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


尉缭名缭。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即梁惠王时人,著名的军事家。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 、 《吴子》 、 《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

尉缭 - 辅秦背景

魏国在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未见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

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以免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嬴政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

尉缭 - 尉缭辅秦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

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渭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尉缭不愧为军事家,不仅能够把握战局,制定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而且还能透彻地认识人、分析人。经过与秦王嬴政不长时间的接触,他便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天下,那么天下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婢,绝不可与他相处过久”的结论。

这是嬴政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公开道出他的性格本质,第一次有人这样评论他,而且切中要害,句句是真。从后来统一天下之后嬴政的所作所为来看,与尉缭所言毫无二致。

尉缭认清秦王嬴政的本质,便萌生离去之心,不愿再辅助秦王,并且说走就走,真的跑了。幸好秦王发现得快,立即将其追回。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军事家如何能让他走?于是,秦王嬴政发挥他爱才、识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长,想方设法将尉缭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国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全面军事,所以被称为“尉缭”。

现在,心存余悸的尉缭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只好死心塌地地为秦王出谋划策,为秦的统一做贡献。

尉缭 - 军事思想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 - 个人作品

《尉缭子》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惜为残简。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觏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而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 、 《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在战争观上,它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尉缭 - 作品选读

天官第一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

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案)[按]天官曰:‘背水陈为绝(纪)[地],向阪陈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陈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官],人事而已。”

兵谈第二

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城)[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福生]于内,胜(备)[福]相应,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开]之,大不窕;[关之,]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制]则国治。富治者,(民)[车]不发轫,(车)[甲]不出(暴)[櫜],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

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

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圆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漏如溃]。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尉缭 - 人物评价

据明代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刘寅对照《史记》的记载推测,

魏国在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 《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未见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另外尉缭对军事家吴起曾表示了无限钦佩之意。他赞赏吴起执法严明,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意义,他希望魏国能有象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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