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贻焮


陈贻焮(1924-2000),字一新,湖南新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是著名的唐诗专家,杜甫研究专家,亦工诗。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杜甫评传》 、《王维诗选》、 《唐诗论丛》 、《孟浩然诗选》、 《论诗杂著》 、《梅棣庵诗词集》等。《杜甫评传》(上卷)获北京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高等学校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陈贻焮 - 人物简介

陈贻焮(1924-2000)字一新,湖南省新宁县人。1924年11月16日出生于湖南新宁县南乡长湖村。祖父是前清秀才。堂舅祖刘永济、岳父李冰若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著名前辈学者,这对他从小就养成爱作旧体诗词的癖好颇有影响。1946年他就读于北京大学先修班,次年入中文系,中间一度因病休学,1950年重回北大复学。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喜爱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所作散文小说曾受到傅庚生,废名等前辈的称赏。1953年夏在北大中文系毕业,留系任助教,随林庚先生进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从事教学和科研。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陈贻焮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副秘书长、

常务理事,中国诗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王维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文学遗产》编委,《文学评论》编委,《中华诗词》顾问等。陈贻焮先生是一位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文学史家,他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的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王维诗选》、《唐诗论丛》、《孟浩然诗选》、《杜甫评传》、《论诗杂著》;参编、主编的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历代诗歌选》、《中国小说史》、《历代诗歌选》、《增订注释全唐诗》等。

陈先生在古典诗词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造诣,是一个诗人型学者。他一生作诗填词,笔耕不辍,其作品能将传统诗词的艺术风格与个人感情、现实生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诗词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更为重要的是,陈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为人热诚善良,心性真淳,有“赤子之心”,是当代少有的“性灵派”学者和诗人。

陈贻焮 - 学术成就

陈贻焮自1953年以来,除了参加集体编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林庚、陈贻焮、袁行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冯沅君主编)、 《中国小说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以及与其他三同志合编的《历代诗歌选》等项目外,还独自选注了《王维诗选》和《孟浩然诗选》,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二十二篇已于1979年结成《唐诗论丛》一集。1979年到1984年又用整五年时间完成了一百零八万字的《杜甫评传》,上卷四十万字于1982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下卷于1988年5月出版。1989年又出版了收入十九篇论文的《论诗杂著》。各类个人著作总计约二百余万字。

《唐诗论丛》包括作者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研究古典文学的二十二篇论文,计二十八万字。除了论陶渊明和鲍照的两篇以外,其余均以唐代的一些重要作家为研究对象,围绕着孟浩然、王维、李白、岑参、李贺、李商隐等诗人形成若干个专题。在文学史研究集中于杜甫、白居易等少数现实主义诗人的五六十年代,这些文章无疑具有突破传统模式,为唐诗研究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作者在扎扎实实念完五万首《全唐诗》的基础上,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观,大量搜讨第一手史料,发掘并解决了一些在文学史研究中长期隐埋的问题。

如《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最早对孟浩然一生隐居和出游的踪迹作了全面详尽的探索。《谈孟浩然的隐逸》一文指出孟浩然隐居的目的在于为科举入仕作准备,并非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为隐居而隐居”,并进一步与陶渊明相比较,分析了盛世和乱世隐者的区别。《王维生平事迹初探》初步弄清了王维隐居终南山和辋川的时间地点,并据此删补了清人赵殿成的《右丞年谱》 。《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一文指出王维从热衷进取到黯然思退的基本原因乃是由于前期趋近张九龄不卖公器、为苍生谋的政治主张,并得到张九龄的器重和提拔;后期则是因为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开明政治结束而变为消极。这一论点对于正确评价王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一文,从考察盛唐统治者任贤求隐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的出发,对盛唐文人的大志所由产生的客观根据,以及李白为实现其理想所采取的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等从政活动方式,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以上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为研究盛唐诗人的政治理想、精神面貌、生活方式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勾出了明晰的轮廓,为后人进一步综合研究盛唐诗歌的基本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从考察作品的内在联系入手,勾稽出李商隐早年的一段恋情,在有关李商隐爱情诗的种种岐见之外,另立较为可信的一说,打开了后人继续深入研究的思路。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不重视作家作品艺术特色的研究,古典文学论文中能真正讲出艺术感受并切中要害的分析较为少见。《唐诗论丛》中几篇分析孟浩然、王维、岑参、李贺、李商隐等诗歌艺术的文章,则既强调艺术感受,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又讲究巧于表达,能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浑成之作,即有浑成之评,不讲技巧而艺术上成功的作品,决不从表现方法上钻牛角尖;而对于那些确实在构思立意上花了心思的作品,则抓住最主要的特点,一针见血,讲深讲透。例如他在有关李贺、李商隐的诸篇论文中指出中晚唐“长吉体”歌行构思的特点是:对某一史实或生活中某一事物偶有所感,从一点生发开去,精鹜八极,神游千载;既要从现实中解脱出来,力求想象的“虚荒诞幻”,又要紧紧地依据生活经验,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动。设法将这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这就是“长吉体”歌行构思和表现艺术的主要诀窍。──这就抓住了李贺、李商隐“长吉体”歌行构思的特点及其渊源关系。而在对每首诗的具体分析中,他往往能用精确优美的散文语言将诗歌的主要意蕴连同微妙的感受和言外的韵味一起传达出来,透辟警快而又空灵巧妙。

七十年代末,陈贻焮进一步将所谓“义理”、“考据”、“辞章”这三条主要的研究路子结合起来,将时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推进到对整个诗歌史的发展趋势以及某些重大现象的探索。《唐诗论丛》中《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一文,以五万字的篇幅,从中唐社会风尚、政治状况、文学背景等方面,对元白、韩孟两大诗派如何体现中唐诗歌“大变”的实绩作了独到的分析,并以较大的魄力为这一时期复杂的诗歌发展善勾出了清晰的脉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五十年代以来,白居易新乐府一直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而这一运动的性质及其创作和理论的缺陷却得不到必要的研究。陈贻焮为“卓越的著作”、“权威的论文”,是“言之有据”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施逢雨说,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一文“使我们对李白的了解拓展了不少”,施的《唐代道教徒式隐士的崛起》一文即“透过陈文的启发”,“试图进一步探讨一些待决的有关问题”(见台湾长安出版社《唐诗论文选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于保玲在综述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海内外王维研究动态时,特别指出:“文革前,只有陈贻焮的《王维诗选》一书出版,迄今为上,它是这方面最有价值的著作。……“后记”直接为诗人记传、资利既翔实,推断也隐妥,……作者关于宫隐矛盾的论述非常出色,这篇简明的传记是最可信赖的。”见《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八期《王维研究与翻译近况》。

完成于八十年代的《杜甫评传》包蕴了陈贻焮三十多年来潜心研读唐诗的积累。作者借助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绘画、音乐、舞蹈、风俗、典章制度等各种丰富的历史知识,详尽地描绘出安史之乱前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和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并将唐代几十位诗人编织在这张大网中,上挂先秦汉魏六朝,下连宋元明清许多作家,通过综合考察,纵横比较,把杜甫还原为一个处身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的人。《评传》在从宏观的角度对时代和创作的大问题进行综述和议论的同时,又细腻地勾勒出杜甫一生所经历的彷徨、苦闷、追求、失望、猛省的思想发展过程;既重点分析了杜甫在时代剧变中所创作的那些震撼人心的史诗,又在浓厚的生活气息中展现出他日常状态下的性情面目,既充分肯定了杜甫与人民大众在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再现了他与各级官吏豪绅应酬交往的情景以及寄人篱下的处境:因而能够令人在具体地感受到杜甫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之时,深切地体会到这位伟大诗人的一切进步性和局限性都植根于他的时代。《评传》批判地总结了明后文人及近代学者研究杜甫的全部成果,搞清了杜甫生平事迹中的不少疑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杜甫的思想作出了许多独标胜义的分析,并结合杜甫的艺术成就阐明了中国诗歌艺术中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是目前国内研究杜甫最力详尽深细的一部力作。香港《大公报》1983年1月17日《读书与出版》1983年《唐代文学年鉴》刊载书评,都称此书“不少地方纠正了前人的谬失”。国内各地方报刊如《湖南日报》 、《青岛日报》、《长沙晚报》,《文汇读书周报》及《澳门日报》对陈贻焮的专访中,都对此书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给予很高评价。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又于1987年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东京大学教授用它作为开设杜甫研究专题课的主要参考书。

《论诗杂著》是陈贻焮继《杜甫评传》之后新出的一部论文集,其中《评曹孟德诗》一文以四万字的篇幅就曹操一生复杂的思想性格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进行深透细致的探索,并逐首评论了曹操全部诗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卢照邻》一文对初唐诗人卢照邻的考证得力于作者对文学典故的精熟,一些见解突过先行的研究者而成为定论。《杜审言》、《盛唐七绝刍议》等文对初盛唐诗歌艺术的分析新颖而通达,又基于陈贻焮本人对古近体诗歌格律的熟悉和旧体诗词创作的深厚功力。

陈贻焮治学兼有新老学者之长。他力主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观,掌握第一手资料。既要下笨功夫掌握属于自己研究范围内的全部资料,同时又要有敢于开创的气魄,会念聪明书,思路开阔,培养思考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善于在人所共见的材料中提炼出新的创见。由于能对新的治学方法广为吸收,扬长避短,他的治学路子比较宽广,能将扎实的资料爬剔的功夫与宏观的理性思维结合起来,使他对诗歌发展的总体把握建立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考证和分析上。陈贻焮强调研究文学发展应注意各种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特别重视生活对创作的影响,提倡知人论世,从根本上去思考各种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但又有自己的特点。研究者应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分析文学作品既要有科学性,又要善于精确而巧妙地表达微妙的感受。总之,尽量在大量原始材料中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通过观点的升华和理性的分析,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是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因此他主张既要敢于标新立异,又要实事求是,反对急功近得、哗众取宠的不良学风,并经常以此与学生共勉。

陈贻焮的学术成就已得到国际上的承认,美国传记学会(AmericanBiographicalInstitute)将他收入《国际名人录》第三版。

陈贻焮 - 主要著作

1.《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
2.《杜甫评传》(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3.《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4.《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5.《孟浩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6.《增订注释全唐诗》(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陈贻焮 - 人物性情

作为陈贻焮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永远记得先生的落寞与洒脱。

他曾与先生在北大校园散步,陈先生说起刚才在路上碰到中文系的一位老师,问自己要不要到国外去讲学一段时间,“好赚点养老的汤水费”,陈先生说他很感谢那位老师的好意,可人老了,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呆在这校园里。钱志熙静静地听他说这些话,觉得带着几分落寞。

说话之际,两人已登上操场看台。这天刮着一点风,微微扬起沙尘,操场上没什么人,远处跑道边一排高大的白杨树簌簌作响。陈贻焮的情绪像是突然被激发起来,开始用他的湖南腔高声朗诵李白的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连夕起秋声……”钱志熙直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先生的神情是何等豪迈与潇洒。他以为先生吟诗后还会感叹几句,谁知先生吟完,倏地站起身来,只大声地说了一个字:“走!”

钱志熙说,先生豁达而洒脱,丝毫不像一般书生那么拘谨。

称陈贻焮为“大师兄”的北大教授谢冕也回忆起这样的情形:这位大师兄总是骑着自行车来找他,一般也不进屋,只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每当这时,他就知道必定是大师兄又作了一首自己满意的诗,或是写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要来和他分享这分喜悦。

有时大师兄会进屋,两人一道喝茶品诗赏字,直到灯火阑珊;也有时他并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谢冕说,大师兄的行止常使他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
 
陈贻焮喜好吟诗,且是以湖南乡音按古调吟诵,这在北大中文系是有名的,不少学子甚至将亲耳聆听陈先生吟诗视为入中文系的一大幸事。
 
陈贻焮的名片上,只印“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本职,其他头衔通通省略,却印了籍贯,“湖南新宁人”。在钱志熙看来,先生是颇有古风的,讲究籍贯自然在情理之中。
 
如此一教授,该是何种风采呢?当年钱志熙到北大考陈先生的博士生,在他原本的想像中,先生该是很潇洒的,顾盼生姿的那样一种名教授的风度,有些才子气。见面后,他发现先生的风采不全是他想像的那一种,高大、淳朴如父老的印象,甚至出于他意想之外。
 
钱志熙记得,多少次先生送登门拜访的他出来,一直送过半个未名湖,在博雅塔下才挥手告别。先生一边与他说话,一边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他认识的人真多,老幼中青都有,招呼也打得极其热情,完全是乡村的老人在他的村落中行走的那种光景,让人觉得极其有人情味”。
 
“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教改小分队的师生几十人,乘汽车从围湖造田的农场到南昌去教学实习,明知堤上非常危险,却谁也不敢冒“活命哲学”的罪名,建议把队伍带回去。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车子掀起来时,发现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

亲历其事的教师后来回忆,陈贻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车底下的,当他爬出来时,看见同伴遇难的景象,竟面对着茫茫鄱阳湖,放声痛哭起来。“没有顾忌,没有节制,那情景,真像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他哭得那么动情,那么真挚,那么富于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声犹萦绕耳际”。

到了晚年,陈贻焮的诗词集出版,嘱其弟子葛晓音作序。葛晓音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是把自己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作为序文的重点,她认为自己是懂得先生心事的。当她把序文念给陈贻焮听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于是明白了,“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陈贻焮 - 纪念文章

陈贻焮先生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六岁。

这一悼念文章最一般的开头,用在陈先生身上并不合适。其实陈先生早几年就离开了我们,几年内我们听到陈先生的消息只有一个,他脑子已经不清楚,不能工作,不认识人。陈先生的实际生命比他不算太长的享寿还要少些,这正是他的去世让人尤觉伤悼的地方。

当代学人,中寿而弃世者并不鲜见,或未必好学,或未具其才,不足令学界同悲。生未尽其学,学未尽其才——这样的叹惋之词,用在旁人身上不过是文饰碌碌无为的谀辞,而陈先生独受之无愧。他虽留下《唐诗论丛》、《杜甫评传》、《镜春园论诗杂著》以及《王维诗选》、《孟浩然诗选》等著作,但他的学识,他的才华,他的智慧,远未得到发挥,相信这肯定不是我的一己私见。

已记不清最后见到陈先生是哪一年了,也许是九六年夏的《文学遗产》优秀论文颁奖式罢。只见先生容色清减,说话也显得迟缓。他开玩笑地嗔怪我:“你们都不来看我啊。”性情依旧,而神采已不如往昔,彷佛变成另一个人。印象中的陈先生,是那么爽朗,那么诙谐,一口带湖南口音的北京话,庄谐杂出,无比风趣。至今我记忆中的陈先生,仍是1984年冬在桂林见到的模样,黑呢短大衣,鸭舌帽,茶镜,清言亹亹,亦庄亦谐。当时的照片还珍藏于影集,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还回旋在耳边,而先生忽已为古人。嗟夫!

说来,陈先生于我有座主门生之谊。当年我在广西师大的硕士论文答辩,就是陈先生主持的。论文题为《戴叔伦研究》 ,由作品考证、生平考证和创作评论三部分构成。前两部分对前辈专家的研究微有订补,后一部分则纯为一得之愚。陈先生对前者褒奖有加,以为年轻后生能下这样的考据功夫,殊属不易;同时他又指出后者相对较弱,没做到家。陈先生的鼓励和指点对我是莫大的鞭策,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我除继续致力于文献考证外,始终将提高诗歌艺术鉴赏和批评能力作为努力的方向。只恨根器鲁钝,迄无以仰副先生的期望。

顾惟有志于学已十多年,侍前辈学者清谈,每深感自己艺术修养的贫乏。读陈先生的论著,我最倾倒于他那敏锐透彻、直指心源的艺术洞察力,对他把握作家艺术特征的眼光佩服无已。陈先生工于诗词,人所周知,但他书法之妙,知者恐就不多了。我见过几次陈先生的墨迹,有诗卷气,有书卷气,名隽秀逸,最见胸襟的洒落。一次写信,我曾求先生赐一幅墨宝,后得知先生时已不能书写,深以为憾。

人生在世,百年苦短,而陈先生又以中寿奄逝,更令人无比伤悼。然而作为一个人,一位诗人,一位老师,一位学者,陈先生自有永世不磨的业绩在,自有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品格在,他将因此而永生。有些学者人还活着,但精神已然死去;有些学者人已逝世,而精神仍旧鲜活——在送别陈先生之际,瞻望遗容,凝望遗像,我忽然想到这样的话。陈先生若听到我的心声,必为洒然一笑。
                                                                                                                                     2000.12

陈贻焮 - 诗词欣赏

《雨窗杂韵三首》 (选二)

燕雀声喧午梦残,庭槐清影上栏杆。
东村斜日西村雨,一脉青山两样看。

宿雨初晴嫩绿迷,断虹高挂小槐低。
檐前燕子新巢湿,来往中庭换旧泥。

《经左家山》

乍晴蝉噪江间柳,日射长桥落影斜。
近远鸡声啼午市,浅深溪水漱寒沙。
人稀古道晒新谷,俗朴荒亭施冷茶。
行尽山街茅店少,蓼花红处是渔家。

《陈贻焮马头桥即事》

金波银沙漾晴丝,古树裂皮发清响。
竹影斑斓睡猧梦,老渔拦街晒渔网。

《无题八首》 (选—)

无端顿减少年豪,痒处麻姑争得搔?
染缕难成穿泪线,烧春聊当剪愁刀。
甘同子梦思为蜨,恨隔神山欲驾鳌。
自古销魂惟别耳,渡头双桨雨萧骚。

《满庭芳》 (偕庆粤游西郊公园有感)
       一九五五年二月廿一日

暖室评花,风帘调雀,回廊小语声柔。院深春浅,素手约清游。莫道蜂潜蝶蛰,迎阳处,泉已涓流。虚檐外,低回鸽哨,城阁雾全收。回眸、如剩雪,鬓边眉上,犹滞离愁。敢自疑还在,楚尾吴头?十载堪欣此日,人依旧,夙愿终酬。忘怀否,潇湘兰芷,曾共久淹留。

陈贻焮 - 荣誉

《杜甫评传》(上卷)获1986年北京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1987年北京市科研成果一等奖、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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