.杀蚕蛹之新法.科学,1921,6(4):435—439.
13、钱天鹤.园艺植物英汉拉丁名对照表.科学,1921,6(12):1267—1280.
14、钱天鹤.废止取缔茧行暂行条例平议.中华农学会报,1921(16):15—26.
15、钱天鹤.实业家对于农民之新态度.科学,1922,7:965—969.
16、钱天鹤.改良蚕种方法论.金大农林丛刊,1922(20).
17、[日]石明弘原著,钱天鹤译.法意两国蚕丝业之前途.农林新报,1931(2).
18、钱天鹤.近世文明与农业.科学,1923,8(6):606—611.
19、钱天鹤.论生丝检查所之功用及其职务.中华农学会报,1923(42):47—54.
20、何兰特著,钱天鹤译.美国工业之发达与工业研究之关系.科学,1928,13(9):1224—1245.
21、钱天鹤.浙省园艺事业之前途.农林新报,1931(2).
22、钱天鹤.科学与农业实验.农报,1935,2(17):575—585.
23、钱天鹤.中国农业研究工作鸟瞰.农报,1935,2(17):577—585.
24、钱天鹤.中国农业和科学.农报,1935,2(35):1241—1244.
25、钱天鹤.泛论中国农业建设及其前途之期望.中华农学会报,1948(1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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