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枝茂夫

松枝茂夫

  松枝茂夫(1905-1995)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东方学会会员,中国文学研究家。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翻译。松枝茂夫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在日本汉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他所翻译的《红楼梦》的出版问世,在日本红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人物生平

  松枝茂夫 ( 日本,1905-1995 ),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东方学会会员,中国文学研究家。

  松枝茂夫出生于九州佐贺县。读中学时,他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

  1924年,他进入福冈高等学校,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汉学家,松枝茂夫从他那里读到了京都大学出版的《中国学》杂志合订本,其中青木正儿写的一篇《以胡适为中心的翻涌的文学革命》,使他视野为之一开,渐渐地将目光移向了中国文学。他与上海的一家书店的老板陈兆瑛通信,收到了陈寄给他的《小说月报》、《新女性》等杂志和《儒林外史》、《现代小说集》等书籍,并且还收到了不知何人寄给他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他还在学校的图书馆中读到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从中第一次知道了《红楼梦》,他对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书名十分神往,于是决定以后将投身于中国文学。在报考大学时,他第一志愿选择了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科。由于报考中文科的人太少,松枝未经考试就进入了东京大学。

  松枝茂夫是由于迷恋《红楼梦》而进入中国文学科的,他一开始的愿望就是想要钻研《红楼梦》。

  他在东大读书时,一位台湾来的留学生杨云萍向他推荐了沈复的《浮生六记》。他捧读之后,大为倾倒。他觉得沈复与一般文学家不同,“他只是将自己半生的喜怒哀乐原本原色地吐露出来。毫无装腔作势,毫无虚饰雕琢,只是一味地将人生的真实本色地写出来,然却反而产生了以往传统的文学中所没有的生动鲜活的作品。这种透发自内心的哀情自然会打动读者的心。”(松枝《浮生六记的魅力》,1981年)。

松枝茂夫

  读大学期间,他在还在基督教青年会馆开的中文书铺里买到很多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书刊,通过阅读,对中国新文学的概貌有了些了解,,写了一篇《中国文坛管窥》,刊在1929年3月号的东大的《中国哲文杂志》上。一年以后又写了一篇长达2万多字的续篇刊登在同一杂志上。这两篇长文虽然写得有点粗浅,却是日本对中国20年代的新文学进行全景式描述的最初的文字。在此之前,青木正儿、清水安三等已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有过专文介绍,《改造》杂志也在1926年7月出过现代中国专号,但松枝的这两篇文章从自己的阅读心得出发,以原文原著为记述的依据,对创造社、太阳社、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普罗文学都有较全面的论述,在日本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1928年,松枝茂夫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翌年3月自东大毕业。但毕业后一时却无法谋到职业,于是于4月7日经水陆两路来到了北京。当时吉川幸次郎恰也在北京,两人时有过从,松枝此时深感自己中国文学知识的匮乏,于是他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埋首于中国的古书之中。

  1931年10月,他从北京回到了日本。归国时他曾购买了《四部丛刊》和《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运回了日本。以后迫于生计,陆续变卖了这些图书。回国后,他在东京的上智大学和明治大学等学校中担任兼职的中文讲师,勉强维持生计。

  为补贴家用,他还与人合作编了《现代中国趣味文选》等几种教科书式的读物,由文求堂出版。文求堂是位于东京神田的一家有名的中文书店,人们常将它比作上海的内山书店。店主田中庆太郎读了松枝的《中国文坛管窥》而颇赏识他,常给予他一些关照。也是经田中的介绍,松枝在文求堂内认识了当时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松枝早年对郭就颇有好感,这一时期在书店内与郭时常见面,后来也曾访问过在市川的郭沫若寓所。

  松枝后来翻译了郭沫若的自传《北伐》和《创造十年》、《续创造十年》,分别出版于1938年和1954年。

  1935年前后,有两件事对松枝的一生都十分有意义。一是与增田涉成了知交,另一是参加了由竹内好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1934年竹内好等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时,阵容还相当薄弱,于是想到了在此领域已稍有建树的增田涉和松枝。松枝当时正处于苦闷穷困之中,于是欣然应允了竹内好等的请求。加入了研究会后,他立即感到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了这个会后,我忘却了此前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生活的重压,觉得一下子仿佛活了过来”(松枝《中国文学和我》,1969年)。

  当时研究会建立了一个讲读式的读书会,松枝主讲的是他极为喜欢的《浮生六记》。在读书会上主讲之后,松枝将其中的第一卷《闺房记乐》译了出来,收录在佐藤春夫编的《印度中国短篇集》内发表了出来。

  1938年9月,松枝译出了全书,由岩波书店出版。。松枝读的《浮生六记》,上有俞平伯的题记,由此他又喜欢上了同样有俞平伯题记的《陶庵梦忆》,在1956年译出了此书。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他译出的还有附有注释的《左传》、两卷本的《陶渊明全集》、3卷本的《中国名诗选》等许多种。

  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后,他开始将兴趣重新移到了新文学上。这一时期,他倾注精力最多的是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松枝是在日本翻译介绍周作人的最重要的人物。

  1973年,他将周作人给他的116通书函装订成3大册,在扉页上题了两句诗“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排字游戏》,1973年),表达了他对周的痴迷和敬慕。

  1936—1937年,改造社策划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大鲁迅全集》,松枝也参与了这套书的翻译,他译过的有《朝花夕拾》和一些短篇小说,增田涉译出《中国小说史略》初稿后,曾请松枝详加校对并一同附加了很多注释。1952年,竹内好与岩波书店连手,发起出版了12卷本的《鲁迅选集》,松枝翻译了《两地书》、《坟》、《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南腔北调集》、《鲁迅日记书简》等。可以说松枝是将鲁迅著作译成日文的主要译者之一。鲁迅也是他所敬仰的大家,但是在内心,他更倾心于周作人。

  当初将松枝引向中国文学的是《红楼梦》,而他一生中所费心血最多的也是《红楼梦》。

  1927年在东大中国文学科学院学习时,他到文求堂去购买了一套上海扫叶书房出的石印本《红楼梦》,后来知道上海亚东图书馆出过一种有胡适作序的新式标点本,又将其买了来,凭借一本刚出版的《中国语词典》,对照着幸田露伴等译的80回本的日译本读了起来。在毕业论文《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前言中,他充满热情地写道:“希望什么时候能将我所爱的《红楼梦》译成我所爱的日文。这是我热切的愿望。”从此,翻译《红楼梦》成了他一生的梦想。在北京的时候,他曾试着翻译过八十一、二回,但真正开始动笔,是在1932—33年间,此时他正是经济上颇为潦倒、时间上富有闲暇的时候。

  1939年,松枝受聘到位于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担任专职讲师,毕业后将近10年的贫困潦倒的生活终于告一段落。经人推荐,岩波书店拟将他译的《红楼梦》列入岩波文库出版,1941年出了3册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愈演愈烈,纸张受到了管制,第4册的出版便遭到了搁浅。

  1948年他辞去教职归返九州故里,每日埋首翻译《红楼梦》,于1950年5月译完了最后的第十三册。前后共费了约十余年时间。这件译事对松枝来说确实不轻松,搁笔之后,他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

  1972年,经岩波书店的建议,他又开始对《红楼梦》进行全面的重译,费时13年,至1985年出齐了《红楼梦》的新版本。

  在与中国同时代的作家的交往中,除了郭沫若、周作人之外,俞平伯和沈从文是他经常提及的两位。他几乎没有译过俞平伯的文字,但在译《红楼梦》、《浮生六记》及《陶庵梦忆》时,受到俞的不少影响。

  1943年2月,他从长崎坐船到中国去旅行。在北京,与竹内好同去访问了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造访俞平伯的住所,会见的话题主要谈及中国文化。

  1938年,他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沈从文的作品使松枝有一种心灵受到震颤的感动。他在译完《边城》的后记中写道:“通过这里所叙述的诗一般的故事,使我们懂得了真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纯真可爱的民族,这使我感到欣悦。”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人是一个旧文明中毒过深、趋于堕落衰老的民族,“我们的这种观念性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堕落了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不也还潜藏着真正的中国人么?我坚信这一点,我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探寻介绍这样的中国人,因此,这部《边城》使我感到无限的喜悦。”由于当时正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年代,松枝无法将日译本寄送给沈从文。

  1948年,冰心夫妇来日本时,松枝托冰心将《边城》转赠给沈从文。这一年6月,他收到了沈从文给他的第一封信。沈始终珍藏着这部日译本,历经了多次的政治灾难后,这本书竟然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松枝后来曾几次写信给沈从文,但迫于政治形势,沈一直未敢复函。

  1982年秋,沈从文访问日本,松枝特意去旅馆看望,已互相神交多年的一对老人始得初次相会。松枝热情地延请沈从文到他曾任教多年的东京都立大学去演讲,盛况空前。后来听人说沈从文喜欢古典音乐,他又托人带去几盘肖邦等西洋古典音乐的磁带。

  1988年5月接到沈从文去世的讣闻,松枝深感悲痛,立即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战后,松枝茂夫除了乡居的两年多外,曾先后在东京大学、北九州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处任教,其中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时间最长。松枝茂夫是一位非常勤勉的人,他一生中译出的中国文学作品大约有几十种,近千万字,在传播中国文学上功绩卓越。

学术生涯

松枝茂夫译《聊斋志异》

  1905松枝茂夫出生于九州佐贺县。读中学时,他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1924年,他进入福冈高等学校,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汉学家,松枝茂夫从他那里读到了京都大学出版的《中国学》杂志合订本,其中青木正儿写的一篇《以胡适为中心的翻涌的文学革命》,使他视野为之一开,渐渐地将目光移向了中国文学。他与上海的一家书店的老板陈兆瑛通信,收到了陈寄给他的《小说月报》、《新女性》等杂志和《儒林外史》、《现代小说集》等书籍,并且还收到了不知何人寄给他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他还在学校的图书馆中读到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从中第一次知道了《红楼梦》,他对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书名十分神往,于是决定以后将投身于中国文学。

  在报考大学时,他第一志愿选择了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科。由于报考中文科的人太少,松枝未经考试就进入了东京大学。松枝茂夫是由于迷恋《红楼梦》而进入中国文学科的,他一开始的愿望就是想要钻研《红楼梦》。他在东大读书时,一位台湾来的留学生杨云萍向他推荐了沈复的《浮生六记》。他捧读之后,大为倾倒。他觉得沈复与一般文学家不同,“他只是将自己半生的喜怒哀乐原本原色地吐露出来。毫无装腔作势,毫无虚饰雕琢,只是一味地将人生的真实本色地写出来,然却反而产生了以往传统的文学中所没有的生动鲜活的作品。这种透发自内心的哀情自然会打动读者的心。”(松枝《浮生六记的魅力》,1981年)。

  读大学期间,他在还在基督教青年会馆开的中文书铺里买到很多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书刊,通过阅读,对中国新文学的概貌有了些了解,写了一篇《中国文坛管窥》,刊在1929年3月号的东大的《中国哲文杂志》上。一年以后又写了一篇长达2万多字的续篇刊登在同一杂志上。这两篇长文虽然写得有点粗浅,却是日本对中国20年代的新文学进行全景式描述的最初的文字。在此之前,青木正儿、清水安三等已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有过专文介绍,《改造》杂志也在1926年7月出过现代中国专号,但松枝的这两篇文章从自己的阅读心得出发,以原文原著为记述的依据,对创造社、太阳社、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普罗文学都有较全面的论述,在日本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松枝茂夫译《阿Q正传》

  1928年,松枝茂夫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翌年3月自东大毕业。但毕业后一时却无法谋到职业,于是于4月7日经水陆两路来到了北京。当时吉川幸次郎恰也在北京,两人时有过从,松枝此时深感自己中国文学知识的匮乏,于是他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埋首于中国的古书之中。1931年10月,他从北京回到了日本。归国时他曾购买了《四部丛刊》和《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运回了日本。以后迫于生计,陆续变卖了这些图书。回国后,他在东京的上智大学和明治大学等学校中担任兼职的中文讲师,勉强维持生计。为补贴家用,他还与人合作编了《现代中国趣味文选》等几种教科书式的读物,由文求堂出版。文求堂是位于东京神田的一家有名的中文书店,人们常将它比作上海的内山书店。店主田中庆太郎读了松枝的《中国文坛管窥》而颇赏识他,常给予他一些关照。也是经田中的介绍,松枝在文求堂内认识了当时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松枝早年对郭就颇有好感,这一时期在书店内与郭时常见面,后来也曾访问过在市川的郭沫若寓所。松枝后来翻译了郭沫若的自传《北伐》和《创造十年》、《续创造十年》,分别出版于1938年和1954年。 

  1935年前后,有两件事对松枝的一生都十分有意义。一是与增田涉成了知交,另一是参加了由竹内好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1934年竹内好等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时,阵容还相当薄弱,于是想到了在此领域已稍有建树的增田涉和松枝。松枝当时正处于苦闷穷困之中,于是欣然应允了竹内好等的请求。加入了研究会后,他立即感到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了这个会后,我忘却了此前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生活的重压,觉得一下子仿佛活了过来”(松枝《中国文学和我》,1969年)。当时研究会建立了一个讲读式的读书会,松枝主讲的是他极为喜欢的《浮生六记》。在读书会上主讲之后,松枝将其中的第一卷《闺房记乐》译了出来,收录在佐藤春夫编的《印度中国短篇集》内发表了出来。1938年9月,松枝译出了全书,由岩波书店出版。松枝读的《浮生六记》,上有俞平伯的题记,由此他又喜欢上了同样有俞平伯题记的《陶庵梦忆》,在1956年译出了此书。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他译出的还有附有注释的《左传》、两卷本的《陶渊明全集》、3卷本的《中国名诗选》等许多种。

松枝茂夫译《周作人随笔》

  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后,他开始将兴趣重新移到了新文学上。这一时期,他倾注精力最多的是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松枝是在日本翻译介绍周作人的最重要的人物。1973年,他将周作人给他的116通书函装订成3大册,在扉页上题了两句诗“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排字游戏》,1973年),表达了他对周的痴迷和敬慕。1936-1937年,改造社策划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大鲁迅全集》,松枝也参与了这套书的翻译,他译过的有《朝花夕拾》和一些短篇小说,增田涉译出《中国小说史略》初稿后,曾请松枝详加校对并一同附加了很多注释。1952年,竹内好与岩波书店连手,发起出版了12卷本的《鲁迅选集》,松枝翻译了《两地书》、《坟》、《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南腔北调集》、《鲁迅日记书简》等。可以说松枝是将鲁迅著作译成日文的主要译者之一。鲁迅也是他所敬仰的大家,但是在内心,他更倾心于周作人。 

  当初将松枝引向中国文学的是《红楼梦》,而他一生中所费心血最多的也是《红楼梦》。1927年在东大中国文学科学院学习时,他到文求堂去购买了一套上海扫叶书房出的石印本《红楼梦》,后来知道上海亚东图书馆出过一种有胡适作序的新式标点本,又将其买了来,凭借一本刚出版的《中国语词典》,对照着幸田露伴等译的80回本的日译本读了起来。在毕业论文《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前言中,他充满热情地写道:“希望什么时候能将我所爱的《红楼梦》译成我所爱的日文。这是我热切的愿望。”从此,翻译《红楼梦》成了他一生的梦想。在北京的时候,他曾试着翻译过八十一、二回,但真正开始动笔,是在1932-33年间,此时他正是经济上颇为潦倒、时间上富有闲暇的时候。1939年,松枝受聘到位于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担任专职讲师,毕业后将近10年的贫困潦倒的生活终于告一段落。经人推荐,岩波书店拟将他译的《红楼梦》列入岩波文库出版,1941年出了3册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愈演愈烈,纸张受到了管制,第4册的出版便遭到了搁浅。1948年他辞去教职归返九州故里,每日埋首翻译《红楼梦》,于1950年5月译完了最后的第十三册。前后共费了约十余年时间。这件译事对松枝来说确实不轻松,搁笔之后,他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1972年,经岩波书店的建议,他又开始对《红楼梦》进行全面的重译,费时13年,至1985年出齐了《红楼梦》的新版本。 

  在与中国同时代的作家的交往中,除了郭沫若、周作人之外,俞平伯和沈从文是他经常提及的两位。他几乎没有译过俞平伯的文字,但在译《红楼梦》、《浮生六记》及《陶庵梦忆》时,受到俞的不少影响。1943年2月,他从长崎坐船到中国去旅行。在北京,与竹内好同去访问了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造访俞平伯的住所,会见的话题主要谈及中国文化。

松枝茂夫翻译《边城》

  1938年,他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沈从文的作品使松枝有一种心灵受到震颤的感动。他在译完《边城》的后记中写道:“通过这里所叙述的诗一般的故事,使我们懂得了真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纯真可爱的民族,这使我感到欣悦。”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人是一个旧文明中毒过深、趋于堕落衰老的民族,“我们的这种观念性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堕落了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不也还潜藏着真正的中国人么?我坚信这一点,我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探寻介绍这样的中国人,因此,这部《边城》使我感到无限的喜悦。”由于当时正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年代,松枝无法将日译本寄送给沈从文。1948年,冰心夫妇来日本时,松枝托冰心将《边城》转赠给沈从文。这一年6月,他收到了沈从文给他的第一封信。沈始终珍藏着这部日译本,历经了多次的政治灾难后,这本书竟然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松枝后来曾几次写信给沈从文,但迫于政治形势,沈一直未敢复函。1982年秋,沈从文访问日本,松枝特意去旅馆看望,已互相神交多年的一对老人始得初次相会。松枝热情地延请沈从文到他曾任教多年的东京都立大学去演讲,盛况空前。后来听人说沈从文喜欢古典音乐,他又托人带去几盘肖邦等西洋古典音乐的磁带。1988年5月接到沈从文去世的讣闻,松枝深感悲痛,立即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战后,松枝茂夫除了乡居的两年多外,曾先后在东京大学、北九州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处任教,其中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时间最长。松枝茂夫是一位非常勤勉的人,他一生中译出的中国文学作品大约有几十种,近千万字,在传播中国文学上功绩卓越。

人物年表

  松枝茂夫译《水浒传》1905松枝茂夫出生于九州佐贺县。

  1924年,他进入福冈高等学校。

  1929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赴中国留学。

  1934年与竹内好等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

  1936-1937年参加日本改造社《大鲁迅全集》(7卷本)的编译,翻译《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唐宋传奇集序例》等。

  1939年受聘到九州帝国大学担任专职讲师。

  1940年参加《现代中国随笔集》的编译。

  1941年任九州帝国大学副教授。

  1942-1944年参加《东洋思想丛书》(83种,日本评论社刊)的编写,主编第28种《<红楼梦>与<水浒传>》。

  1943年从长崎坐船到中国旅行。

  1946年与增田涉合编《鲁迅作品集》(2卷)。

  1947年任东京大学副教授。

  1948年辞去教职归返九州故里。

  松枝茂夫《中国的童话》1946-1951年翻译完成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前八十回据戚本、后四十回据亚东书局本),这是国外首次译出的全本《红楼梦》。

  1952年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兼任北九州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并从事“红楼梦——作品与作者的研究”,以及“鲁迅研究”。

  1959-1961年任《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18-19卷《今古奇观》、第21-22卷《聊斋志异》及第32卷《历代随笔集》。

  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

  1965年参加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室《中国的八大小说》第2部《近世长篇小说的世界》的编写,撰写《红楼梦的文学》等。

  1965-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

  1968年从东京都立大学定年退职,获名誉教授之称,任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1970-1972年任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25卷《宋元明通俗小说选》、第40-41卷《聊斋志异》、第56卷《记录文学集》和第59卷《历代笑话集》。

  1970-1974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国文学部分的修订。

  1973年参加《万有百科大事典》(24卷本,小学馆刊)第1卷《文学》的编写。

  1976年参加《中国的古典名著总解说》(自由国民社刊)的编写。

  1995年逝世。

著作年表

  1929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赴中国留学。1934年与竹内好等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

  1936—1937年参加日本改造社《大鲁迅全集》(7卷本)的编译,翻译《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唐宋传奇集序例》等。

  1939年受聘到九州帝国大学担任专职讲师。

  1940年参加《现代中国随笔集》的编译。

  1941年任九州帝国大学副教授。

  1942—1944年参加《东洋思想丛书》(83种,日本评论社刊)的编写,主编第28种《<红楼梦>与<水浒传>》。

  1943年从长崎坐船到中国旅行。

  1946年与增田涉合编《鲁迅作品集》(2卷)。

  1947年任东京大学副教授。

  1948年辞去教职归返九州故里。

  1946—1951年翻译完成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前八十回据戚本、后四十回据亚东书局本),这是国外首次译出的全本《红楼梦》。

  1952年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兼任北九州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并从事“红楼梦——作品与作者的研究”,以及“鲁迅研究”。

  1959—1961年任《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18—19卷《今古奇观》、第21—22卷《聊斋志异》及第32卷《历代随笔集》。

  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

  1965年参加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室《中国的八大小说》第2部《近世长篇小说的世界》的编写,撰写《红楼梦的文学》等。

  1965—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

  1968年从东京都立大学定年退职,获名誉教授之称,任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1970—1972年任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25卷《宋元明通俗小说选》、第40—41卷《聊斋志异》、第56卷《记录文学集》和第59卷《历代笑话集》。

  1970—1974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国文学部分的修订。

  1973年参加《万有百科大事典》(24卷本,小学馆刊)第1卷《文学》的编写。

  1976年参加《中国的古典名著总解说》(自由国民社刊)的编写。

主要学术成果

  《中国文坛管窥》(《中国哲文杂志》,1929年3月号)

  《现代中国随笔集》(东成社,1940年);

  《红楼梦》1-3册(岩波文库1941年);

  《鲁迅作品集》(2卷,东西出版社,1946年);

  《中国的小说》(白日书院,1948年);

  《红楼梦》(平凡社,1951年);

  《聊斋志异》(2卷,平凡社,1963年);

  《中国笑话选——与江户笑话的交流》(平凡社,1964年);

  《陶渊明》(筑摩书房,1966年);

  《红楼梦》(岩波书店,1985年出齐);

  《松枝茂夫文集》(研文出版社,1998年-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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