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顾彬

沃尔夫冈·顾彬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汉学家。

沃尔夫冈·顾彬 - 基本简介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中文名顾彬,于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89年起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 《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 。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 《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沃尔夫冈·顾彬 - 生平经历

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1974年至1975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汉语。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
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沃尔夫冈·顾彬 - 主要作品

顾彬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 、《中国古典诗歌史》等。合编、主编或翻译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有:茅盾的《子夜》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百花齐放》 、巴金的《家》和《寒夜》 ,以及《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中国现代文学汉文艺批评文集》 、 《中国现代文学》 、 《中国的妇女与文学》 、 《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
20世纪九十年代起,顾彬在中国文学的翻译方面成绩斐然,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北岛《太阳城札记》 (慕尼黑.Hanser.1991)
杨炼《面具和鳄鱼》 (柏林.Aufbau.1994)
杨炼《大海停止之处》 (斯图加特.EditionSolitude.1996)
《鲁迅选集》六卷本(苏黎世.Union.1994)
张枣 《春秋来信》 (艾辛根,HeiderhoffVerlag,1999)
梁秉均 《政治的蔬菜》 (柏林.DAAD.2000)、北岛 《战后》 (慕尼黑.Hanser.2001)
翟永明 《咖啡馆之歌》 (波恩.WeidleVerlag.2004)
作为作家的顾彬,也出版了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
诗集: 《新离骚》 (波恩.2000)、 《愚人塔》 (波恩.2002)和 《影舞者》 (波恩.2004);
散文集: 《黑色的故事》 (维也纳.2005)。

沃尔夫冈·顾彬 - 人物评价

怀古的顾彬
艾柯( 《德国之声》 记者):我们跟顾彬都在波恩,对他还是有些了解。他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笑传他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他爱的是中国的古代,相对现代中国,他更会怀古。
唐诗让顾彬痴迷
杨武能(著名德文翻译家和日耳曼学者):顾彬与我已是有二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了。信不信由你,他最初着迷于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读了一首李白的诗,读了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沃尔夫冈·顾彬 - 名人轶事

2006年11月, 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他的一些看法。2006年12月11日 ,<<重庆晨报>>发表了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文章,引起了各界读者和新闻媒体的广泛争议。事后,顾彬对这一事件作了回应,称<<重庆晨报>>的报道与他的谈话内容有不符合之处。
如果我放弃,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序言中动情地说。这个曾经仅仅在圈内享有盛誉的德国汉学家,因为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甚至一度成为一个文化娱乐的标签。但这个严谨的德国人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诗歌以来便迷上了中国文学,而“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所以无论在公开言论还是学术专著中,都对中国诗歌褒扬有加,“我钟爱它(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2000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顾彬在序言中说。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学,“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直到我学习中文后,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也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顾彬自豪地说。

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
把顾彬和“垃圾说”等同起来几乎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我第一个说的,是我多年前在汕头大学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中国学者说的,他后来去清华大学教书了。我只是第一个向公众提出来罢了。”至今顾彬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 ,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

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他的“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德国老头有点固执地说。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了顾彬式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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