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安帝

汉安帝,名刘祜(公元94-125年),汉章帝孙,清河王刘庆之子。延平元年八月,汉殇帝驾崩,摄政的邓太后立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时年十三。虽为一朝天子,但是朝政大权均在邓太后所掌控,刘祜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后邓太后驾崩,刘祜才开始亲政。安帝亲政不足五年,于南下巡游途中病死,终年32岁。葬于恭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汉安帝 - 人物资料

朝代:东汉

在世:94年—125年

在位:106年-125年

前任:堂弟汉殇帝刘隆

继任:堂弟北乡侯刘懿

刘祜年表

公元94年,安帝刘祜出世。
公元106年,殇帝早夭,刘祜即位。
公元121年,把持朝政的邓太后去世,安帝刘祜开始着手镇压邓氏外戚集团。
公元125年,安帝刘祜在巡游中去世。

汉安帝 - 基本简介

汉安帝刘祜(94年—125年),东汉第六位皇帝(106年—125年在位),在位19年。他是汉章帝的孙子、当年被废太子清河王刘庆的儿子,母左小娥。106年,他被外戚邓氏拥立为帝,改元“永初”。

汉安帝即位后,仍由邓太后执政。外戚邓氏吸取窦氏灭亡的教训,联合宦官,袒护族人。邓氏专政直到永宁二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才亲政。安帝亲政后下令灭了邓氏一族,安帝虽灭邓氏,但是尚未制止妇人干政的局面。再加上安帝年年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导致当时汉朝朝政腐败,社会黑暗,奸佞当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边患也十分严重。史称安帝之世,全国多地震,水旱蝗灾频繁不断,外有羌族等少数民族入侵边境,内有杜琦等领导的长达10多年的农民起义,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更进一步衰落。到了延光四年(125年),汉安帝在南巡的途中死于南阳,享年32岁,葬于恭陵。 恭陵在孟津县三十里铺。

安帝谥号孝安皇帝,庙号恭宗。

汉安帝 - 年号

永初:107年-114年
元初:114年-120年四月
永宁:120年四月-121年六月
建光:121年七月-122年三月
延光:122年三月-125年

汉安帝 - 安帝亲政

初,安帝为清河王子,汉殇帝崩,邓太后征立为嗣皇帝。帝遂即入京即位,时年十三岁。帝初立,邓太后总揽政权,至永宁二年(121)二月,邓后卒,帝始亲政,年已二十八岁已。

安帝既掌权,其乳母王圣、亲信宦官李闰,遂与邓氏争权,乃诬告邓后兄大将军邓骘、宦官蔡伦等图谋废立,安帝遂下诏查办,邓氏悉灭,蔡伦自杀。

邓氏既败,宦官李闰、江京及安帝乳母王圣等,遂即参与朝政,皇后阎氏之兄弟亦封侯拜将,参与朝政。宦官、外戚共掌朝政,自安帝始。

宦官外戚掌权

宦官、外戚掌权,而安帝则不理朝政,吃喝玩乐。宦官、外戚遂相互勾结,玩弄权柄,胡作非为,危害百姓。司徒杨震数次上书力谏,请安帝理政,安帝不为所动。

大敌当前,仍不理朝政

安帝亲政不过数年,西羌数次进攻金城、武威,鲜卑进攻居庸关,北匈奴和车师进攻河西。大敌当前,而安帝仍不理朝政,将朝中军政交于宦官樊丰。

汉安帝 - 太后秉政

刘祜即位,却没有赶上好时候。内忧外患,百事多艰。首先是河西急报,西域各国不满班超离任以后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的苛政,纷纷叛汉。接着就是羌族起义,这场战争长达11年之久,耗费巨大,使东汉元气大伤。延光二年(123年),西部传求消息,北匈奴和车师联兵,进攻河西四郡。大臣们都主张放弃西域,退回玉门关内。只有从边疆回京城汇报情况的敦煌太守张当力排众议,廷尉陈忠也认为西域和中原的关系已久,轻易放弃就会失去人心,不如在敦煌置校尉,增加河西四郡的兵力以抵御匈奴的侵扰。安帝采纳了张当、陈忠的意见,并派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领500士兵出屯柳中城。班勇到西域后,依靠河西四郡和两域属国的军事支援,击退匈奴,降服车师,使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再次畅通。

边疆多事的同时,国内也灾害连年,人心浮动。在安帝登基的那一年,就有18个郡国发生了地震,41个郡国发生了水灾,28个郡国受风暴和冰雹的袭击。延光三年(124年),京城和23个郡围发生了地震,36个郡国发了大水,下了冰雹,人民困苦不堪。

此时,虽说是刘祜当皇帝,但实际政务大权仍然握在邓太后和邓骘手中。邓太后所依靠的是宦官剿乡侯郑众和尚方令蔡伦。朝臣见朝政被外戚和宦官掌握,于是密集一批对此同样不满的官僚士大夫,准备发动政变,要杀死邓骘及郑众、蔡伦,废黜太后和安帝,另立平原王刘胜为帝。消息不慎走漏,邓太后先发制人,镇压了叛乱。永宁元年(120年),安帝已26岁,郎中杜根上奏太后,说安帝已经成年,应该独立处理政务。邓太后闻奏大怒,命令用布袋将杜根蒙头盖脸套起,用棍棒击杀,然后抛尸城外。太后的弟弟、越骑校尉邓康,也劝其退居深宫,不再干预政事。邓太后仍然固执己见。邓康见太后不纳谏,称病不朝。邓太后一怒之下,将邓康免官,并开除了邓康的族籍。

不过,在东汉几个得势的外戚集团中,邓氏的表现是比较好的。邓太后以立安帝定策之功,奖励有关官员,当然也包括邓骘,增封了三千户食邑。邓氏兄弟辞让不受,以至于使者来时都躲起来,最后只好作罢。平时,邓氏兄弟也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勤劳王事。这当然与邓太后对她的家族严格要求有关。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消除皇权和外戚势力的尖锐矛盾。

汉安帝 - 宦官当道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这时,在安帝周围已形成了以乳母王圣、中黄门李闰、江京为首的宦官集团。安帝早就不满受制于邓太后的地位,太后的死对他来讲无异于一次政治上的解放。太后死后不久,有几个以前受过太后惩罚的官人诬告太后兄弟邓悝、邓弘、邓闾阴谋废安帝,另立平原王为帝。这一诬告正中安帝下怀,邓悝等被判为谋反罪处死,邓骘凶不知情,被免官归郡,受郡县官吏的逼迫而死。因邓骘无罪遇害,大臣们不服,大司农朱宠等仗义执言,为其鸣冤叫屈。为平息官员们的怨气,安帝又假惺惺地谴责州郡官员,并命令妥善安葬了邓骘。

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宦官集团又一次得势。安帝封江京为都乡侯,封李闰为雍乡侯。安帝乳母工圣及其女儿伯荣更加受到宠爱,生活奢侈,贪污受贿,随便出入宫廷,干预政事,无恶小作。伯荣有一次到甘陵去,沿途前呼后拥,郡县官员夹道迎送。甚至有的郡守和王侯迎着伯荣的车子叩首行礼。

这时候,官僚集团与宦官的矛盾日益尖锐。以杨震为代表的朝臣多次上疏要求安帝约束、惩戒飞扬跋扈的宦官,但安帝总是置之不理。而被揭发的宦官们则乘机诬告,最终整死了正直的杨震。

就在内忧外患四起之时,皇宫中为争夺帝位继承权又开始了殊死的斗争。安帝的阎皇后多年不育,永宁元年(120年),安帝立宫人李氏所生之子刘保为太子。李氏在此以前已被阎皇后鸩杀。阎皇后怕太子继位以后会追究杀母之仇,处心积虑地要将刘保除去。阎皇后与樊丰等宦官串通一气,先将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定成死罪,除去太子的羽翼,然后又向安帝进谗言,说刘保行为过恶,不宜处太子之位。安帝宠爱阎皇后,于是有了废立之心。太子的废立要经大臣们讨论,大将军耿宝秉承阎皇后意旨,力主废黜刘保。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则反驳说:“人生年末满15,过恶尚未及身,望陛下为太子选德行高操的师傅,辅导以礼义,自然行为有方。”只是安帝并不觉悟,竟废黜了刘保,另封他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125年)2月,安帝携同阎皇后和贵戚南下游玩,行抵宛城,忽然得病,时冷时热,病势沉重,只好下令立刻回京。3月,在返回途中到达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南),已呈弥留状态。他想嘱咐后事,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睁眼盯视着皇后,慢慢死于车中,终年32岁。当年,葬于恭陵,庙号“恭宗”,谥号“安帝”。

汉安帝 - 继承人

安帝之荒唐,无以复加。他曾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为她修建豪宅宫殿。司徒杨震上书劝谏,希望安帝罢黜宦官,反而被安帝罢官。杨震不堪屈辱,愤然自杀。时为延光三年(公元124年)。

第二年三月,安帝与阎皇后、国舅阎显、宦官樊丰、江京等,离开洛阳,到江南巡游。安帝突发疾病于宛城,未几,崩于宛城。年三十二岁。

夺宫之变与继承人

安帝本来立后宫庶妃李氏所生子刘保为太子,而皇后阎氏未生子,阎氏惧怕李氏依仗太子夺其地位,遂将李氏毒死,后诬告太子保谋反,使安帝废黜太子保,贬为济阴王。

安帝崩,而太子被废。阎后遂立章帝之孙、北乡侯刘懿为帝,而北乡侯在位半年,卒。刘懿卒后,阎氏秘不发丧,屯兵宫中自守。而宦官孙程等,联合宫中几大掌权宦官,秘密迎立废太子济阴王保为帝,是为顺帝。而阎后则被囚禁起来,不久死去。阎显、江京等被杀。史称此事为夺宫之变。

汉顺帝刘保

汉顺帝刘保(115年—144年),东汉第七位皇帝(126年—144年在位)。汉安帝之子。汉安帝死后,阎皇后无子,便先废了安帝的独子济阴王刘保,然后找个幼儿刘懿为皇帝,想自己垂帘听政,掌握朝政大权。刘懿做了7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宦官曹腾、孙程等19人便发动宫廷政变,赶走阎太后,将时年11岁的刘保拥立为帝,改元“永建”,那19位拥立刘保的宦官也全部封侯。

由于汉顺帝的皇位是靠宦官得来的,所以将大权交给宦官。顺帝本人则温和但是软弱。后来宦官又与外戚梁氏,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梁氏专权。宦官、外戚互相勾结,弄权专横,汉朝政治更加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百姓怨声载道,简直是民不聊生。建康元年,汉顺帝死,享年30岁,在位19年。

顺帝死后谥号孝顺皇帝,庙号敬宗。

汉安帝 - 人物评价

延光元年,即西元一二二年,尚书僕射陈忠向安帝上疏,疏文中历数时局的艰危,将汉廷的窘迫和盘托出,实实在在是天灾人祸:一方面是淫雨漏河、海水盆溢、蝗蝝滋生所导致的稻收俭薄、民困囯穷;一方面是宦官伯荣之权又过于君主,妨主之势在所难免。伯荣时任黄门常侍,常伴随在安帝左右,他利用公职在地方作威作福,在朝中的大臣看来就非同寻常了。于是,这就是汉廷中长演的一幕——宦官专权。

然而,在汉廷的政治中,这是一大禁忌,它的政治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宦官,因爲受了阉割,所以既不能成爲男性,也不算是彻底的女人。然而究其根本,在古代的男子看来,宦官首先不是男人,自然也就不属于“阳”了。如此一来,宦官的干政在政治带来阴阳失调的后果,这不仅违背礼法,而且有违于天常。尚书僕射陈忠就是从这一层来看待他所要弹劾的伯荣的,当然,最后还是君权: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比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通鋻卷五十,汉纪四十二》)

在汉人看来,修正王权必能使国家安定,似乎是不错的,但是那天灾就未必能够制服。延光二年,自然灾害如约而至,先是郡囯大水,次又是京师及周边地区地震,还发生了山崩的异像。再看延光元年:夏四月,京师、郡囯四十一雨雹,河西雹大者如斗;六月,郡囯蝗;秋,七月,癸卯,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九月,甲戌,郡国二十七地震;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再往前查考建光元年故事亦複如是。如此密集且范围广泛的自然灾害,即使在今天也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如此可以推知,它对靠农业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打击是多麽的沉重了。

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此时的汉帝国,自燕山居庸关一线,沿太行山而下,西至甘肃,南至西南云贵,异民族高句丽、鲜卑和羌人的全面侵扰另汉廷疲于应付,不仅要动员兵役,还要支付巨额战费。国家的亏空可见一斑。《通鉴》所载这几年的故事,虽然边境战争最终以汉廷的胜利告终,代价也很大。少数民族政权似乎多有投机心理,与汉廷的交接多半是为了获取实际的经济和贸易的利益,所以一旦侵扰,大约也没有以后的入主中原想法。这种灵活进攻的局面对汉廷相对迟缓的国家动员来讲,优势一时是明显的。

这就是安帝在位时国家的处境。 通鉴评论君主的一大问题就在于贬抑时往往多有缓和,所以从对安帝的记载中,需要仔细辨别他为政的得失。当邓太后这个有些善政、却又贪恋权力的风云人物去世之后,安帝旋又着力坚强君权,而他的方法却又是依靠另外的贵戚和一群宦官,这造成了日后外戚与宦官的宫廷斗争。安帝对邓太后的逆反之心,实在是关乎帝位的保全。《通鉴》在这裡的遣词很有意思:“帝少号聪明,故邓太后立之。”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聪明呢?真实的意思其实正相反。“及长,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对于这是执掌政权的邓太后来说,难免存了废立之心。这时,又一个女人捲入了这场宫廷帝党与后党的政治斗争,她就是安帝的乳母王圣。

但是,如果说王圣专事于拨弄是非却是有些错误的。她的职责和作为,的确符合于中国的人际。现在看来,她挑拨安帝与邓太后的不和,是宫廷政治斗争的必然,她只是一个催化剂罢了。王圣之作为乳母,自然顾惜自己所喂养安帝,盼望着帝位的稳固所带来的好处,而对她的话,安帝也没有不信任的道理。结局很明显,当王圣将邓太后有心废掉安帝,以迎立河间王的儿子平原王刘翼时,“帝每怀忿惧(于太后)”。

只可惜,这政治终究是男人的政治,它的绪脉也需要男子来承当——建光元年,邓太后死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邓氏甫亡,帝党的政治反攻随即展开,它得到了宦官的帮助。邓氏一族的代价终于显现了出来。邓太后的兄弟邓悝、邓弘、邓阊及其儿子绍封的侯爵皆被剥夺,真是死的死,杀的杀。那个平原王刘翼被贬为乡都侯,他为了自保,谢绝宾客,闭门自守,才算躲过了这一政治动盪。

天灾的肆虐、外族的畔扰、内政的困忧,这构成了安帝一朝的基本政治局面,不仅要耗费巨大的国力,也势必进一步促使权力集团的分化,形成对于君主专制权力的后患。邓太后死后,后党一脉算是根本瓦解,再无回天之力。按照中国君主社会的惯例,即使皇帝被说得再不德,再没有爲人君的资格,也一个个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这时的安帝也难免任人唯亲,他需要扶植新的力量,这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安帝将自己宠幸的耿贵人和阎皇后的亲属置以高位,控制了皇宫警卫部队的军权,并且开始把持朝中重要部门的行政。对此《通鋻》说:“于是内宠始盛。”实际上就是扶植外戚一党。其次,安帝对于身边的宦官也颇有重用。江京,曾受命迎立安帝,这对于他来説可是一件大事。他被绑在了新即位帝王的战车上,也就成了功臣,安帝封其为都乡侯,迁中常侍兼大长秋。中常侍是皇帝的侍从近臣,大长秋为皇后近侍,掌管宫中事宜,可见江京权势之重。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古代,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是足可以代替君权的。还不能忘了王圣这个女人,对于帝国的政治而言,她还将起到作用。这时她与她的女儿伯荣“煽动内外,兢为侈虐,伯荣出入宫廷,传通姦赂”。

安帝亲手扶植起了外戚和宦官两党,大约意图相互牵制,分而治之,这也是帝王术的长道。对于如今的权力地图,安帝一定是十分放心的。眼下都是亲信,岂不是分外和谐?他太“高明”了,以爲这就是长乐未央的万全之策。这任人唯亲的一叶足可以障目,它断送的将是整个国家。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为日后惨烈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自古的专制者,最爲核心的问题便是政权,这应当是无疑的。所以,无论是对那大多数的平庸君主,还是对寥若晨星的开明君主而言,控制住权力也便成了千古不变的主题。这一专制主义的制度滋生了残暴腐败的温床,而且生出了贻害无穷的阴险的帝王朮。看看安帝的夺权史,真可谓是煞费心机,已经顾不得其它了。只可惜,他仅此而已。汉帝国便是在这样的行政中不可避免的败落了。

如此溷乱的政治形势正是应了史书中对这一时期频繁的“日食”的记载。朝中的大臣也终于坐不住了,司徒杨震的奏疏可谓是呕心沥血,他诉之于上古的先例,竭力説明女子、小人对国家的祸害(这也是发生日食的原因)。结果,安帝显然不以爲然,甚至将奏疏拿给伯荣看,终于堵塞了进言之路。

中国的史书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在《通鋻》中也是这样,我们几乎看不到在此日薄西山之际老百姓的生活境遇。朝中之事且不论,但是频繁的天灾便足以令民生雪上加霜。想想即使在现代,中国的地震、洪水和乾旱也会引起巨大的损失,更何况在二千年前呢?用“民如野鹿”这样的词来描述当时的民生应当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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