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义

刘昌义 中将。号彦峰,河北任丘人,生于1905年12月6日。西北军军官学校高级班毕业。早年在西北军任职,1930年4月任反蒋军第2方面军第8师副师长,1931年1月离职赋闲,1933年4月出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3师师长,失败后退隐天津,抗战爆发后在家...

基本内容

中将。号彦峰,河北任丘人,生于1905年12月6日。西北军军官学校高级班毕业。早年在西北军任职,1930年4月任反蒋军第2方面军第8师副师长,1931年1月离职赋闲,1933年4月出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3师师长,失败后退隐天津,抗战爆发后在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1938年3月出任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队司令,1940年4月被日军包围后被迫投敌,1941年6月任伪豫北绥靖司令部司令兼暂编第21师师长,1942年9月率部反正,回到国民党阵营,任暂编第15军中将军长兼暂编27师师长,1945年1月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涡北挺进军总指挥,1947年3月改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1949年1月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北区兵团司令,4月代理第51军军长,5月25日在上海率部起义。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顾问,民革上海市委常委兼对台工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刘昌义将军上海起义前后

  1949年4月,“百万雄师下江南”,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下了被国民党盘踞的南京。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纷纷向南逃窜。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至上海,与原有的以陈大庆为司令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合并办公。为了安置石觉,又成立了淞沪防卫司令部,以石觉为司令。至此,国民党在上海总的作战指挥机构有了3个,机构重叠,系统混乱。但实际上完全由汤恩伯一人直接指挥。原有第一、第七绥靖区合并为一个司令部,也从常州撤至崇明岛。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刘昌义。随同来到上海,住在苏州河北岸的新亚饭店。

  抗战初期,刘昌义在河北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从事游击活动。1940年被日军团团围住,被迫“诈降”。不久,刘昌义率部反戈,歼灭日伪军600余人,并抓住日伪头目,押送重庆政府处理。蒋介石为此接见了刘昌义,并授予“三级云麾勋章”,晋升他为15军军长。但蒋介石并不信任他,因为他是杂牌部队,不是中央嫡系,更不是“天子门生”。后来刘昌义虽有副司令名义,但仅仅是个空头中将,没有实权,每月领领薪水而已。

  刘昌义不满蒋介石,由来已久。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抗战胜利以后.我对蒋介石的独裁十分憎恨,希望李济琛、冯玉祥来代替蒋介石。”1946年初,他与立法委员刘云昭一起,由徐州来到上海,对外说是来找汤恩伯,实际是为了会晤李济深。李住在愚园路,两人见了面,谈得很投机。李济深指出,要打倒蒋介石,必须联合一切杂牌部队,如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和所有被排挤的人。凡是能够联合和团结的人,都要联合和团结,以壮大反蒋的力量。

刘昌义

  1948年元旦,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派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来沪,进行地下工作。刘昌义由民革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刘云昭陪同,前往永川医院秘密会见了王葆真。他们两人是同乡、老友,而且刘昌义又与李济深早就有过接触,所以显得十分亲热。王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劝他能认清时局,为解放事业出力。刘起初对民革组织有些疑虑,不知民革是否顶用,便问;“卓老(王葆真字卓山),民革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对国民党人怎样看待?”王讲明了民革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后,说:“共产党对国民党人是区别对待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起义是立功的表现。彦峰(刘昌义的字)兄,只要好好干,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刘坚决表示自己不愿为蒋介石继续卖命,要求参加民革组织,并请王转告李济深。于是经王葆真、刘云昭介绍,刘昌义于1948年11月16日正式参加了民革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刘云昭对他说:“如今。我们已经是同志了。”他微笑以答。

  不久,王葆真第二次秘密约见刘昌义,具体商谈起义事宜,王送了他八个大字:相机起义,迎接解放。刘坚决地说:“请卓老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话。只要弄到—点部队在手里,事情就好办了。”之后,王葆真由永川医院迁出,寓居于湖南路261号,继续进行地下策反工作。 1949年2月24日,王到山海关路安顺里徐家时,不幸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关押于威海卫路特务机关的黑牢中。至此,刘昌义与王葆真的联系中断了,但王所赠送他的八个大字,仍牢牢记在心里。

  接任五十一军军长 

  上海战役是1949年5月12日开始打响的。我第三野战军以两个兵团10个军30个师及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近40万人,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海,很快占领了郊区的南翔、安亭、南汇、金山卫、南桥、青浦、松江等地。至23日,除吴淞口外,上海市区的周围已经全部解放,汤恩伯、陈大庆之流在匆忙中带领嫡系部队5万余人从吴淞口撤退,准备登舰逃跑。但对于留在上海市区的这些残兵败将怎么办呢?总得要有一个人出来照料才好,于是想到杂牌部队的将领刘昌义。

  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原为东北军。4月在安徽境内的郎溪、广德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大半,军长王秉钺率领残部逃来上海重建。5月14日汤恩伯令其开往浦东,守备川沙地区。5月16日在白龙港地区再次被歼,军长王秉钺被俘。由白龙港逃回上海市区的败兵乱哄哄的,群龙无首,刘昌义认为这是一个取得兵权的好机会,就到蒲柏路去找汤恩伯,对汤说:“五十一军没有军长,部队很乱,应该有人管啊!”汤恩伯沉思了一会儿。便说:“我委派你兼任五十一军军长。你对抗日是有功的,很能打仗,你帮维开(石觉的字)好好干。”刘立即答应了下来。再到石觉家,在那里碰见了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蒋说:“副座,我当连长时就认识你了,你是西北军的名将。现在我父亲有困难,你要多多帮忙啊!”

  5月23日下午,陈大庆在家里召集留在上海的—些将领举行会议,与会者个个都垂头丧气,刘昌义也去参加了。在会上,陈大庆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陈讲:“奉汤总司令命令,决定于今晚将苏州河以南的七十五军、五十四军和浦东的三十七军全部撤至苏州河以北。大家以苏州河为屏障,一定可以固守一段时间,以待后援。”会后,他对刘昌义说:“我们把上海战场全部交给你了。我明天要到吴淞口去,协同指挥,汤总司令和石觉司令已经在那里了。”

  有了兵权,起义就有了资本。刘昌义随即到北四川路赫林里刘云昭家,想请他与李明扬一起赴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会晤司令员陈毅,请示怎样起义才好。但刘云昭年老力衰,不能前往,说:“联络的事情很简单,你叫个副官或参谋去找中共地下党员田云樵就可以了。”于是刘昌义派副官刘凤德过苏州河去找共产党的关系,但没有挂上钩。

  5月24日清晨,刘昌义把准备起义的行动告沂了五十—军军部的高级军官,并叫参谋长王震谭打电话,通知所属各军首长前来开会。但到会者为数寥寥,一二三军来了一个参谋长,二十一军来了一个参谋,三十七军军长万泽仁的后台硬得很,不听刘昌义的命令。一个人也没有来。后来才知道,一二三军军长顾希九、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早已逃之夭夭了。

  24日,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市区的战斗开始了。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当晚该军主力即渡过黄浦江进入浦西市区。第二十七军占领了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飞机场,又于晚间占领了梵皇渡车站及以南的铁路沿线。至25日凌晨,解放军占领了真如车站、真如国际电台、大场飞机场,并分别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

  四面楚歌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时人口有500万,也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了保全这座城市,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上海战役的总要求,“既要打军事仗,也要打政治仗,尽量做到军政全胜,完整地解放上海”,规定市区内不准开炮,不准用炸药包,这好比在瓷器内打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又要保全瓷器。这个仗可不容易打!

  此时,刘昌义虽已派人在找寻共产党的关系,但国民党部队和交通警察总队仍然在苏州河北岸沿河之线,占领百老汇大楼、邮政大楼、四行仓库等高大建筑物据点和各座桥梁,对南岸解放军打枪开炮,顽固抵抗。一道苏州河阻挡了前进的道路,并使解放军受到伤亡。

  苏州河宽仅30米,与白浪滔滔的长江比较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解放军要过河,确实易如反掌,但问题在于不准使用重武器。正在紧急关头,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来到驻在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的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会见了师长孙端夫和政治委员罗维道。罗政委说,中央指示我们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看来,最好进行政治攻势来解决苏州河北岸的敌人问题。

  田云樵是做地下工作的,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各方面的关系又多。他马上想到策反委员会联系人王中民。王是东北人,毕业于讲武学堂,在南京国民党国防部做过少将部员,继而来沪任海关税警大队长,但暗中与地下党有联系。当时,田云樵尚未知道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已经被俘,军长也换了人。他知道王中民与王秉钺同过事,比较熟悉。王秉钺是东北军出身,从前田云樵曾经派人策动过他,劝他率部起义,但他态度不够坚决,没有成功。今天兵临城下,情况大不相同,要他投诚是有可能的。

  田云樵将此事告诉了罗维道政委,罗向前线指挥部聂凤智军长打电话请示,得到了同意。田马上把王中民召了来,对他说:“我们的胜利是完全肯定的了,但为了保全大上海,不使成为一片瓦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苏州河以北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你是王秉钺的老朋友,请你过桥去劝他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对你来说,也是一次立功的机会。”

  王中民起初有些疑虑,不敢前去冒险,一则怕被王秉钺的部属干掉,二则怕桥上枪弹密集,还没有过完桥,即有被流弹打死的可能。田云樵解释说:“五十一军已经身陷重围,四面楚歌,你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怎么会与你为难呢?关于流弹问题,那好办。我们可以下令自己的部队先行停止开枪,让你平安过桥。”王中民思索一会儿,最后终于同意了,并说:“万一我牺牲了,我的妻子和3个孩子请你们照顾。”田云樵说:“你愿意去,那就很好。你是历史上做过不少错事的人,今天能为人民立大功,人民会谅解你。你的家庭生活,我们一定好好照顾,你放心去吧!”

  上午10时半,罗政委派两个参谋送王中民至前沿阵地,沿苏州河西段的造币厂桥过河,因为五十一军军部设在该桥之北。在桥南堍的解放军连部立即打军旗,通知对方停止射击,但国民党部队仍然一股脑儿地拼命开枪,行人无法过桥。王中民急中生智,在桥堍敲开了一家烟纸店的门,买了一张大白纸,写上“和平使者”四个大字,然后双手举起,缓步从桥上向北岸走去。国民党军队见是和平使者,就停止射击。他安全地到达苏州河北岸,说明来意后被逐级送到了五十一军军部。

  到了军部,出来会见王中民的,却不是王秉钺,而是刘昌义。王大为吃惊,问王秉钺到哪里去了?刘答:“他已经在浦东被俘,现在五十一军军长由我接替。”王中民与刘昌义也是西北军中的老同事,说:“好,咱们都是熟人,那么跟你谈,也是一样的。老兄,你们已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成为瓮中之鳖,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找寻一条出路呢?”刘昌义颓丧地说:“事实确是这样,说得一点不错。我已经派副官去找共产党的关系了。”王中民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告诉你,我就是共产党派来的。”刘迷惑地问:“你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代表解放军?”卫说:“你不信,可以打电话去问。”他随即与驻在劳工医院的解放军接通了线,叫刘昌义与田云樵直接讲话。田说:“王中民是我们共产党派来的。现在形势已经明确,你唯一的出路是率部投诚,放下武器。”刘说:“我早就想起义,但具体办法有待于面谈。”田即表示:同意你过河来面谈,谈得好,当然好;谈得不好,保证你安全回去。双方约定在当天下午刘昌义前往解放军防线,进行停战商谈。

  赴解放军阵地谈判

  5月25日下午,刘昌义偕王中民、军法处长魏震亚和一名参谋,乘坐两辆坦克和一辆吉普车,通过造币厂桥向解放军阵地驰去。临走前,刘昌义招呼参谋长王震潭留在军部说:“如果汤恩伯、石觉有电话来,就说我到前线去了。”

  到了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以罗维道为解放军代表、刘昌义为国民党军代表,双方进行了商谈。刘昌义说,我早就同情共产党了,我要求起义,保留部队的建制和番号。罗说:只要停止抵抗,你说要起义,就算起义,不过你要保留部队编制和番号,万万不可能。刘见到罗的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名字。

  签字后,刘昌义打电话给五十一军,命令立即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他还以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对其他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和交通警察总队写了十多封信,要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交警总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基本武装力量,原名“忠义救国军”,1946年4月改编为交警总队,直属交通部警察总局,其指挥官为马志超,此刻已划归淞沪警备司令部管辖。同时,解放军八十一师派人运用广播将协议书公布出去,使国民党官兵尽人皆知。

  至此,刘昌义要求会见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罗政委说:我们找不到司令员,你可以同聂凤智军长谈谈。于是罗维道偕同刘昌义到了驻在虹桥路的解放军二十七军军部,受到聂凤智的接待。刘昌义讲他早就想起义了,此时又来到解放军防地,就是表示有起义的决心。聂凤智和蔼地说:“我听罗政委在电话里谈起,已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并说,对刘昌义本人的安全,解放军绝对予以保证。至于待遇问题,对于刘军长和一些贡献较大的国民党人都将给予特别优待,请放心。刘昌义听了,喜形于色,连说:“谢谢,谢谢!”

  为了贯彻协议书,双方商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由刘昌义命令五十一军干25日夜12时前,从苏州河造币厂桥以西(包括大场)的防地交给解放军,五十—军集中到江湾体育场,配合解放军打击继续顽抗的部队(刘昌义表示时间上来不及,后来同意推迟4小时)。

  二、命令国民党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向大场集结,把苏州河以北所有防地、仓库、物资移交给解放军。

  三、命令国民党所属部队在撤离中,要确保交通、通讯、水电各项设施完整无损,不得破坏。

  刘昌义离开解放军驻地北返时,将同来的魏震亚作为刘的代表留在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负责双方的联络工作。刘昌义回到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部,认真执行了解放军的命令,将部队撤至江湾体育场。到达体育场南面时,刘部遭到了原在该地驻防的国民党五十四军和三十七军从北面和侧翼的围攻。解放军支援了刘昌义部队,将敌歼灭。

  26日清晨,解放军接管了刘昌义所属五十一军布防的各道桥梁,从造币厂桥和永安桥等处浩浩荡荡开过了苏州河,顺利接防了苏州河以北市区国民党原有阵地。来不及撤走的五十一军少数官兵,经解放军收编后,立即掉转枪口,参加了解放军的行列。

  起义之后

  刘昌义名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统率在上海作战的全部军队和交警总队。实际上,他所能直接指挥的只有五十一军。所以汤恩伯逃跑后,陈大庆劝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而他没有去,始终住在苏州河北部的五十一军军部。

  因为有些国民党部队不听刘昌义的命令,所以刘宣布起义后,并非“西线无战事”,仍有一些抵抗。26日上午10时左右,罗维道政委派魏震亚到江湾体育场去找刘昌义,叫他立即到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罗对刘说:“守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万泽仁师还在负隅顽抗,你下命令给他们,叫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刘说:“我下的命令恐怕不中用,只能试试看。”果然不出所料,万泽仁部对刘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继续抵抗。解放军不得已,开枪还击。直至晚10时,才把万部彻底消灭。

  到了5月27日凌晨,上海市区和吴淞口方向的枪声渐渐沉寂,上海全部解放了,它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时,刘昌义的心情万分激动,久久不已,他情不自禁地说:“我是个国民党将领,只有今天,只有起义后的今天,才能与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6月16日他写信给在北平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信中说:“去年11月间经刘汉川先生介绍,在沪永川医院曾与王卓山先生秘密谈妥,职部待机起义,响应解放军渡江南进。正拟行动之际,不料卓山先生被捕,联络中断,未敢轻举,直延在上海解放时方亲向解放军前线指挥官面洽妥当,并集中指定地点正式投诚。”

  上海战役结束后,刘昌义先到华东军官训练团学习,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救济委员会顾问。他的官兵大部改编为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后,刘昌义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务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顾问。1985年8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给刘昌义颁发了起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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