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

刘文典(公元1889~1958年),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另有同名数学教师。
刘文典(公元1889~1958年),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 、《庄子补正》 、《三余杂记》等。

刘文典 - 人物年表

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人。刘文典幼年被送进教会学校读书。
1906年入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
1907年加入同盟会。
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居日本期间,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参与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宣传爱国思想和反清纲领。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任编辑兼翻译,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
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也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渡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
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7岁,由此开始了他的著书立说生涯,直至终老。
1916年开始,刘文典就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介绍叔本华等哲学著作,译有《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生命之不可思议》等。
1927年夏,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积极筹备安徽大学的建校工作。第二年,刘文典担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
1928年11月,因当面顶撞蒋介石,他险遭枪毙,后被释放。
1929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不久,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一度代理过中文系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刘文典未能及时随学校转移到后方,整日闭门不出。1938年下半年,他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
1943年,因故被解聘,转而执教云南大学文史系。解放后,刘文典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先后开设“温李诗”、“杜诗研究”等课程,还主持杜甫研究室,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肺癌在昆明病逝,终年67岁。

刘文典 - 生平简介

1889年12月生。自幼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随章太炎学习《说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佑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从事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


1916年,刘文典回国,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淮南子》研究、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等课程。研究诸子著作,发愤从事古籍校勘。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学术声誉由之大振。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五四”期间,刘文典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 、《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国学术论著。
1927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校长等职。


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斠补》等书的校勘编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1938年刘文典先生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在云大担任“龙氏讲座”,后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在云南大学执教至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中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介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正当他准备完成计划中的学术著作时,不幸于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

刘文典 - 学术成就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

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译作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

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淮南鸿烈集解》
《淮南子》也称《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重要的杂家著作。学术性和文学性皆很强。淮南系指淮河以南一带的地方。据说它原有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但现存只有内篇。书中提出的“道”和“气”的学说,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书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学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于其深奥难懂,除东汉高诱有《淮南鸿烈解》外,历代很少有人对其作专门研究,注本更是鲜见。刘文典攻《淮南子》,从音韵、文字、训诂、版本诸方面全面深入,寒暑数易,其志不移。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厖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淮南子》是汉代初期所编纂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古代神话的宝典。《淮南鸿烈集解》则是近代著名学者刘文典先生在遍览前人注释的基础上对《淮南子》的最佳集解。 《庄子补正》
全书共10卷,于1939年出版。由于陈寅恪作序给予较高评价,使刘的身价倍增,获得了“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庄子》课时,他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三余札记》
《三余札记》为笔记体,取三国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意,记录了自己平素积累的一些治学心得和体会,从中也可窥见他的勤奋不殆的钻研精神。

刘文典 - 传闻轶事

1918年有个叫易乙玄的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马上援手,做了一篇《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他与陈同站在辩证唯物论的同一营垒中。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罗章龙,《红楼感旧录》)须知刘文典那是冒着杀头危险的。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刘文典全集》卷四,第802页)

不过后来他禁不住还是嬉笑怒骂了一番解气:“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罢了!”(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哲学社会科学版)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任伪职,都被刘断然拒绝。刘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两次搜查刘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面对日本人的搜查,刘横眉冷对。他本善日语,但却以“发夷声为耻”,在日寇面前不讲一句。他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诸伟奇,《刘文典传略》)。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吴晓玲,《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并已为其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拒绝了胡的安排:“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张文勋,《刘文典全集》卷四,第943页)

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刘文典 - 人物风采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清华门生《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才下课,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1932年夏,刘文典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身份请陈寅恪拟国文试题,陈除出了“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题外,还出了对联题,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让久违了对对子的学生们多不知所措,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其实这种“观世音菩萨”理论对现在我们的写作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吴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出去难免丢人现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和尚见刘先是狼狈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无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招待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刘文典 - 狂言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治《庄子》,作《庄子补正》,尝谓:“古今懂庄子者,唯二人半而已。”

“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只吃鲜桃一口”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在给次子刘平章的复信中称呼其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原来,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画面上,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较顺利地过了关。他承认自己缺点很多,但无罪行。他还把鸦片彻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时李广田为云南大学校长,对他十分尊重,言必称其“老师”、“刘老”。每每开会,都请他先作发言。因刘文典有杰出的表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礼遇。评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页)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刘文典 - 治学格言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
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书信辑存,《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页)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刘文典 - 解聘始末

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大批知名学者。近年来,回忆与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说一个个学贯中西的泰斗、大师,以及名扬天下的联大学生,即便是一些当年联大附属中学的学生也成为回忆的对象。然而,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却几乎没有提到同样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刘文典。难道他被人们淡忘了么,显然不是。追溯其因,则与他被清华解聘一事直接相关。

昆明的生活,随着战时形势的发展,渐渐艰苦起来。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更是扶摇直上。物价的飞涨,使战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们,越来越难以承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掌握着对华制空权,昆明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的住宅,也被炸弹摧毁,不得以,和许多人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他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时先后在湘西病故,母亲也逝世于故里。可想而知,失去亲人是悲痛的,而无力营葬更让人痛苦。用刘文典的话说,这些年真是“贫病交迫”,“可谓备尝艰苦矣”。过去一直养尊处优的刘文典,对于战争形势渐渐有些悲观,因为看不到抗战何时才能到头,心情不免逐渐消极。于是,教书之余,常以读旧诗消磨时光,后来竟发展到用吸鸦片来麻醉自己。正是这一嗜好,最终断送了刘文典在清华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多有畏惧,不肯前往。于是来人找到刘文典,请其前去考察。来人还请他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并不是水土空气中有什么毒质,只是虐蚊为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学者才能敢来,地方富源亦可得到开发。这番话打动了刘文典,何况来人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就这样,刘文典在盐商派人的护送下,于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虽然当时教授的薪水已经无法养活一家吃穿,虽然也有人开始自谋兼差职业,这些人们都能够接受。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生活居然向盘剥劳苦民众的盐商弯腰,而吸鸦片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此外,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五个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

西南联大是抗战开始后临时组建的,由于人们对抗战胜利始终坚定怀疑,所以三所虽然合并了,各自却仍保留着各自的体系,以便胜利后复校。这种特殊体系在教师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别给自己的教师发出聘书。换句话说,即每位教师都有两个聘书,一是联大聘书,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某一校的聘书。如果三校中没有学校给其聘书,则联大也不给其发聘书。 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

这年5月,按往常惯例开始给各教师续发聘书。聘书发送前,学校没有与闻一多联系,迳直把聘书寄了出去。闻一多本来就不满刘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书无疑火上浇油。他立刻给刘文典写了封信,声称即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闻一多也是个火性子,带着怒气的信里,出现了“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等讽刺之语。

闻一多发信之前,曾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责任所在,他也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更难为人师表。在教育独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聘任教师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师当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倾向。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

解聘教师,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件小事,况且解聘的刘文典还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难想象有些人替刘讲情,王力就曾这此找过闻一多。王力在一篇回忆中说:“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接到闻一多的信时,认为这不过是“半官式信”,倚老卖老的性格使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给闻回信。不过,刘文典还是有点内怯,于是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罗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时兼联大中文系主任)写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的意思。

令刘文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果然停止续聘他了。7月下旬,刘文典从一位朋友来信中获得“有更进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并无大过”,只是“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罢了。不过,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笔向清华校长、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了长信,诉说事情经过。这封信是通过罗常培转到梅贻琦的,信中写到: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

刘文典不知道,梅贻琦尽管性情平和,但对他的普洱这行也很有看法。梅贻琦接到刘文典的信后,没有及时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拟了一份复信,交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誊清。这封信是11日以梅贻琦名义寄出的,信文如下:
叔雅先生大鉴:日前罗莘田(案:罗常培)先生转来尊函敬悉,X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X,藉颂
X祺不一 梅贻琦 九、十一

(X表示阙字)

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了。这大概就是有关联大回忆中极少涉及刘文典的原因吧。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经济生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由地方拨款的云南大学,对教授的待遇比联大还要稍高些。然而,对于他的学术影响,却有相当损失。试想,如果刘文典仍在清华的话,以他的学识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围,其影响就绝不会是今天这样。

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被云南大学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全国解放后,他评为一级教授,并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属于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岁。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不过,闻一多并不知道刘文典普洱之行,还有另一个连刘文典本人蒙在鼓里的内幕。而这件事,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时的中共下地党员和进步青年。

刘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将昆明各大中学里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到各县。当时,联大转移出去的学生有100多人 ,其中吴显钺、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于磨黑中学,吴显钺还担任了磨黑中学的校长。因为这层关系,不久萧荻、许冀闽、郑道津等联大同学也疏散到这里,在磨黑中学教书。

疏散到磨黑的联大同学,认真执行中共关于在蒋管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刻苦教学,培养学生,联络士绅,因而很快赢得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站稳脚跟。这就为后来联大黄平、陈盛年、钱宏、卢华泽、秦光荣、于产、刘波、曾庆华、曾庆铃、茅於宽等同学来此任教,并为后来将磨黑中学办成进步力量的一个重要据点打下了基础。

磨黑中学的董事长,就是请刘文典去普洱的大盐商张希孟。这个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势力,但与国民党地方党部有矛盾。疏散到那里的联大同学很重视对其进行统战宣传,曾向其介绍世界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推荐阅读《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新华日报》等。

这时,想附庸风雅张希孟正在找人为其母撰墓志铭,于是提出请联大同学介绍一位有名的教授来此,同时以壮自己的声势。联大同学觉得此事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隐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刘文典。刘文典到磨黑,有优厚的报酬,每天除教张希孟一两个字外,没有更多的事。但是,刘文典的到来,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联大疏散同学的作用。 这内情,不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刘文典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

刘文典 - 人物传记

《狂人刘文典》

章玉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8.00元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 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 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

刘文典 - 数学教师刘文典

刘文典,字必勲,资中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学成归国后,曾任省立第六中学校长,资属中学校长,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工科学院省立各专门学校数学教授,锦江公学数学主任。  刘文典先生在长期的教学中成绩卓著,是成都市教育界中著名的数学教师。从1923年起,刘文典先生就在自己的住宅(吉祥街19号)开办刘文典先生私立数学补习社,使中小学考试落榜者通过补习升入高一级学校。至 

1935年,先后在校补习毕业的的青年达3000余人,许多未考上中学的青年学子通过补习,终于圆了自己的升学梦。刘文典先生因此在社会上也享有了一定的声誉,1935年,刘文典私立数学补习社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根据当时政府的命令,易名为私立文典数学补习学校,并报请政府立案。学校经费开支金由所收学费支付,不足部分则由刘文典先生不足。   

随着成都市人口的日益增多,求学青年也较以往有所增加,而当时成都市的教育情况是学校严重不足,每年投考各中学之学生不能录取者达二分之一,致使很多青年被排斥与校外,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面对这种情况,1947年,刘文典先生与热心教育的刘兴国、严宪平等人共同策划筹办成都市文典私立初级中学,以成都市吉祥街十九号,刘文典先生私宅房产八亩为办学校址。   

文典初级中学成立后,由十五人组成文典中学董事会。为了学校的发展,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在董事会规定章程第九条明确规定:“本董事会除因公得酌给旅费外,概为义务职。”所以,刘文典先生任校长职务也纯为尽义务。所得薪俸只是每期所得授课时费。   

1947年,成都市文典初级中学筹备成立并报政府批准,刘文典先生由董事会公荐为文典初级中学校校长,当时刘文典先生65岁。   

文典中学成立后,在刘文典先生的主持下,在教学法中明确提出:“采用分团教学法,废除呆板陈腐的教学方式”,“实施自学辅导法,启发学生自动研究之兴趣,养成独立自学之精神,以期学生获得相当之学力”这无疑是在当时的教学倡导了一种科学、先进的教学方法。但物价飞涨,像文典中学这样的私立中学根本没有经济实力改善办学条件。只能是每况日下,成为当时成都地区条件最差的学校之一。   

直到1949年,成都市解放,文典初级中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终于摆脱困境,步入正轨,1956年,文典私立中学初级中学发展成为高完中学,更名为四川省成都市第十八中学。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在省、市、区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校教职员工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十八中建设成为一所具有特色的省级重点中学,如今具有300余名教职员工,3000余名学生,办学规模,远非刘文典先生所料想了。   

忆往昔,十八中历代教职员工为培养莘莘学子历尽千辛万苦,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看今朝,面对十八中师生努力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在省内外享有的盛誉和较高的知名度,不由令人感慨万千。今天的十八中,将在各级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发扬历代先贤的办学精神,从创办国家级示范校为奋斗目标,团结奋斗,艰苦拼搏,再创辉煌。

刘文典 - 参考资料

[1]  国学网 http://m.guoxue.com/master/liuwendian/liuwendian.htm

[2]  新华读书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8-01/10/content_73967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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