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

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 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法国籍犹太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雷慕沙的得意门生。1797年9月20日生于法国奥尔良市,精通中国文字。后在法兰西学院学习,1821年任法兰西学院希腊语助教,1827年任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图书馆副馆长。年轻时学过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波斯文、梵文,受过非常扎实的教育,后来又追随雷慕莎学习中文和满文。

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

       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法国籍犹太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雷慕沙的得意门生。1797年9月20日生于法国奥尔良市,精通中国文字。后在法兰西学院学习,1821年任法兰西学院希腊语助教,1827年任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图书馆副馆长。年轻时学过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波斯文、梵文,受过非常扎实的教育,后来又追随雷慕莎学习中文和满文。

  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学中,儒莲放弃了用系统的方法来讲授汉语语法的做法,而更喜欢诠释文献,来归纳汉语语法结构准则,儒莲的教材使用和教学方法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的《以汉字位置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结构新编》,(简称《新编汉语句法结构》,1869—1870),就是他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同时,他还喜欢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将《三字经》、《千字文》这样歌诀式的启蒙读物,作为文言基础教材,让学生学习汉语。

  儒莲学习过多种东方语言,1824年儒莲依据满文译文完成拉丁文本的《孟子》,该书拉丁文标题为Men Tseu;vel Mencium inter Sinenses Philosophos,Ingenio,Doctrina,Nominisque Claritate Confucio Proximum Lutetiae,Parisiorum,共两卷,是于1824~1826年间在巴黎出版的。儒莲在教学中创立以解释文章来归纳中国语文结构的原则,著有《汉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i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1869---1870年)。为了继承《佛国记》的译注工作,他译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853年)和《大唐西域记》(1857—1858年) ,这两部书被列入《汉文书籍目录译文丛书》,纳入商业性出版物行列,以小开本、低价格赢得众多读者,很多旅客在乘坐火车时喜欢购读这种书籍,因此被戏称为“铁路图书馆”成员。汉学书籍成为普及的盈利的出版物,使儒莲的声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同时也使出版家找到了新的出版方向。

  1835年儒莲曾翻译出版了《太上感应篇》。按施博尔教授的介绍这是一本奖善惩恶之书,包含数千个传说、轶事和故事,反映了道士教派的信仰和习惯,可读性极强。儒氏在序中强调应当了解中国,不仅要懂得其上流社会文化的观点,还要懂得有关品定小人物的博学作品。

  1837年,法国汉学家儒莲把《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译成了法文,并以《蚕桑辑要》的书名刊载出去,马上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当年就译成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分别在都灵、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二年又转译成了英文和俄文。当时欧洲的蚕桑技术已有了一定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等而引起了生丝之大量减产。《天工开物》和《授时通考》则为之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亦阅读了儒莲的译著,并称之为权威性著作。他还把中国养蚕技术中的有关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发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发行了4版,印刷20次;欧美发行1版,印刷1次。这些国外的版本包括两个汉籍和刻本,两个日文全译本,以及两个英文本。而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的摘译本尚未统计入内。《天工开物》一书在一些地方长时期畅销不滞,这在古代科技著作中并不是经常看到的。

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

  1842年儒莲实现了老师的理想,出版了全译法文本《道德经》,但却译成“关于道和德的书”,(Lao Tseu,Tao-Te King. b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据施博尔教授研究,这个译本至少利用了七种注本,不仅包括标准的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还有焦竑(1541--1620年)的《老子翼》和薛蕙(1489--1541年)的《老子集解》。这个译本正确地表达了《道德经》的内容,但受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认为《老子》的“道”和人们的行为、思想、判断、理性是两回事,借助“道”并不能理解神,主张采用“自然”一词,这个词既不是思想也不是理性。大多数汉学家把儒氏译本视为最佳译本。

  儒莲特别重视中国的风俗小说, 借以研究中国的民族风俗和社会特征。他认为中国小说和戏剧两种体裁比文化经典更符合欧洲人的审美趣味,一个真正的汉学家不仅要研究中国社会,还必须熟悉中国的文学作品。他首先翻译了《复仇豹》(1824),接着又译了几篇《今古奇观》中的短篇小说,《孝顺的英雄主义》(1827),《家庭的画像》(1830),最后还有长篇小说《白蛇精记》(1834)。与此同时,他正着手译一部比中国长篇小说更有趣的著作,一部由马若瑟神甫于1731年运回巴黎的蒙古时代的剧本集子《元人谱春秋》,他很快就意识到其价值,并开始翻译各式各样的剧本,先是《灰阑记》,(法译本标题为Hoei Lan Ki,ou l’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drame en prose et en vers ,1832年) ,即《包待制智勘灰阑记》,这是元代李行道(一作李行甫)写成的杂剧剧本。剧情是围绕两个母亲争夺孩子,由包拯来断案的故事。在朱利安将它译为法文之前,已有法国人耶稣会神甫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将其译为法文。这次由朱利安再次译为法文。1832年于伦敦由东方翻译基金会(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出版,该书共149页。这一法译本后来经德国作家布莱希特读过,促使布莱希特写出了剧本《高加索灰阑记》和短篇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

  之后是《赵氏孤儿》,又作《中国孤儿》,附有提供此一主题的用散文体(按,指“道白”)和诗歌体(按,指“唱词”)写成的几出历史剧本,还有一些中国小说和中国诗歌,1834年由巴黎的穆塔迪埃出版社(Paris,Moutardier)出版,该书共352页,在法国文坛上曾轰动一时,伏尔泰的悲剧也从中受到了启发。书中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赵氏孤儿》剧本的法译本;第二部分为中国小说的译本,其中还收录有《三国演义》中的《董卓之死》(法文标题为La Mort de Tongtcho)的故事法译本,是《三国演义》第三回至第九回故事的节译;第三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诗歌的法译本。

  另外他还翻译了《西厢记》和《平山冷燕》,前一本书最后一部分在他死后才出版(1873—1878)。后一部于1860年在巴黎科塞兰与迪迪埃出版社出版,他还重译了老师阿贝尔·雷米萨译过的《玉娇梨》,于1864年出版。以此向法国大众介绍欧洲人无法亲睹的中国风俗习惯。儒莲的译著还有《突厥历史资料》、《景德镇陶录》、《金瓶梅的续集》(1864)等文学作品。这些译本引起的兴趣至今不衰。

  儒莲说过对于一个真正的汉学家,“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说,他说:“若要彻底了解我们今后将与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来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

  儒莲曾撰写了一部有关制作中国瓷器的指南,书的标题为《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法文标题为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该书于1856年出版。这使得在一个世纪以前由殷弘绪神甫带回法国的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得到更新,并且运用到塞弗尔的制瓷手工业工场中去。

  儒莲在1861年写成的《辨认梵文名称和用音标示它们的方法》(法文标题为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一书,是论述梵文字词的汉字标音的,他在写作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有什么梵文—汉文指南或是诸如《翻译名义集》这类可以引用的与此有关的类书(按,《翻译名义集》,梵文标题为Mahāyutpattī或作Mahāvyutpatti,是一部年代未定的用散文写成的具有丰富内容的梵文—藏文词典;藏文的书名为Bye·bragrtogs·byed-hen-po。该书不但包括有北方佛教的专门术语,而且也载有一般词汇。书中甚至还包括有动词形式和讲话方法,按类别分项排列。它把其他词汇集里面曾为《大庄严论经》用过的律戒中的梵文形式及其表现法乃至句子都包括在内,而且把其各派的律戒都译成了藏文;因此,只要把这本书的一部分最初使用的语言加以研究,就可以对其全部词汇得到它们的含义之概念)。有了《辨认梵文名称和用音标示它们的方法》这部著作,就使得人们在翻译佛教原著时方便多了。

  儒莲是以脾气暴躁、大权独揽而著称的,他兼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和掌管行政职务的学监、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教授以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等多项职务。他和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同事们之间的争吵,闹得真是满城风雨。他在阿贝尔—雷米扎(Abel-Rémusat)门下就读时,有一位同学让·皮埃尔·纪尧姆·波蒂埃(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就曾被他当成攻击对象,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写了一本《对于遭到最近的一次诽谤恶意歪曲的可敬事实的简述》(法文标题为Simple exposé d’un fait honorable odieusement dénaturé par un libelle récent,该书于1842年出版),把波蒂埃给整治得茫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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